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群體的信念和意見的變化範圍
（1）牢固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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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的解剖學特徵和心理特徵有很多相似之處。思兔閱讀我們對不同時代的某種生物進化解剖研究，會看到一些不易改變或只有輕微改變的因素，它們的改變得以地質年代來計算。除了這些穩定的、不可摧毀的特徵之外，也會看到一些極易變化的特徵，如畜牧可以增加某些動物的產肉量，園藝技術可以改變植物的開花方式或果實產量等，這些都是很容易就能改變的特徵，它們甚至能改變得讓觀察者看不到原有的基本特徵。
在道德特徵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同樣的現象。
一個種族，除有不可變的心理特徵外，也有一些可變因素。因此，在研究一個民族的信仰和意見時，在一個牢固的基礎結構之上，有無數嫁接在上面的意見，其變化之多比得上岩石上的流沙。
群體的意見和信念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重要而持久的信仰，它們能保持千百年不變，該民族的文明也許就是以它為基礎。例如，過去的帝國主義、基督教和新教，當代的民族主義原則、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等。另一類是一些短暫易變的意見，它們通常是每個時代一些普及學說的產物，隨著時代而自生自滅，影響文學藝術的各種理論就是這類意見，它們不過是一池深水的表面不斷出現和消失的漣漪，如那些產生浪漫主義、自然主義或神秘主義的理論一樣。這些意見都是表象的，如同時尚一樣多變。
偉大且普及度較高的信仰數量十分有限，它們的興衰是每一種文明種族歷史上令人矚目的重大事件，是構成文明的真正基礎。
用一時的意見影響大眾的頭腦不難，想讓一種信仰在其中長久紮根卻極為不易。一旦這種信念得到確立，要想根除它也同樣困難，只有暴力革命才能對它們進行革新。即使某些信念對人們的頭腦已完全失去控制力，也得藉助於革命來斬草除根。革命的使命是清理幾乎已經被人們拋棄的東西，因為慣性存在，阻礙著人們完全放棄它們。一場革命的開始，就是一種信念的終結。
關於某種信念開始衰亡的確切時刻，我們很容易就辨認出來。在它的價值開始被質疑時，它的影響力便走向衰退。一切普及的信念不過是一種虛構，它唯一的生存條件就是它不被理性審察。
不過，即使一種信念已經搖搖欲墜，根據它建立起來的制度仍有相當強大的力量，這使該信念消失得十分緩慢。當信念的餘威盡失時，建於其上的一切也會被社會摒棄。迄今為止，沒有哪個民族能夠在不準備更新全部文明因素的情況下轉變自己的信仰。這個民族會在轉變過程中，慢慢接觸新的普及觀念，直到停下腳步完成這種新信念為止，在此之前，該民族的群體會處在一種無政府狀態中。普及性的信念是文明不可缺少的柱石，它們決定著每個民族的思想傾向。只有它們能夠激發信仰，形成責任意識入主群體大腦。
各民族一直清楚獲得普及性信念的好處，他們本能地知道，這種信念的消失是民族衰敗的信號。羅馬人能夠征服世界的信念，是他們對羅馬的狂熱崇拜；當這種信念壽終正寢時，羅馬文明也走向沒落。至於那些毀滅了羅馬文明的野蠻人，只有當他們接受了某種共同信念後團結一致，成為有組織有紀律的群體，擺脫了無政府狀態時，才能做到這一點。
各民族在捍衛自己意見時，態度非常不寬容。顯然，事出有因。這種對哲學批判表現出來的不寬容，是一個民族生命中最必要的品質。在中世紀，正是為了尋求或堅持普及性信仰，才有那麼多發明創新者被送上火刑柱，即使他們逃脫了殉道，也難免死於絕望。也正是為了捍衛這些信念，世界上才經常上演一幕幕最可怕的悲劇，才有成千上萬的人戰死沙場或將要死在那裡。
