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群體的意見和信念 第一章 群體的意見和信念中的間接因素
<!--go-->群體信念的準備性因素。思兔sto55.com1.種族。它的影響至關重要。2.傳統。種族精神的綜合體——傳統的社會重要性——它是如何在失去必要性後成為有害因素的——群體是傳統最堅定的維護者。3.時間。它在建立信念之後，再摧毀信念——通過時間的幫助，從無序走向有序。4.政治和社會制度。錯誤的認識——它們的影響力極其微弱——各民族無法挑選最好的制度——相同制度的名稱下隱藏著最與眾不同的事物——理論上失敗的制度，對某些民族卻是必要的。5.教育。廣為流傳的教育影響群眾的錯誤觀點——統計學上的說明——拉丁民族教育制度對道德的破壞性作用——不同的民族所表現出來的事例。
在學習完群體的精神結構之後，我們熟悉了它們的感情、思考和論證方式，我們現在應該開始檢驗它們的想法和觀念是如何產生並建立起來的。
那些決定這些想法和信念的因素有以下兩種：間接因素和直接因素。
間接因素是那些能夠令群體接受某些信念，並且使其徹底不能再接受其他的信念的因素。這些因素為以下情況的出現準備了基礎：突然出現以一種力量和結果都令人感到驚異的全新想法，儘管它們的自發性只是一種表象。一些想法在群體裡的大爆發和實踐，有時看來會顯得很突兀。這只是一種表面現象產生的結果，在它的身後必然能夠找到一種持續良久的準備性行動。
直接因素是這樣一些因素，在這種漫長、具有準備性的工作的延續當中，它們可以成為實際說服群體的資源，但是如果沒有那種準備性工作，它們也就發揮不了作用。也就是說，它們是能夠讓思想採用一定形式，並且能夠讓它產生某種結果的因素。集體突然之間打算採取的決定，就是由這些直接因素引起的。一次騷亂的爆發，或一個罷工的決定，還有普通的民眾賦予某人顛覆一個政府的力量，都可以歸因於直接因素。
在所有偉大的歷史事件中，我們都可以發現這兩種因素在交替作用著。我在這裡只援引最引人注目的歷史事件之一，法國大革命的間接因素包括哲學家的文學作品、貴族的苛捐雜稅以及科學思維的進步。有了這些準備，群體的思維能夠輕而易舉地被類似演說家的演講，以及宮廷對微不足道的改革進行抵抗的直接因素所激怒。
在這些間接因素中間有一些在所有的群體觀念和想法中都能找到的普遍特點。它們就是種族、傳統、時代、制度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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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就來研究一下這些不同因素的影響。
1. 種族
種族這一因素必須被放在首位，因為它的重要性要遠超過其他因素。我在前一部著作中已經對它進行過詳細的闡述，因此我們沒有必要在這裡再次提及它。在前一部著作中，我們說明了到底什麼才是歷史的種族，以及它一旦形成了自己的特徵，作為遺傳定律的結果，它會擁有這樣的力量，它的信仰、制度和藝術——用一句話說就是，所有包含在它的文明中的元素，只不過是它的特質的外在表現。我們曾經指出過，種族的力量具有這樣的特點，沒有任何要素在從一個民族傳播給另一個民族時，不曾經歷深刻的變化。
環境和各種事件代表著時代的社會暗示性因素，它們或許會有相當大的影響，但是如果它同種族的暗示因素大相逕庭的話，換言之，倘若它同一個種族代代相傳的因素相違背的話，那麼它只能是短暫的。
