第八章2
第八章2
他在我之前就去了紐約；因為郵船出發的時間是由他安排。思兔閱讀
這時候有兩條船在港內，他說其中有一隻不久就要起航。
我就請他告訴我這個確切的時間，以便不會因為我的任何耽擱而錯過了她。
他的回覆是：「我已經告訴他們讓他們下個星期六出發；但是我應該告訴你，不要告訴別人，你最好是星期一早上到那，你一定要準時去，不要再耽擱了。」
由於在渡口有些事的耽擱，我到達的時候已經是星期一的中午了，我非常擔心我又錯過了這次機會，因為這天順風；但是後來我就放心了，因為有人告訴我這船還在港內，明天才出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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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以為我馬上就要到歐洲去了，我也以為我會很快離開；但是那時我還不是很了解他貴族的性格，優柔寡斷是他性格中最強的一個特徵。
我會舉一些例子來證明這一點的。
我到達紐約大概是4月初的樣子，然後我想大概在6月末左右才出發那時有兩條郵船，都呆在港內很久了，這都是為等將軍的信件而被扣留住了，他總是說信件第二天就可以寫好。
又來了一條郵船也被扣留下了，在我們啟航之前，第四條郵船都快要來了。
我們的那條船最先出發，因為她留在港內的時間最久了。
所有船隻的艙位都定好了，有些旅客等得十分焦急，非常渴望動身，商人們則為他們的信件擔憂，為他們已經付過保證金（因為這是在戰時）的訂購單擔心！但是他們的焦慮是毫無用處的；因為勞登勳爵的信還是沒有寫好；而且每個拜訪他的人都發現他整天拿著筆，伏案疾書，還以為他寫的東西非常多呢。
有天上午我親自去問候他，在他的會客室里我碰見了一個從費城來的使者，名叫伊倪斯，他特地從費城來為丹尼州長送一個小包裹給將軍的。
他交給我幾封信，都是我費城朋友寄來的，我就問他什麼時候回去，在什麼地方歇腳，以便我可以托他帶幾封信回去。
他說將軍命令他第二天上午九時來取給州長的回信，然後立刻動身。
我在當天就把信交給了他。
兩星期後我們又在老地方碰到了。
我就跟他打招呼：「好啊，你這麼快就又回來了，伊倪斯？」
「回來了？
！哦，不，我還沒回去呢！」
「這是怎麼回事啊？」
「這兩個星期以來，我每天上午都奉命在這裡來拿勞登勳爵給州長的信，可是信總沒有寫好。」
「這怎麼會呢？
他是一個非常勤於動筆的人，我看他每天都坐在案頭上不停地書寫呢！」
伊倪斯說：「是呀，但是他活像GG上的聖喬治一樣，『永遠騎在馬上，卻寸步不前』」。
這位使者的觀察看起來很有道理，因為，我在英國的時候就聽說皮特先生撤換這位將軍的理由，就是這位大臣從來都沒有接到過他的報告，無法知道他在幹些什麼。
後來就派阿默斯特和烏爾夫兩位將軍接替他。
由於每天都期待著啟航，而且3艘郵船都要開往桑地胡克，加入那裡的艦隊隨他們一起出發，所以乘客們都認為最好是呆在船上，免得郵船突然起航而耽誤了行程，所以他們就在艙里呆著。
假如我沒有記錯的話，我們就這樣在船上呆了大概6個星期，消耗了航行用的糧食，又不得不去添購。
最後艦隊終於出發了，那位將軍和他的全軍都坐了船到路易堡去，目的是去圍攻和奪取那個要塞，所有隨行的郵船接到命令要保護將軍乘的船，等到他的公文一寫好就可立刻接過來。
我們在海上等了5天，才接到一封公文，准許我們離開，這時我們才離開艦隊，第一次開往英國。
他繼續扣留著其他的兩隻郵船，把他們帶到哈利法克斯，在那裡他停留了一段時期，訓練他的部隊向假設的炮台進行攻擊演習，接著他就放棄了攻打路易堡的計劃，帶著全部的人馬跟那兩條郵船又回到了紐約！在他不在的那段時間裡，法蘭西人和他的奴隸們就攻下了路易堡，在這個州的邊境上，他們的奴隸們還屠殺了許多已經投降的衛戍隊官兵。