建立普及性信念的道路可謂困難重重，不過，一旦它站穩了腳跟，便長期具有不可征服的力量，無論從哲學上看它多麼荒謬，都會進入最清醒的頭腦。古代地中海東部地區的腓尼基人信奉火神莫洛克，祭拜這東西，得以兒童作為祭品。如此野蠻的宗教神話，在超過1500年的時間裡，歐洲各民族竟然一直認為它是不容置疑的。當然，僅是從哲學上看來，它是野蠻的。但就是這個如此野蠻的信仰，卻創造出了一種全新的文明，使人類窺見了大量迷人的夢境和希望，是的，群體只需要夢境和希望，他們並不想知道得更多。
聖父耶和華竟然因為自己創造出來的動物——人不聽話，便進行自我報復，讓其兒子耶穌承受可怕的酷刑。長達1000多年，居然一直沒人發現這個神話荒謬至極，包括有著過人天賦的人，如義大利天文學家伽利略、英國物理學家牛頓、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等，居然也沒有想到過這類神話的真實性十分可疑。普及性信仰有催眠作用，沒有任何事情比這個事實更典型，也沒有任何事情能更確切地表明，我們的理性和智慧有著令人汗顏的局限性。
一旦新的教條在群體的頭腦中紮根，就會成為鼓舞人心的源泉，它由此會發展出各種制度、藝術和生活方式。在這種環境之下，它對人們實行著絕對的控制。實幹家一心要讓這種普遍接受的信仰變成現實，立法者一心想把它付諸實行，哲學家、藝術家和文人全都醉心於如何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表現它，除此之外再無他想。
從基本信念中可以衍生出一些短暫的觀念，但它們都帶著那些信念賦予它們的印記。無論是埃及文明、中世紀的歐洲文明，還是阿拉伯地區的穆斯林文明，都是寥寥幾種宗教信仰的產物，這些文明中即使最微不足道的事物，也都留下了它們一眼就能辨認出來的印記。
因此，幸虧有這些普及性信念，每個時代的人都在一個由相似的傳統、意見和習慣組成的基本環境中成長，他們不能擺脫這些東西的桎梏。人的行為首先受他們的信念支配，也受由這些信念形成的習慣支配。這些信念調整著我們生活中最無足輕重的行動，最具獨立性的精神的人也擺脫不了它們的影響。在不知不覺中支配著人們頭腦的暴政，是唯一真正的暴政，因為你無法同它作戰。不錯，於公元前42年至公元37年在世的古羅馬皇帝提比略、中國元朝皇帝成吉思汗和法蘭西皇帝拿破崙都是可怕的暴君，但是躺在墳墓深處的摩西、佛祖、耶穌和穆罕默德，卻對人類實行著更深刻的專制統治。推翻一個暴君可以秘密策劃政變，但要反對牢固的信念，我們又有什麼可資利用？在同羅馬天主教的暴力對抗中，最終屈服的是法國大革命，儘管群體的同情顯然是在它這一邊，儘管它採用了像宗教法庭一樣無情的破壞手段。人類所知道的唯一真正的暴君，歷來就是他們對死人的懷念或他們為自己編織出來的幻想。
從哲學上論證，普及性的信念往往十分荒謬，但這從來不會成為它們獲勝的障礙。如果這些信念缺少了提供某種神奇的荒謬性這一條件，它們也不可能獲勝。
（2）群體意見的多變
我們闡述了普及性信念的牢固力量，在此基礎的表面，還會不斷有生生滅滅的意見、觀念和思想，它們的壽命都不長，一些意見朝生暮死，即使一些較重要的，也難以延續百年。這些意見的變化總是受某些種族意識的影響。例如，在評價法國政治制度時我們說明，各政黨表面上看極為不同——保皇派、激進派、帝國主義者等，但它們都有著一個絕對一致的理想——建立一個集權製法國，這個理想完全是由法蘭西民族的精神結構決定的，在另一些民族中，同樣的名稱，卻有著完全相反的理想。無論是為了給那些意見起名稱，還是為了欺騙大眾，都不會改變事物的本質。在法國大革命時代的人，都深受拉丁文學的薰陶，他們的眼睛只盯著羅馬共和國，搬用這個國家的法律、權標、制度，但他們並沒有變成羅馬人，這是因為，他們處在一個有著強大歷史背景的帝國的統治之下。