我們在本書隨後的章節里，還會偶爾談及一下種族的影響，我們會說明，這種影響力如此強大，它決定著群體的氣質特點。從這一事實中，我們可以看出，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群體之間的信仰和行為是非常不同的，受到影響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2. 傳統
傳統代表著觀念、需求和感情。它們是種族的綜合體作用下的產物，並且對我們施加了巨大的影響。
自從胚胎學揭露了過去的時間能夠對生命體的進化產生巨大影響之後，生物科學就開始發生變化；當這一理論變得更加普遍的時候，歷史科學也會經歷這種變化。但是，現在這種觀念還沒有得到廣泛的普及，好多政治家的思想還不如上個世紀的理論學家的思想進步，他們認為一個社會能夠同過去徹底斷絕關係，完全可以按照理性的曙光所照射的唯一小路進發。
民族是由歷史創造出來的一個有機體，就像其他的有機體一樣，它只能通過緩慢的遺傳積累來調整自己。
傳統會指引著人類，當他們組成群體時，情況就更是如此。他們可以不費吹灰之力改變他們的傳統，這就像我之前一直在重複的那樣，那些不過就是一些稱號和外在形式而已。
我們不必對這種情況感到遺憾。如果沒有傳統，無論是一個民族的氣質還是文明都不會被創造出來。因此，自從人類存在以來，就有兩個重要的顧慮，一個是建立一種傳統的網絡，另一個是當它有益的成果失去光芒而變得無比破舊時，人類就會想盡一切辦法摧毀這種傳統。沒有了傳統，文明就不可能存在；如果這些傳統不被破壞，也不可能出現人類的進步。困難，在穩定和多變的狀態之間找到平衡是非常困難的。倘若一個民族使自己的習俗變得根深蒂固，不被動搖，不再發生改變，那麼它就會變得跟中國一樣，無法改進自己。狂暴的革命在這種情況下是不會產生任何效益的，由此產生的結果，要麼是打碎的鎖鏈再一次被拼接在一起，將過去所發生的一切完好地展示出來，要麼是對破碎的東西不予理睬，衰落很快就會被無政府的混亂狀態所取代。
因此，對於一個民族來說，它的理想狀態就是保護過去的制度，只用不易察覺的方式慢慢地改變它們。這個理想狀態是很難實現的。古羅馬和近代的英國是僅存的兩個可以將這一切變為現實的國家。
頑固地依附於傳統的觀念，並且強烈反對改變傳統觀念的，正是群體。在包含有社會等級的群體之中，出現這樣的情況尤為明顯。我堅持認為群體具有保守主義精神，而且指出，最暴力的反叛往往只能帶來話語上面的變化。在上個世紀末，教堂被摧毀，牧師被驅逐出境，或是被送上了斷頭台，我們或許會認為，古老的宗教觀念已經失去了它全部的力量。然而沒過幾年，為了順從人民大眾的要求，曾經被廢棄的公開禮拜制度又再次被建立了起來。 古老的傳統被暫時清除了，但它很快就又煥發了往日的風采。
沒有任何事例能更好地展現傳統對群體思維的威力。最令人敬畏的偶像並不居住在廟堂之上，也不是宮殿裡那些最殘暴的君主，幾乎是在一瞬間，他們就會被擊垮。在我們的內心深處統治著我們的，是那些不可見的主人，它能夠安全地規避所有反抗，只能在數百年的時間裡被慢慢地磨損。
3. 時間
時間對於社會問題就如同對生物學問題一樣，它是最有力的因素之一。它是唯一的真正創造者，也是唯一的偉大破壞者。積土成山需要時間，從地質時代模糊的細胞到產生出尊貴的人類，也需要時間。幾個世紀的運作足以轉變任何慣常的現象。人們正確地認為，如果一隻螞蟻有非常充裕的時間，它也可以剷平勃朗克山。倘若有人擁有可以隨心所欲改變時間的魔力，那麼他就擁有了信徒給予上帝的權力。
但是，在這裡我們只考慮時間對群體形成意見的影響。從這一觀點去看，它仍舊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一些重大的要素，比如種族，也依賴於它，缺少它就不能形成。它產生了所有信仰的出生、成長和死亡。他們依靠時間獲得了力量，失去力量也是因為時間。