後來我在倫敦遇見了邦納船長，他當時指揮了其中的一隻郵船，他告訴我說，當他被扣留了一個月以後，他就告訴勞登勳爵他的船底長滿了海藻貝殼等物，已經到了會影響他航行速度的程度，這對郵船來說上是很嚴重的問題，因此，他就請求給他一點時間，以便把船拉起來清除船底。
將軍問他需要多少時間，他回答說3天。
將軍回答說：「如果你能夠一天就搞好的話，我就答應，否則就不行，因為後天你一定要起航了。」
這樣他的請求從未獲得批准，儘管事後這隻船一天又一天地被扣留了足足3個月之久。
在倫敦我也見到邦納船長的一位乘客，他氣憤極了，因為勞登勳爵欺騙了他把他擱置在倫敦那麼久，後來把他帶到哈里法克斯，又把他帶回來，他發誓他一定會提出訴訟要求賠償。
至於後來他有沒有提出訴訟，我就不知道了，不過根據他所說的，他所遭受的損失是相當可觀的。
大體上講，我很驚奇為什麼像這樣一個人會掌管如此重要的軍政大權。
但是後來看多了上層社會的是是非非，以封官賜爵的目的不擇手段地攫取，就不再那麼驚奇了。
薛力將軍，他在布萊德多克將軍死後繼任了他的職位，依我看，如果他不被免職的話，在1757年就會取得比勞登更好的戰績。
勞登輕舉妄動，奢靡浪費，使我們國家蒙受了難以想像的恥辱。
儘管薛力不是一個正規軍人，沒有接受過什麼嚴格的軍事訓練，但他是個明智的，有遠見的人，而且善於聽取別人有益的建議，而且有能力做出明智的計劃，並且積極迅速地將其付諸實施。
相反的，勞登勳爵在這次保衛戰中投入了他的大軍，讓他們完全暴露在敵軍的面前而他自己卻在哈利法克斯悠閒地神氣。
這樣，我們就丟失了喬治堡壘，他打亂了我們的商業活動，破壞了我們的貿易，長期對糧食出口的禁運，使得我們的商業感到走投無路。
雖然禁止糧食出口是為了對敵人實行戰略物資的封鎖，但實際上只是為了壓低糧食的價格，以便軍中伙食承包人可以從中漁利，這是聽說來的，也許僅僅是猜的，他也參與了其中的交易呢。
最後當禁令撤消時，因為忘了把這個通知送到查爾斯鎮去，使得停在卡羅萊納的艦隊多停留了3個月，因此他們的船底遭受了嚴重的蟲蛀，以致大部分的船隻在歸途中沉沒了。
薛力，我個人認為，他對於自己的免職應該是樂意的，因為，對於一個不諳軍事的人來說指揮一個龐大的軍隊簡直就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在費城人民歡迎勞登將軍就任的酒宴上，我看到免了職的薛力也出席了。
當時有很多軍官、市民和陌生人參加，因此椅子不夠，就像附近的居民借了一些來，其中一把椅子很低，恰巧，薛力就坐在上面。
我在他旁邊看見了，就對他說：「先生，他們給你的座位太低了！」
他說：「沒有關係，富蘭克林先生，我覺得低的座位最舒適。」
在我逗留紐約期間，我收到了替布萊德多克將軍採辦糧食等物品的各種帳單，在這以前，有些帳單我還沒來得及從我僱傭的採辦員那裡收回，我把帳單送到勞登勳爵那裡，請求償付餘數。
他命令主管人員對這些帳單加以徹底的審查，那位軍官核對每一張發款員的支票。
但是他一再拖延，雖然我經常按約定的時間去取，我一直沒有拿到。
最後，在我動身前，他告訴我說經過仔細考慮以後，他決定不把他的帳單和他前人的帳單混在一起。
他說：「你到了英國，只要把你的帳單送給國庫，他們馬上就會把餘款還給你。」
我在前面提到過在紐約滯留了一段時間，因而使我不得不支出巨大的額外的費用，所以我要求立即付款。
我指出我辦理採購時並未支取佣金，因此他們應當立即償還我所墊付的款項，不應當再增加我的麻煩，也不能讓這件事再拖延下去了。
聽到這樣的話，他說：「唉呀，先生，你不要以為我們就相信你沒有從中得到什麼好處，這些事情我們很了解，我們知道所有的與軍隊採辦有關的人員，他們都有辦法從中中飽私囊的。」
