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議會
議會群體中的成員表現出異質性群體的大部分特徵——他們的意見的簡潔化——他們易受暗示，但有局限性——他們始終不變的意見和易變的意見——優柔寡斷的原因——領袖的作用——他們獲得名望的原因——他們是議會真正的主人——他們施展出來的絕對力量——演說藝術的要點——沒有名望的演講者勞而無功——議會成員的感情誇張——國民公會的實例——議會失去群體特徵的情況——專家在技術性問題上的影響——議會制度的優勢和危險——迎合時代需要，但會造成財政浪費和對自由的限制——結論。思兔閱讀sto55.com
我們在議會中發現了一個有名稱的異質性群體的實例。儘管議會成員的選舉方式會因時而異，各國之間也有極大不同，但是它們都有著非常相似的特徵。在這種場合，人們能夠感受到種族的影響力可以削弱或是強化了群體的普遍特徵，但並不會妨礙它們的表現。存在差異的國家，如希臘、義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國和美國，它們的議會在進行辯論和投票中都體現出很多相似之處，這讓各自的政府面臨同樣的難題。
然而，議會制度象徵著所有現代的、有文化修養的民族的理想。這種制度是人們觀念的反映，也就是說在某一種問題上，一大群人要比一小群人更能夠對一個既定的話題做出明智而獨立的決定。這種觀念雖然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是極其荒謬的，卻得到普遍的認可。
我們在議會中也能發現群體的普遍特徵：頭腦簡單、多變、易受暗示、誇大感情以及少數領袖人物的壓倒性作用。然而，由於其特殊的構成，它們也帶來了一些頗具特色的表現，我們現在就來做一個簡短的說明。
意見的簡單化是他們最重要的特徵之一。在所有黨派中，尤其是在拉丁民族的黨派中，都會擁有這種亘古不變的傾向，即通過最簡單的抽象原理和適用於所有案例的普遍規律來解決最複雜的社會問題。當然，抽象原則會隨著黨派的不同而有所差別，但是，僅僅因為個人是群體的一部分這一事實，他們就總是傾向於誇大自己原則的價值，會盡最大的可能貫徹它們。因此，議會尤其會代表極端意見。
議會所特有的非常樸實的簡單意見，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雅各賓黨人為此提供了最為完美的實例。他們用教條和邏輯對待人，他們的大腦里裝滿了十分模糊的普遍性觀念，他們忙於貫徹一成不變的原則，不考慮事實究竟是怎樣的。在談論到他們時，人們不無理由地認為，他們在沒有親眼見證的情況下，經歷了一次革命。在一些引導著他們的非常簡單的教條的幫助下，他們幻想著能夠將社會從高到低重新塑造一次，但結果是，讓一個高度發達的文明衰落到社會進化更加早期的階段。他們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尋求的方法，與絕對質樸的人有著極其相似的特點。實際上，他們不過是摧毀了所有擋住他們去路的障礙。他們無論是吉倫特派、山嶽派還是熱月派，都受到了同樣的精神的鼓舞。
議會群體非常容易受到暗示的影響，而且在所有群體的事例當中，那些暗示都是來自擁有名望的領袖。但是議會群體這種易受暗示的特點，還有著明確的界限，將這一點提出來非常重要。
在有關地方或地區的一切問題上，議會裡的任何成員都持有一成不變的意見，所有論證都無法撼動它。例如，在貿易保護或釀酒業特權這類與有勢力的選民的利益有關的問題上，即便有著狄摩西尼的天分，也無力改變一位眾議員的投票。由這些選民在投票的時間到來之前就發出的暗示，完全可以壓倒來自其他方面的取消的建議，維護意見的絕對穩定。
關於普遍性問題——推翻一屆內閣、徵收一種賦稅等——就不會有任何一成不變的意見了，領袖的建議可以發揮作用，儘管它與普遍群體中的方式不太一樣。任何政黨都有自己的領袖，他們的勢力有時旗鼓相當。但結果是，一個眾議員時常會發現自己處於兩種對立的建議之間，所以優柔寡斷是不可避免的。這解釋了為什麼人們總是能看見他在15分鐘之內就會做出完全對立的投票，或為一項法案增加一條令其被撤銷的條款，例如剝奪僱主的選擇和開除工人的權利，而後又增加一條差點撤銷這一措施的修正案。