具體來說，群體的意見和信念是由時間準備好的，或是它至少為它們準備了可以生根發芽的土壤。這就是為什麼一些觀念可以在某一個時代，而不是其他的時代里實現。是時間把信仰和思想的無盡碎屑積累起來，從而使某個時代產生出它的觀念。這些觀念並不是隨隨便便或是偶然成長起來的，它們都深深根植於漫長的過去。當它們開花結果時，正是時間為它們做好了準備。如果想要了解它們的起源，就必須研究它們的過去。它們既是歷史的兒女，也是未來的母親，但是，它們始終都是時間的奴隸。
因此，時間是我們名副其實的主人，為了看到一切事物有何變化，應該讓它不受束縛地施展自己的能力。現在，在面臨人民群眾頗具威脅性的渴望，以及它所預感到的毀滅和劇變的時候，我們都感到極端惶恐與不安。想要看到均衡的修復，只得依靠時間，再無他法。拉維斯先生曾經非常恰當地說過：「沒有哪種統治形式可以在一天之內建立起來。政治和社會組織是需要數百年才能磨鍊出來的產物。封建社會的體系以一種無形的、混亂的狀態存在了數個世紀，直到建立起它的典章。絕對的君主政體在形成統治的成規之前也會存在數百年。這些令人民滿懷期待的時期是極為動亂不安的。」
4. 政治和社會制度
制度可以補救社會的不足，國家的進步是制度與統治得到改善的結果，社會變革可以通過頒布法令來產生效力——我認為這些觀點仍舊被普遍接受。它們是法國大革命的起點，今天的社會理論也是以它為基礎建立起來的。
最持續不斷的經驗並沒有撼動這個重大的謬見。哲學家和歷史學家竭盡全力證明它的荒謬，可都是無功而返，然而，他們卻可以毫不費力地證明制度是觀念、感情和習俗的產物，觀念、感情和習俗並不會因為法律條文的重作而被改寫。一個民族並不能隨意選擇自己的制度，就如同它不能隨意選擇自己頭髮和眼睛的顏色一樣。制度和政府都是種族的產物。它們並不是某個時代的創造者，而是由時代創造出來的。對於各民族的統治，並不會依照他們一時的異想天開，而是他們的性質決定他們要被統治。建立一個政治體系需要數百年的時間，同樣地，改變它也需要同等的時間。制度沒有固有的優點，從它們自身來看，它們既不好也不壞。那些在特定的時刻對一個國家有益的制度，對另一個國家或許會極為有害。
進一步說，一個民族沒有徹底改變它的制度的能力。毋庸置疑，在暴力革命的代價之下，它能夠改變其名字，但是它們的本質絲毫未被改變。名稱只不過是毫無用處的標籤，歷史學家在研究更深層次的史實的時候，往往會忽略它們。也正因為如此，英國，這個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 依舊生活在君主制的統治之下，然而，總是表現出囂張氣焰的最具壓迫性的專制統治，卻是存在於那些原隸屬於西班牙的美洲共和國，儘管它們都擁有共和體制的憲法。各民族的命運由它們的性格而不是它們的政府所決定。我曾在之前一本書中，通過舉出明確的事例來證實這一觀點。
因此，在制定各種枯燥無味的憲法上浪費時間，就好比小朋友的把戲，是愚昧的修辭學者毫無效果的努力。必要性和時間承擔著完善憲政的職責，我們最聰明的做法，就是讓這兩個因素產生作用。這就是盎格魯—撒克遜人採用的計劃，就如同他們偉大的歷史學家麥考利在一段文字中告訴我們的那樣，所有拉丁國家的政治家們都應該一心一意地學習這種方法。他指出，法律所能取得的所有好處，從純粹理性的角度看，會表現出荒謬和矛盾的混亂狀態，然後他將騷動的拉丁人民瘋狂般制定出的憲法和英國的憲法進行了比較。他指出，後者只能緩慢地、一點一滴地發生改變，影響它的是直接的必要性，而不是思辨式的論證：
不去考慮是否嚴謹對稱，更多地去思考它的方便實用的程度；永遠也不要僅僅因為它是異常的事物，就去消除它；除了感受到不滿，否則永不發生變革；除了能消除這種不滿，否則永不進行革新；除了為特別的事例提供的必要條款之外，永遠不制定涉及面更寬泛的條款——這些原則，從約翰時期到維多利亞時期，一直引導著我們250屆議會，令它謹慎從容。