哲學家的任務，就是研究古代的表面變化背後，有什麼東西支撐著它們，在這些不斷變化的意見中找出受普及性信念和種族特性決定的成分來。
如果不做哲學上的檢驗，人們會以為大眾經常隨意改變他們的政治或宗教信念。一切歷史，無論是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文學的歷史，似乎都證明事情就是如此。讓我們來看看法國歷史上非常短暫的一個時期，即1790到1820年這30年的時間，這也正好是一代人的時間。在這段時間，我們看到，最初是保皇派的群體變得十分激進，意圖發動革命，後來成為極端的帝國主義者，最後又變成了君主制的支持者。在宗教問題上，他們從天主教倒向無神論，然後倒向自然神論，最後又回到了最堅定的天主教立場。不只是人民群眾的觀念反覆無常，他們的統治者也同樣搖擺不定。我們吃驚地發現，國民公會中的一些要人、國王的死敵、既不信上帝也不信主子的人，竟會臣服於拿破崙，成為他恭順的奴僕，在路易十八的統治下，這些人又手持蠟燭虔誠地走在宗教隊伍中間。
在以後的70多年裡，大眾的意見又發生了無數次變化。19世紀初，「背信棄義的英國佬」，在拿破崙的繼承者統治時期，成了法國的盟友。兩次被法國侵略的俄國，以滿意的心情看著法國倒退，也變成了它的朋友。
在文學、藝術和哲學中，接下來的意見變化更為迅速。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和神秘主義等你方唱罷我登場，昨天還受著吹捧的藝術家和記者，明天就會被人痛加責罵。
但是，當我們深入分析所有這些表面的變化時，我們發現了什麼？一切與民族的普及性信念和情感相關的東西，都沒有持久力，逆流不久便又回到了主河道。與種族的任何普及性信念或情感全無關係，從而不可能具有穩定性的意見，只能聽任機遇的擺布，或者——假如其說法還有可取之處——會根據周圍的環境而發生變化。它們只能是在暗示和傳染的作用下形成的一種暫時現象。它們匆匆成熟，又匆匆消失，就像海邊沙灘上被風吹成的沙丘。
目前，群體中易變的意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這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昔日的信仰正在日甚一日地失去影響力，因此它們也不再像過去那樣，能夠形成當時的短暫意見。普及性信仰的衰落，為一大堆既無歷史也無未來的偶然意見提供了場所。
第二個原因是大眾的勢力在不斷增長，這種勢力越來越沒有制衡力量。我們已了解，群體觀念的極其多變，這一特點得以無拘無束地表現出來。
第三個原因是傳媒的發展，它們不斷地把完全對立的意見帶到大眾面前。每一種個別的意見所產生的暗示作用，很快就會受到對立意見的暗示作用的破壞。結果是任何意見都難以普及，它們全都成了過眼雲煙。今天，一種意見還來不及被足夠多的人接受，從而成為普遍意見，便已壽終正寢。
這些不同的原因造成一種世界史上的全新現象，它是這個時代最顯著的特點。我這裡是指政府在領導輿論上的無能。
就在不久前，政府的措施、少數記者和寥寥幾家報紙的影響，就是公眾輿論真正的反映者，而今天記者已經沒有任何影響力，報紙則只反映意見。對於政客來說，他們莫說是引導各種意見，追趕意見還怕來不及。他們害怕意見，有時甚至變成了恐懼，這使他們採取了極不穩定的行動路線。
於是，群體的意見越來越傾向於變成政治的最高指導原則。它已經發展到了這種地步，竟然能夠迫使國家之間結盟，例如，最近的法俄同盟，就幾乎完全是一場大眾運動的產物。目前一種奇怪的病症是，人們看到教皇、國王和皇帝也在同意接受採訪，仿佛他們也願意把自己在某個問題上的看法交給大眾評判。在政治事務上不可感情用事，過去這樣說也許還算正確，但是當政治越來越受到多變的大眾衝動的支配，而大眾又不受理性的影響，只受情緒支配時，還能再這樣說嗎？