出於相同的理由，每一屆議會都會有一些極其穩定的意見和一些特別容易改變的意見。從整體上來講，普遍性的問題數量更多，所以，在議會當中優柔寡斷的態度總是處於主導的地位——之所以優柔寡斷，是因為它永遠留存著對選民的恐懼，從他們那裡得到的建議都是非常隱秘的，這有可能制約領袖的影響力。但是，在那些數不勝數的辯論之中，當涉及的問題議員們沒有預先形成強烈的先入之見時，領袖依舊占據著至高無上的地位。
這些領袖的必要性是非常顯著的，因為在每個國家的議會中，我們都能夠看到他們以團體首領的名義存在著。他們是議會的真正統治者。如果形成群體的人沒有領袖，他們將會一事無成，所以通常來說，議會中的投票只代表一小部分人的意見。
領袖的影響力只局限於非常小的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提出的論據，而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他們的名望。這一點最好的證明是，一旦他們不知道因為什麼情況失去名望，他們的影響力也會隨之消失。
這些政治領袖的名望是屬於個人的，獨立於那些頭銜或名聲。談及這一事實，西蒙先生在評論1848年國民議會——他也是其中的成員之一——的赫赫有名的人物時，為我們提供了一些非常具體的實例：
在兩個月以前，路易?拿破崙還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現在卻無足輕重了。
維克多?雨果走上了講台，但並未取得成功。人們傾聽他講話，就如同傾聽皮阿講話一樣，不過他沒有獲得多少掌聲。「我不喜歡他的想法」，在談到皮阿時，沃拉貝勒跟我說，「不過他是法國最偉大的作家之一，也是最偉大的演說家。」雖然基內擁有著超凡的智慧，天資聰穎，卻得不到別人的重視。在議會開始之前，他的確有些小名氣，但在議會的進程當中，他卻是個無名小卒。
能夠對天資聰穎的人表示漠不關心的，必定是政治集會。它們只會去留意那些與時間地點相宜、能夠幫助黨派進行辯論，並不在乎它是否有利於國家。若想要得到1848年的拉馬丁以及1871年的梯也爾得到的那種仰慕，需要急迫而無法撼動的利益激勵才行。只要危險消失得無影無蹤，議會就會馬上忘記它的感激和遭受到的驚嚇。
我援引上面這些話，是因為包含著一些無可辯駁的事實，而不是因為它所提供的種種解釋，其中並沒有談及多少心理學的知識。群體但凡服從於領袖，不管是黨派的領袖還是國家的領袖，它都會迅速失去自身的特性。服從領袖的群體會處在他的名望的影響之下，這種服從完全不受任何的利益或感激之情的支配。
因此，享有足夠名望的領袖幾乎掌握著絕對權力。一位赫赫有名的眾議員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因為他的名望而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在之前的那次競選當中，出於一些財政方面的問題被其他競選者打敗，這件事是人們所熟知的。他只需做出一個手勢，內閣就會被推翻。一位作家用下面的幾句話闡述了他的影響力的作用範圍：
說到這位Ｍ先生，他讓我們付出的代價是平時的三倍之多，主要是因為他，我們在馬達加斯加長時間都處於非常危險的境地，我們在南尼日被騙走了一個帝國，我們失去了在占領埃及的時候所擁有的那種壓倒性的優勢。Ｍ先生的謬論讓我們丟失的領土，比拿破崙一世的災難更為巨大。
我們沒有必要過多地挖苦和諷刺受到質疑的領袖。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讓我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但是，他的大部分影響力都歸因於他遵從大眾的意見，而這種大眾的意見在殖民地的事務上，並沒有超越之前的水平。領袖極少能夠走在大眾意見的前面，他所做的一切總是為了順應大眾的意見，因此會助長這些意見當中的所有錯誤。