倘若打算說明各個民族的法律和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表現出各個種族的需要，完全沒有必要猛烈地改變它，而要對它逐一進行審查。例如，就中央集權制的優勢和劣勢而言，可以將注意力集中在哲學上。但是，當我們看到，一個由不同種族組成的國家用了一千年的時間努力維護這種中央集權制；當我們看到，一場目標是摧毀一切制度的偉大革命，也不得不尊重這種中央集權制度，甚至讓它得到進一步強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承認它是迫切需要的產物，承認它是這個民族的生存條件。至於那些聲稱摧毀這種制度的政治家，我們應該對他們那可笑的心智水平感到惋惜。倘若他們在這次的嘗試中得以成功，那麼他們的成功會很快成為爆發一場可怕的內戰 的信號。又會立即帶來一個比過去更具備壓迫性的全新的中央集權制度。
從之前闡述的觀點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不能從制度里尋找深刻影響群體思想的方法。當我們看到一些國家，例如美利堅合眾國，在民主制度下實現了國家的高度繁榮，而反觀另一些國家，例如那些以西班牙人為主的美洲共和國，在極為相似的制度下，卻處於一種可悲的無政府狀態中，我們應當承認，這種制度同一個民族的偉大和另一個民族的衰落並無任何關聯。群體是由他們的性格所掌控的，那些不是由群體的內在性格塑造而成的制度，都不過是一件借來的衣服，一種短暫的偽裝。毋庸置疑，為建立某些制度而進行的血腥殘暴的戰爭和暴動的革命無時無刻不在進行，並且還會繼續進行下去，人們會像對待聖人的遺骨一樣善待這些制度，賦予它們創造幸福的超自然力量。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制度會對群體的思想產生影響，所以它們才會引發這些劇變。但是，從現實的角度來看，制度並不是採用這種方式產生反作用，因為我們知道，它們本身並不具備那樣的能力。影響群體思維的是假象和詞語，特別是詞語——它們的力量就如同它們的荒誕，接下來，我就簡明扼要地說明一下它們令人吃驚的影響。
5. 教育
在當今時代占據主要地位的觀念中，居於首位的要數這樣一種觀念，即認為教育能夠在很大程度上使人改變，它會用可靠的方法提升他們，甚至能讓他們變得平等。這種斷言在被不間斷地重複，單單這一個事實就完全可以讓它最終成為最牢固的民主信條。從現在來看，想要打敗它，就好比跟從前擊敗教會一樣困難重重。
但是從這一問題來看，就如同從其他的問題上看一樣，民主的觀念同心理學和經驗的結論之間存在相當深刻的分歧。包括赫伯特?斯賓塞在內的許多傑出的哲學家，已經毫不費力地證明，教育既不會讓一個人變得更加有道德，也不讓他變得更快樂；它既不會改變他的本能，也不會改變他與生俱來的激情，而且有時——這種情況僅僅需要不良因素的誘導就會發生——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統計學家通過向我們闡述犯罪率會隨著教育的普及，至少是某一種教育的普及而增加的事例來證實這些觀點，社會上最壞的敵人，無政府主義者，他們的大名或許會出現在學校活動獎勵的名單上。一位著名的官員，阿道夫?吉約先生，在最近的一本著作中指出，當前受過正規教育的罪犯和沒有文化的罪犯的比例是3000∶1000，在接下來的50年時間裡，人口中的犯罪比例從每10萬居民227人增加到了552人，增長了133%。他跟他的同事一樣注意到，年輕人的犯罪率上升特別快，而眾所周知的是，法國無償的義務教育體制已經替代了收費制。