我使盡了辦法讓他確信我的情況並非如此，我並沒有因此賺一文錢，但是他顯然還是不相信我的話。
後來，我確實聽說了有人常從這樣的工作中發大財。
至於他們對我的欠款，至今還沒有償還，以後我還要提到的。
在我們出發前，我們的船長大大地誇獎了他那隻船的速度很快。
但是不幸的是，航行開始後，就證明它是96隻船中行動最慢的一隻了，這使得船長非常沮喪。
關於行動遲緩的原因船長做了很多假設，這時，我們遇上了一條和我們行動差不多緩慢的船隻，然而，那隻船卻趕上我們了。
船長就命令全體人員跑到船尾去，儘可能地站在旗杆附近。
連乘客在內，我們約共有40人。
當我們站在船尾的時候，我們船的速度明顯加快了，不久就趕上了她附近的那條船，並把她甩在了後面。
這就證明我們的一個設想，船速度慢的原因是因為在船頭上放的重物太多了。
看起來，大桶的淡水全放在船頭是主要的原因了；因此船長就命令都把他們移到後面去，這樣一來，我們的船就恢復了它的特性，成為全隊中最快速的帆船了。
那位船長說這條船最高的速度，曾經達到過13英里，因此照這樣的計算起來，也就是每小時13英里了。
我們都站在甲板上，一個乘客，甘迺迪上校，他極力辯說這是不可能的，沒有船會開得這麼快，一定是船長把測線上的表度弄錯了，或是投擲測線的時候出了毛病。
他們兩個人就打賭，等到順風的時候就可以決出勝負。
於是甘迺迪就仔細察看那根測線，認為滿意後，他就自己親自動手來測量。
過了幾天，當風力很強，又是順風的時候，郵船的船長說路特威說他相信當時船行的速度是13英里，甘迺迪就進行了測量實驗，但他賭輸了。
我記載上面這個事實是為了證明下面的觀察。
據說，在造船的工藝中一個缺陷，一般人們不容易發現它，直到船下水航行了以後人們才知道它的好壞；因為，儘管你按著一條好船的樣式來造，但等你造好了以後往往會得到相反的結果，新船反而變得相當呆板，不靈活。
我想這一部分可能是由於海員們對於裝貨、裝帆和駛帆的方式各不相同，每人都有他自己獨到的辦法。
同一條船在一個船長的判斷和命令下裝貨，行駛起來也許會比在另一個船長的指揮下或快或慢。
並且，沒有一條船是由同一個人製造、裝備和駕駛的。
一個人造船身，另一個裝帆，3個人裝貨和行駛它，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能夠完全了解其他人的思想和經驗，因此當這幾方面合在一起的時候，就很難得到正確的結論了。
即使在海上簡單的駕駛技術方面，我也常常看到在不同的值班時間裡，不同船員的做法不同，雖然風力並沒有變大或變小。
一個船員比另一個把帆蓬扯到多一些或少一些，這樣看起來，駕駛技術方面就似乎沒有一個可供參考的規則。
然而，我想或許可以做一系列的實驗：首先，決定最佳航速的船身式樣；第二，最合適的桅杆尺寸和放置桅杆最合適的尺寸位置；接著帆蓬的式樣、數量和跟著不同風向的不同扯帆的方式；最後是裝貨的方法。
這是一個實驗的年代，我想這樣一系列的精確設計和與之匹配的實驗應該是大有用處的。
因此，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一些聰明的科學家們會從事這樣的研究的，我真心祝福他們成功！
在海上航行的時候我們遭遇了幾次敵人的攻擊，但是我們比任何人都走得快，在30天之內我們就行到了淺水地區了。
我們的航海測量很準確，船長根據他的判斷把我們帶到靠我們港口法爾莫斯非常近的地方，如果我們在夜間快速航行的話，那麼早晨我們或許就停在港口了，而且夜間航行還可以避開敵方船隻的注意，因為他們常在海港附近巡邏。
於是我們就拉起了所有的帆，那天風力也強，我們向前航行著，速度非常快。
船長在測量後定了航線，我們還以為可以遠遠地避開西黎群島；但是在聖喬治海峽里似乎時不時地有一股強烈的對岸流，它經常使海員們上當，曾經使克勞斯萊薛夫爾爵士的艦隊覆沒。