我們所討論的關於領袖進行說服的方法，除了他們自身的名望之外，還包括我們已經列舉過很多次的因素。為了能夠非常熟練地運用這些手段，一個領袖必須做到對群體的心理有著極其深刻的理解，至少也要無意識地做到這一點；他還必須清楚應該如何跟他們談話。並且提醒他，要特別去了解語言、套話以及形象所產生的神奇力量。他應該擁有一種特殊的表述能力，它包括強有力的斷言——卸去證據的包袱——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形象，並且伴隨有非常簡明扼要的論證。在所有的議會當中，我們都能夠看到這種辯才，當然也包括英國議會，儘管它是所有議會當中最嚴肅的。英國哲學家梅因說，
在下議院的辯論中，我們往往能夠看到辯論的全部內容只不過是軟弱的大話和暴躁的個人之間的猛烈對峙而已。這種具有普遍性模式的表述會給一個純粹的民主想像施加巨大的影響。讓一群人接受用驚人的話語表達出來的普遍斷言是非常容易的，即使它從未得到過驗證，或許也不存在被驗證的可能性了。
關於我們在上面提到過的「驚人的話語」，不管我們怎麼說它都不為過。在不同的場合下，我們已經數次談及話語和套話的特殊力量。在措辭的挑選上，必須以能夠激發出生動的形象為基準。下面這段話節選自我們一位議員領袖的演講，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範例：
這艘揚帆起航的船向坐落著我們監獄的疾病橫行的大陸駛去，將名聲不好的政客和犯有謀殺罪的無政府主義者監禁起來，這對共患難的兄弟可以在一起促膝交談，將彼此視為一種社會狀態之中互惠互補的兩派。
通過這種場景引發的形象是非常生動的，演講者的所有對手都會感覺到自己好像受到了威脅似的。他們的腦海里會顯現出兩幅畫面：一片疾病橫行的大陸，一艘能夠將他們帶走的船。不是也存在將他們放在那些沒有進行清晰定義的可怕政客中間的可能嗎？他們體驗到的潛在的恐懼，跟之前羅伯斯庇爾用斷頭台相威脅的演說帶給國會議員的感覺一樣，處在這種恐懼的影響下，人們一定會向他投降。
喋喋不休地說些大話，領袖總會從中獲得利益。我在之前援引過的那位演說家能夠斷言——而且不會引起暴力的反抗——銀行投資家和僧侶對投擲炸彈的人進行資助，因此那些有名的財政企業巨頭理應受到和無政府主義者一樣的懲罰。這種斷言總會在群體中產生有效的作用。就算是再強烈的斷言，再有威脅性的宣言也都不為過。沒有什麼要比這種雄辯的表述更能令觀眾感到畏懼。在場的所有人都會害怕，如果他們站起來反抗，他們也會被視為叛徒或其同夥而遭到鎮壓。
如我所說，這種特有的雄辯的表述模式會在所有的議會中都極為有效。在危難時刻它的作用會更加明顯。從這個角度看，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議會中，那些偉大的演說家的演講，讀起來非常有趣。他們無時無刻不認為自己必須首先公然抨擊犯罪、提倡美德，隨後再對暴君進行惡意的咒罵，發誓不自由毋寧死。在場的人全都站起來熱烈鼓掌，然後，冷靜下來後重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群體的領袖有時會擁有非常高的智商，受過高等教育，但是擁有這些品質對他們非但沒有好處，反而會給他帶來很多危害。倘若他想要了解事物的複雜程度，允許進行解釋和促進理解，他的智力就會讓他變得寬容，這會在很大的程度上削弱使徒們所必需的信念的強度與粗暴。在任何的時代，尤其是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群體的偉大領袖擁有的狹隘思維讓人們感到遺憾；但是準確地來講，也正是智力受到最大限制的那些人擁有最為深遠的影響力。
在那些演講當中最負盛名的演說，也就是羅伯斯庇爾的演說，經常會有令人感到疑惑的不連貫性，單純看他的演說會讓人感到迷惑不解，這個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的獨裁者為什麼會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
教學表述的常識和贅言，用來教育孩子頭腦的再平常不過的拉丁文化，攻擊和辯護的慣用觀點只不過是小學生的謬論。毫無思想，毫無歡快的措辭變換，或是切中要害的諷刺。瘋狂的斷言讓我們感到無比厭倦。在經歷了這次令人十分不愉快的閱讀之後，人們或許會同和藹可親的德穆蘭一起高呼：「唉！」