至於過去引導意見的報業，就像政府一樣，它在大眾勢力面前也變得屈尊俯就。當然，它仍然有相當大的影響，然而這不過是因為它只一味反映大眾的意見及其不斷地變化。報業既然成了僅僅提供信息的部門，它便放棄了讓人接受某種觀念或學說的努力。它在公眾思想的變化中隨波逐流，出於競爭的必要，它也只能這樣做，因為它害怕失去自己的讀者。過去那些穩健而有影響力的報紙，如《憲法報》《論壇報》或《世紀報》，被上一代人當作智慧的傳播者，如今它們不是已經消失，就是變成了典型的現代報紙，最有價值的新聞被夾在各種輕鬆話題、社會見聞和金融謊言之間。如今，沒有哪家報紙富裕到能夠讓它的撰稿人傳播自己的意見，因為對於那些只想得到消息，對經過深思熟慮後做出的所有斷言一概表示懷疑的讀者，這種意見的價值微乎其微。甚至評論家也不再能有把握地說一本書或一台戲獲得了成功。他們能夠惡語中傷，但不能提供服務。報館十分清楚，在形成批評或個人意見上沒有任何有用的東西，於是它們便採取壓制批評的立場，只限於提一下書名，再添上兩三句「捧場的話」。在未來幾年的時間裡，同樣的命運也許會降臨到戲劇評論的頭上。
今天，密切關注各種意見，已經成為報社和政府的第一要務。它們需要在沒有任何中間環節的情況下知道一個事件、一項法案或一次演說造成的效果。這可不是件輕鬆的任務，因為沒有任何事情比大眾的想法更為多變，今天，也沒有任何事情，能夠像大眾對他們昨天還讚揚的事情今天便給予痛罵的做法更為常見。
不存在任何引導意見的力量，再加上普及性信仰的毀滅，其最終結果就是對一切秩序都存在著極端分歧的信念，並且使大眾對於一切不明確觸及他們直接利益的事情，越來越不關心。
過去25年裡朝著這個方向演變的速度是驚人的。在這之前的那個時期，雖然與我們相距不算太遠，人們的意見還仍然大致存在著一般趨勢，它們的產生是因為接受了一些基本的信仰。只根據某人是個君主制的擁護者這一事實，即可斷定他持有某些明確的歷史觀和科學觀；只根據某人是共和主義者，便可以說他有著完全相反的觀點。
擁護君主制的人十分清楚，人不過是從猴子變過來的，而共和主義者同樣十分清楚，人類的祖先就是猴子。擁護君主制的人有責任為王室說話，共和主義者則必須懷著對大革命的崇敬發言。凡是提到一些人名，如羅伯斯庇爾和馬拉，語氣中必須含有宗教式的虔誠，一些人名，如愷撒大帝、羅馬皇帝奧古斯都或法國的拿破崙大帝，在提到時也萬萬不可不予以猛烈的痛斥。連在法蘭西的「索邦」（今巴黎大學）的人，也大多以這種幼稚方式理解歷史。
從這個角度看，法國官方任命的歷史教授寫下的一些東西是非常令人不解的。它們證明了在法國的大學教育多麼缺乏批判精神。《法國大革命》一書所言甚是：攻占巴士底獄不但是法國歷史，也是整個歷史上的一件登峰造極的事，它開創了世界史的新紀元。而羅伯斯庇爾，他的獨裁更多的是建立在輿論、說服力和道德威信上，這是一種掌握在高尚者手裡的教皇權力。
目前，由於討論和分析的緣故，一切意見都失去了名望。它們的特徵很快退化，持續的時間短得很難喚起我們的熱情。現代人日益變得麻木不仁。
對於理念的衰退不必過於悲傷。無可爭辯，這是一個民族生命衰敗的徵兆。當然，偉大的人、具備超凡眼光的人、使徒和民眾領袖——總之，那些真誠的、有強烈信念的人——與專事否定、批判的人或麻木不仁的人相比，能夠發揮更大的影響，不過我們切莫忘記，由於目前大眾擁有龐大的勢力，所以，如果有一種意見贏得了足夠的聲望，使自己能夠得到普遍接受，那麼它很快便會擁有強大的專制權力，使一切事情全要屈服於它，自由討論的時代便會長久地消失。大眾偶爾是個步態悠閒的主人，就像赫利奧加巴勒和梯比留斯一樣，但他們也是狂暴而反覆無常的。當一種文明讓大眾占了上風時，它便幾乎沒有多少機會再延續下去了。如果說還有什麼事情能夠推遲自身的毀滅的話，那就是極不穩定的大眾意見，以及他們對一切普及性信仰的麻木不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