當然我們不能確定，任何人也不會維護這樣的提議——即使引導正確的教育體制，也不會帶來行之有效的實踐結果。就算它不能提升道德水平，那麼它至少能夠發展相關的專業技能。不幸的是，尤其在過去的25年當中，拉丁人民把他們的教育制度建立在了非常荒謬的準則之上，雖然有許多頗具盛名的思想家，例如布呂爾、德?庫朗熱、泰納等人提出過意見，但是他們仍舊固執己見。我本人在過去出版的一部作品中指出，法國的教育體制把絕大多數受到過這種教育的人轉變成了社會的敵人，為最糟糕的社會主義陣營招募了許許多多的信徒。
這種非常適用於拉丁民族秉性的教育體制，主要的危險來自一個事實，即它建立在根本錯誤的心理學觀點之上，認為智力是通過認真學好教科書來提高的。採用了這一觀點，人們開始竭盡全力地逼迫自己學習許多手冊上面的知識。從上小學一直到大學畢業，一個年輕人除了用心牢記課本上的知識以外，什麼都不會做，他的判斷力或個人的主動性從來都沒有實踐過。就他而言，受教育只不過是死記硬背和絕對服從。
前公共教育部長朱勒?西蒙先生曾經寫道：「學習課程，要用心將一種語法或是一篇綱要熟記於心，並且能夠完好地重複和模仿出來——這是教育最荒唐可笑的教育方式，它的任何一項工作都是一種信仰行為，即默認教師絕不會犯下錯誤，這種教育只能導致一種結果，那就是輕視自我，致使我們變得無能。」
倘若這種教育僅僅是沒有價值，那麼人們還可以對孩子表示同情，他們雖沒有在上小學時進行必要的學習，卻被灌輸了一些科勞泰爾後裔的族譜、紐斯特里亞和奧斯特拉西亞之間的衝突或是動物分類之類的知識。但是這種制度展現出了一種非常嚴峻的危險性，它會讓那些服從於這一體制的人們強烈地厭惡自身的生活狀態，產生想要逃走的強烈欲望。工人不想再做工人，農民不想再當農民，中產階級中卑微的社會成員，除了從事國家公務員之類的工作以外，不願意讓自己的子女從事任何其他的職業。法國的學校並不是讓他們為了生活做好準備，而僅僅是讓他們為從事社會公職做好準備。人們可以不用採取必不可少的自我引導，或是展現出個人主動性，就能夠在這一事業上獲得成功。在社會等級的最底層，這種制度創造了一支對自己的命運感到不滿，隨時準備站起來反抗的無產階級大軍。在最高層，它創造一支輕浮的中產階級大軍，他們既持懷疑態度，又容易輕信別人，對國家持有迷信般的信任，把它看作天意，卻又不忘記時刻向它展現出敵對的姿態，總是把自身的錯誤嫁禍在政府身上，離開了權威的干涉，他們根本沒有能力取得任何成就。
國家通過教科書的力量創造出了這麼多有學歷的人，但是能夠加以利用的卻只有一小部分，只得讓其他的人無事可做。因此，它不得已只好供給先來的人，而隨後來的全都成了它的敵人。從社會金字塔的頂層一直到底層，從最卑微的工作職員到專業的學者，再到警察局長，數不勝數的誇耀學歷的人會圍攻各個政府部門的工作崗位。然而，一個商人卻很難找到一位能夠替代他管理殖民地生意的人，成千上萬的人卻在報考最卑微的公職崗位。僅在塞納一地，就有兩萬名男女教師找不到工作，這些教師看不上田地或工廠，他們會選擇投奔公職工作來維持生計。公職人員的競選人數是極其有限的，因此，對這一情況感到不滿的肯定大有人在。他們已經做好了隨時發動革命的準備，無論他們的領袖是誰，無論他們的目標是什麼。可以說，獲得一些無法進行實際運用的知識，是驅使人們進行反叛的不可多得的妙計。
很明顯，迷途知返為時已晚。只有經驗這位人類至高無上的教師，會盡力揭示出我們的錯誤。只有它才具有足夠的力量證明，必須廢除我們那些令人厭惡的教科書和可悲的考試，取而代之的是勤勉的教育，它能夠勸導我們的年輕人重新回到田野或工廠，回到他們現在不惜一切代價逃避的殖民地事業。