有時候一想到將強大的信念與擁有極端狹隘的思維融合在一起會給予一個擁有名望的人什麼樣的權力，就會讓人毛骨悚然。一個人要想忽略眼前的障礙，展現出極高的意志力，就必須滿足這些條件。群體本能地在擁有力量和信念的人當中辨別出它的主人，他們總是需要這樣的人。
在議會當中，一個成功的演講幾乎全部依賴於演說者本人所擁有的名望，而不是取決於演說者提出的論證。關於這一觀點的最好證明就是，當一個演說者因為這樣或者那樣的原因失去了名望，那麼與此同時，他就會失去自身全部的影響力，即他根據自己的意志影響表決的能力。
當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演說者手持一篇包含有豐富論證的演講稿登上講台時，假如他只有論證，那麼他最多也就是讓人聽聽而已。一個擁有心理學見識的眾議員，德索布先生，最近通過下面的這些話描述了一位缺少名望的眾議員：
當他走上講台，從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有條不紊地在面前攤開，帶著無比堅定的信念開始了他的講演。
他誇耀自己，認為可以把激勵了自己的信念灌輸到所有聽眾的大腦里。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自己的論證；對那些數字和證據有著十足的信心。他很確定自己完全可以說服聽眾。在他所舉出的證據面前，所有的抵抗都是徒勞的。他開始演講，相信自己同事的眼力，認定他們必然會贊同真理。
他剛剛開口就已經對大廳里的焦躁不安感到大為不解，聽眾們產生的噪音讓他或多或少有點惱火。
為什麼他們就不能安靜一點呢？為什麼這些人就不能集中注意力呢？對於正在講話的人，那些眾議員在想些什麼？到底是有什麼緊急的事情會讓這個或者那個眾議員離開自己的座位？
他的臉上掠過一絲不安的神情。他皺起眉頭停了下來。在議長的鼓舞下，他重新開始了演講，加重了說話的腔調，做出各種手勢。圍繞在他身邊的噪音越來越強，他連自己的話都聽不見了。於是，他再一次停了下來。最終，他因為害怕自己的一言不發會引發令人膽寒的吶喊：「閉嘴！」就又開始了演說。人們的大聲喧鬧讓人無法忍受。
當議會極度亢奮時，它們成為同普通的異質性群體完全一樣的群體，這時它的感情就會表現出總是走極端的特點。我們能夠看到它們會做出最大無畏的英雄主義舉動，或是犯下最惡劣的罪行。他不再是一個獨立的個人，他將會徹底迷失自我，投票支持最不符合他本人利益的措施。
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向我們說明了議會可以在多大的程度上喪失自我意識，讓那些與自己的利益相對立的建議牽著鼻子走。對於達官顯貴來說，放棄自己的特權是一種巨大的犧牲，然而在國民公會期間那個著名的夜晚，他們毫不猶豫地這麼做了。國民議會的成員放棄自己神聖不可侵犯的特權，將自身永遠處在死亡的威脅下，然而，他們選擇了這樣做，他們並不害怕在自己的階層中大開殺戒，儘管他們心裡都很明白，今天他們的同伴被送上絞刑架，或許他們明天也會面臨同樣的命運。實際上，他們已經進入了一種我在先前描述過的完全無意識的狀態，沒有任何因素可以阻攔他們贊成那些將他們沖昏了頭腦的建議。下面的一段文字摘自於他們之中的一個人，比勞?凡爾納的回憶錄，這段話非常典型地講述了這種情況：「那個備受我們譴責的決定……」他說，「那個在兩天前我們還不想做出的決定，居然就通過了。這種情況產生的原因就是危機，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因素。」再也沒有比這更正確的說法了。
在所有慷慨激昂的議會上，我們都能見到相同的無意識現象。泰納說道：