這股對岸流很有可能就是我們出事的原因。
我們派了一個人在船頭看守，還不時地提醒他：「仔細看前面的地方！」
他就回答：「是，是」；但很有可能他這個時候正閉著眼睛打瞌睡呢；他們有時候只是機械地回答，因為他連我們前面的燈都沒有看到，那個燈恰好藏在副帆當中，所以掌舵的和其他值班的人都沒有看到，還是由於船身偶然的一偏才發現了這個大危險，我們這個時候離它很近了，這個等在我看來似乎有車輪那麼大。
這時侯正是午夜時分，我們的船長睡得正香，但是甘迺迪上校跳到了甲板上，看到了危險，就命令我們調轉船頭，把所有的風蓬都扯住，停止向前航行；這樣的操作對桅杆來說是非常危險的，但是這樣一來倒使我們逃脫一場沉船的劫難。
因為我們那時正向安裝燈塔的岩石衝去。
這次脫險使我非常強烈地感到燈塔的作用，也使得我決心提倡在美洲建立更多的燈塔，假如我能夠生還回美洲的話。
早上通過聲納等儀器的測試，我們發現我們就在海港附近，但是我們眼前的大陸卻被蒙上了厚厚的一團霧。
大概在九點的時候，霧才開始散去，就像在戲院裡帷幕一樣，霧在水下慢慢升起；在霧下面我們看到了法爾莫斯的市鎮、港內的船隻和四周的田野。
對那些長時期以來除了單調的大海就別無所見的人來說這真是一幅動人的景畫，同時使我們感到快樂的是現在我們不必再為戰爭焦慮了。
我和我兒子立刻出發到倫敦去了，在路上我們只稍稍停留了一下，參觀索爾茲伯里平原上的史前石柱，還有在威爾頓的彭布羅克勳爵的私邸、花園以及他的非常珍奇的古玩。
我們在1757年7月27日到達了倫敦。
到這裡自傳結束了，並由溫姆湯普富蘭克林和他的後繼者們出版，接下來的文章是富蘭克林博士在他的晚年所寫的，在畢哥婁先生的版本（1868版）里第一次用英語刊印出來。
當我們一到倫敦，查理先生早已替我安排好了寓所，我就去拜訪了富特吉爾博士，有人向他大力推薦我，還有人建議我向他諮詢有關我的訴訟的程序。
他反對馬上向政府提出控告，主張先跟領主們商量商量，經過朋友們的調停和勸導，領主們或許願意友好解決這件事。
接著，我又去訪問了老朋友和信使皮特柯立迅先生，他告訴我那個維吉尼亞大商人約翰韓布雷要求他，我一到就馬上通知他，他會把我引見給格蘭威爾勳爵，這位勳爵是樞密院的議長，他希望能夠儘快見到我。
我同意第二天上午與韓不雷同去。
於是他就來接我，我們坐在他的馬車上一起去見那位貴人。
格蘭威爾勳爵待我非常謙恭，他詢問了一些有關美洲現狀的問題，我們交換了一下意見，接著他就對我說：「你們美洲人對於自己的政體有一種錯誤的認識：你們力爭的國王對他的州長的訓令並不是法律，並不能如你們所想的那樣隨意遵守。
但是這些訓令個別公使出國時所帶的有關細小禮節方面的袖珍指南是不同的，他們首先是由熟悉法律的法官們起草的，然後在樞密院裡經過深思熟慮、討論、修改，最後由國王簽署。
所以這些訓令，從你們的角度來看是國法，因為英王是『殖民地的立法者』。」
我告訴勳爵這對我來說是全新的規矩。
我總是按我們的特點來理解，認為我們的法律就是由我們議會制定的，當然要報請國王批准，但是國王批准了以後他就不能再隨意更改他們，並且議會也不能不經過國王的批准就制定永久性的法律，同時不經過議會的同意國王也不能制定法律。
他堅持我這樣的想法是錯誤的，但我並不這樣認為，然而，與勳爵的談話使我對於英王政府對我們的可能的想法有點擔心，我一回到寓所，就把這次談話記錄下來了。
我記得大概在20年之前，內閣向國會提出的議案中有這麼一個條款：提出把國王的訓令當作殖民地的法律，但是眾議院否決了它，當時我們還因此擁護他們，以為他們是我們的朋友，自由的友人。
到了1756年從他們對我們的行動中來看，他們以前拒絕授予國王這一統治權目的只不過是為了替自己保留這一特權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