現今，所有受教育的人需要的專業教育，就是我們的祖輩所理解的教育。如今，這種教育在那些通過意志的力量、主動性和事業精神統治世界的國家當中，仍舊保持著充足的活力。偉大的思想家泰納先生，在一系列巨著——接下來我還會援引其中一些重要的段落——中清楚地闡述了，我們以前的教育制度同現在的英國和美國的教育制度基本相同。他在對拉丁民族和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制度進行不同尋常的比較時，指出了這兩種方式的後果。
或許人們在緊要的關頭會認為，接受我們古典教育體系所有的缺點，儘管它除了創造出心懷不滿和不適應自己生活條件的人之外，毫無功績可言，可是向人們傳授大量膚淺的知識，在不出現任何錯誤的情況下重複背誦教科書，畢竟能提升人們的智力。可是，它真的能提高這種水平嗎？完全沒有可能！擁有評判、經驗、主動性和個性是在生活中取得成功的條件——這些品質並不是課本所能給予的。教科書和字典可以是有用的參考工具，但是，把它長時間放在人們的頭腦里卻完全沒有用處。
怎樣讓專業教育提高智力，使它達到超越古典教育範疇的水平呢？泰納先生完美地展示過這一方法。他說：
觀念只能在自然且正常的環境中形成。提升觀念，需要年輕人每天在工廠、礦區、法庭、書房、建築工地和醫院獲得眾多的感官印象；他需要讓木頭、材料和操作處在自己的視線範圍之內；需要同消費者、工人和勞動者待在一起，無論他們的工作出色還是糟糕，也不管他們是賠錢還是獲利。通過這種方式，我們才能對那些從眼睛、耳朵、雙手甚至味覺當中獲得的種種細節，得到一些無足輕重的感受。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得到了這些細節，靜靜地推敲，在心中成形，並且遲早會對他產生一些暗示，提醒他們開始構想新的組合、簡化、經濟、提升或發明。法國的年輕人剛好在最能產生科學成果的年紀，被剝奪了所有這些彌足珍貴的接觸、所有這些必不可少的學習因素。因為有七八年的時間，他一直被禁閉在學校里，斷絕了一切親身體驗的機會，所以，他對於人和事，以及各種處理它們的方法，都沒有一種強烈且精確的概念。
……十人當中至少有九個人荒廢了他們的時間和努力，這是他們人生當中重要，甚至是具有決定性的幾年。首先，在這些人當中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人，是為了學習測驗而展露自己——我所提及的是那些被拒絕的人。然後是那些成功取得了學位、證書、文憑的人，他們占據了一半或三分之二——我在這裡指的是那些過度工作的人。在既定的某一天，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對一張桌子，在連續兩個小時的時間裡，涉及許多學科，非要讓他們知曉人類的一切知識——這種要求太過分了。在那一天的那兩個小時裡，他們已經做到精確或是無限接近精確，但是一個月過後，他們便不能再做到這一點。他們無法再通過考試。那些大量的、繁重的習得的知識不斷從他的頭腦中溜走，又沒有新知識補充進去。他們的精神活力開始減退，他們繼續成長的能力開始枯竭，一個得到充分發展的人出現了，但他是一個精力全部耗盡的人。他安定了下來，結了婚，屈從於呆板的生活模式，一旦他確定陷入了這種模式，他就會把自己緊閉在有局限性的職位中，他能夠充分地履行他的工作職責，但最多也就是這樣了。這就是平均收益，收入肯定不能抵消開支。1789年之前的法國就如同英國或者美國，採用的是完全相反的做法，由此得出的結果是相同的，甚至更好。