他們批准並下令執行一些讓他們痛恨的措施。這些措施不僅僅是荒誕愚蠢的，簡直就是犯罪——殺害無辜的平民，殺害他們的朋友。左派在右派的支持下，達成全體一致，在震耳欲聾的喝彩聲中將丹東，他們的絕對領袖，這場偉大革命的發動者和領袖，送上了絞刑架。右派在左派的支持下，達成全體一致，在喝彩聲中投票通過了革命政府最惡劣的法令。議會全體成員一致，在仰慕和熱情的吶喊中，在對德布瓦、庫車和羅伯斯庇爾等人充滿同情心的讚揚當中，不由自主地一再進行改選，讓嗜殺成性的政府依舊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平民派厭惡它，是因為它殺人如麻，山嶽派憎惡它，是因為它草菅人命。平民派和山嶽派，多數派和少數派，最後都一致贊成對他們之間的互相殘殺進行幫助。牧月22日，整個議會將自己的命運轉交給了劊子手；熱月8日，在羅伯斯庇爾演講之後的一刻鐘內，相同的事情又被這個議會做了一次。
這幅畫面看起來會顯得比較憂鬱，但是它非常準確。當議會受到刺激和迷惑達到一定程度以後，就會表現出相同的特徵。他們會成為極不安定的一群人，受制於所有的刺激。下面這段有關1848年議會的描述，來自斯布勒爾先生，他是一位民主信仰不會受到質疑的國會議員。我把《文學報》上這段相當具有代表性的文字援引如下。它為我之前曾經描述過的誇張感情這一群體特徵，為它極端的易變性——這能讓它無時無刻不從一種感情轉向另一種與其完全不同的感情——提供了一個不錯的範例。
共和黨派因為自己的分裂、嫉妒和懷疑，也因為它的盲目自信和無止境的願望而走向毀滅。它的天真坦率完全等同於它的普遍的不信任。與沒有法律意識，以及對紀律的缺失相伴的是無限的恐懼和幻象；從這些方面，農民和孩子們也比他們強不少。他們的平靜就如同他們的不耐煩一樣嚴重，他們的狂暴可以與他們的順從相提並論。這種狀態是一種沒有足夠成熟的秉性以及缺乏教育的自然結果。沒有任何事能夠讓這種人驚訝，但是任何事情都能夠讓他們驚慌失措。出於恐懼或是出於對英雄主義的英勇氣概，他們既可以赴湯蹈火，也可以做個無名鼠輩。
他們會忽視原因和結果，以及事件之間的聯繫。他們時而灰心喪氣，時而趾高氣揚，他們極易受到恐慌情緒的影響，他們要麼就是精神高度緊張，要麼就是心情極度抑鬱，但是，他們從來都不會處在事態所要求的情緒或是狀態之中。他們要比流水更加易變，思維紊亂，行為無常。我們還能期待他們提供什麼樣的政府基礎？
幸運的是，從上面所描述的特點來看，它們並不是經常出現。議會只是在某些特定的時刻才可以組成一個群體。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組成議會的個人都會保留他們的特點，這解釋了為什麼議會能夠制定出非凡的法律。其實，制定這些法律的人都是專家，他們是在自己幽靜的書房裡草擬這些法律大綱的，因此，投票通過的法律，其實是個人而並非集體的產物。當然，這些法律都是最出眾的。只有當一系列的法律修正案轉變成了集體努力的產物，它們才有可能產生毀滅性的後果。群體的產物無論品質如何，同一個被孤立的個人相比較，總會顯得非常低劣。專家們阻止著議會通過一些考慮不周或行不通的政策。在這種情況下，專家其實就是群體的臨時領袖。議會並沒有在他的身上施加影響力，反倒是他可以影響議會。
儘管議會的運作會碰到這樣或者那樣的困難，但是，議會仍舊是人類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出色的統治方式，特別是人類已經找到的逃離個人暴政的最好的方式。無論是對於哲學家、思想者、作家、藝術家或有深厚學識的人，用一句話說就是，對於所有構成文明體系的人來說，議會毫無疑問是政府的最理想的形式。
不過，在現實中，它們也表現出兩種嚴重的危險性，一個是無法避免的財政浪費，另一個是對個人自由的約束。
第一個危險是緊急狀態和當選群體缺少遠見的必然結果。倘若議會裡的一個成員提出了一項明顯迎合民主理念的政策，譬如說，他在提案中建議確保為所有的工人提供養老保險，或建議為任何等級的國家雇員提高薪金水平，而其他眾議員因為十分懼怕他們的選民，就會成為這一項提議的受害者，看起來，他們不會無視後者的權益，反對這種提議中的政策。儘管他們都非常清楚，這是在為國家預算帶來新的負擔，使新型賦稅的產生成為必要。他們不大可能在投票的時候猶豫不決。提高經費支出的後果屬於遙遠的未來，不會給自身招致不愉快的結果，當他們開始為了連續參選而拋頭露面時，投出反對票所產生的後果就會清晰地呈現在他們面前。