隨後，這位傑出的歷史學家又向我們展示了我們的制度和盎格魯—撒克遜人之間的差異。後者並未擁有我們那樣多的專業學校。他們的教育內容並不是建立在學習書本知識上，而是建立在實物教學上。例如，他們的工程師是在工廠，而不是在學校里被培養出來的。這個例子說明，每個人都能達到他的智商所允許他達到的程度。如果他的能力得不到進一步提升，那麼他可以成為一名工人或是一名領班，如果他天資聰穎，那麼他就能成為一名工程師。同將一個人的整個職業生涯依託他在19或20歲時參加的持續幾個小時的考試的做法相比，這樣的方式顯得更加民主，能夠給社會帶來更多的益處。
在醫院、礦區和工廠，在建築師或者律師的辦公室里，年紀輕輕就開始學習的學生們，按部就班地經歷他們的學徒時期，看起來很像是辦公室里的法律文秘或是工作室里的藝術家。在開始進行實際工作之前，他有接受一般性教育過程的機會，他已經準備好了一個框架，把他稍後做出來的觀察保存在那裡面。
而且，一般來說，他完全可以利用空閒時間獲得多種多樣的技能，以此逐漸同他平日獲得的經驗協調一致。在這種制度下，實踐能力得到了提升，並且同學生的能力相適應，發展的方向也符合他未來的任務和特殊工作的需要，這些都是他今後要從事的工作。所以在英國或美國，一個年輕人能夠很快擺正自己的位置，將自身的能力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到了他25歲的時候——倘若各種材料和部件都齊備的話，時間還會提前——那麼他就不僅僅是一名有用的勞動者，他甚至具備了自主開創事業的能力；他不僅僅是一部機器的一部分，而且還是一個發動機。在法國，與之正相反的教育系統正在大行其道，一代又一代的人向中國看齊，由此造成的人力浪費是巨大的。
就我們拉丁教育制度和實際生活不斷擴大的差距而言，這位偉大的哲學家得出了以下結論：
在教育的三個階段，即孩童時代、少年時代和青年時代，倘若從考試、學位、學歷和證書的角度來看，坐在學校的長凳上苦心鑽研理論和教科書的時間被延長得過多，而且負擔過重。僅從這一點來看，採用的辦法也十分糟糕，它是非自然的、與社會相抗衡的制度。實際的實習制度的過度延期，我們的學校寄宿制度，做作的訓練和機械化的填鴨式教育，負擔過重的功課，不考慮之後的時代，不考慮成年人的年齡或是人們的職業，不考慮那個年輕人很快就會將自己置身於其中的現實世界，不考慮我們在其中活動、他必須去接受或者學著提前適應的社會，不考慮人們為了保護自己而參與的爭鬥，不考慮為了能夠站穩腳跟他得提前得到裝備、武器和訓練且意志堅定。這種必不可少的裝備，這種無比重要的學習，這種健全的常識、精神和意志力，我們的學校是無法將這些東西傳授給那些年輕的法國學生的。與之恰恰相反，它非但沒有讓他們獲得這種應付明確生存狀態的素質，反而令他們喪失了這種素質。
因此，自從他步入這個世界，邁進他的活動領域的日子開始算起，他往往只會碰到一系列令人感到痛苦的挫折，這樣的結果給他帶來的影響讓他長時間不能痊癒，有時甚至會喪失生活能力。這種測驗是嚴苛和危險的。這一過程嚴重影響了思想和道德的均衡狀態，並且承擔起了不能重新建立均衡的風險。太過突然而徹底的幻滅已經發生。這種欺騙太嚴重了，失望也太過強烈了。
我們所討論的內容是否偏離了群體心理學的主題？我很確定，我們沒有跑題。如果我們想要知道今天正在群眾中萌生，明天就能迸發而出的想法和信念，那麼了解為其提供土壤的因素是十分有必要的。教育會給予孩子們一種能力，讓他們看到自己的國家在未來會是什麼樣子。為當前的一代人提供的教育，有理由令人沮喪。在提升或是惡化群體的思想方面，教育或多或少起到了作用。因此，我們有必要說明，這種頭腦是如何在這樣的教育系統中形成的，那些對事態漠不關心，持中立態度的群體是如何成為激進的、心懷不滿的、隨時準備屈服於烏托邦分子和雄辯家的所有暗示的大軍。現在，正是在課堂上，我們發現了社會主義者，也正是課堂，為拉丁人民走向衰落鋪平了道路。<!--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