除了第一個擴大財政支出的因素外，還有一個同樣具有強制性的因素，即必須投票支持那些為了地方目的的補助金。一位眾議員無法抗議這種政府資助，因為他們再一次代表著選民們迫在眉睫的需求，也因為每一個眾議員只有贊同自己同事的類似要求，才具備為自己的選民申請政府資助所必備的條件。
上面所談到的第二個危險——由議會實行的對自由不可避免的約束——看上去並不是十分明顯，但是儘管如此，它卻是非常真實的。這是大量的法律——它們往往是一種限制性措施——造成的結果，議會認為自己有義務表決通過，但是由於缺乏遠見，所以它們在很大的程度上無法了解投票的結果。
這種危險當然是無法避免的，因為即使是在英格蘭這種能夠提供最被大眾所認可的議會體制、議員對其選民保持了最大獨立性的國家裡，也無法擺脫這種危險。赫伯特?斯賓塞曾經在一本非常古老的著作中指出，表面自由的增長必然會伴隨著真正自由的衰落。他在最近的《人與國家》一書中再次闡述了這一問題。在討論英國議會時，他闡述了如下觀點：
自從這個時期以來，立法機構一直遵循著我指出的路線。快速增加的獨裁性措施持續地傾向於限制個人自由，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每年都會頒布數量眾多的法規條例，在過去的公民行為完全不受限制的情況下，施加約束條件，逼迫他們去實現在之前不用非做不可的事情。同時，公共的事務會變得越來越沉重，尤其是當地的負擔，通過減少他可以隨意支配的盈利份額，增加公共權力取之於他並按照自身的意念進行消費的額度，進一步約束了他的自由。
這種對於個人自由日益增加的限制，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擁有赫伯特?斯賓塞沒有提到的各種具體的表現形式。正是這些眾多的立法措施——大體上來講，幾乎都是限制性的法令——的通過，必將會增加施行它們的行政人員的數量、權力和影響。從這一方面來看，這些行政人員傾向於成為文明國家名副其實的主人。他們擁有著更大的權力，是因為政府在不斷的更迭之中，只有他們可以免受這種不斷變化的觸動，只有他們不用擔負必要的責任，不需要個性，永恆地存在。但凡是實行壓迫性的專制統治，莫過於具備這三種特點的人。
不斷制定具有限制性法規，用最複雜的條條框框將最無足輕重的生活行為團團圍住，難免會將公民隨心所欲的活動空間限制得越來越窄。各個國家都成了謬見的受害者，它們認為更好地保障平等和自由就是儘可能多地制定法律，所以它們每天都在批准進行一些越來越難以忍受的束縛。由於他們適應了這樣的約束，很快就會渴望被主子所奴役，失去所有的自發精神與精力。那時他們不過是虛幻的人影，消極的、無力抵抗的行屍走肉。
倘若達到了這種程度，個人就會開始四處尋找在他的體內不復存在的力量。政府的各個部門必將同公民的漠不關心以及孤立無援共同增長。所以他們必須展示出個人所缺乏的主動性、首創性和引導精神。這逼迫他們承擔一切、領導一切，將一切都處在他們的保護之下。國家會因此成為無所不能的上帝。然而經驗告訴我們，這種上帝擁有的力量既沒有持久性，也不強大。
在一些特定的民族中，一切自由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限制，雖然表面上的認可能夠讓它們產生一種假象，以為自己仍舊擁有著這些自由，它們的衰老在造成這種結果上所起的作用，至少和任何具體的制度一樣大。這是迄今為止任何一種人類文明都無法擺脫的衰退期的先期徵兆之一。
通過歷史的教訓以及各方面都頗具震懾力的先期徵兆判斷，我們的一些現代文明已經達到了衰退期之前那些歷史上早已有之的階段。每一個民族都將不可避免地要經歷相同的生存階段，因為看起來歷史會不斷地重複它的過程。
利用簡短的話闡述人類文明這些共同的發展階段是非常容易的事，我將會對它們做一個簡明扼要的總結，以此作為本書的結束語。這種速記式的說明，或許能夠對了解當今群眾所行使的權力的原因有所啟發。
倘若我們依照主要線索，對於存在於我們之前文明的偉大與衰落的原因進行概括總結的話，我們能從中發現些什麼？
在人類文明產生的初期階段，由於遷移、入侵或征服等原因，一群來源不同的人聚集在了一起。他們血緣不同，語言和信仰也不同。將這群人連接在一起的唯一共同的紐帶，是某個頭領沒有完全得到承認的法律。這些混亂的人群有著極其突出的群體特點。他們有群體短暫的凝聚力，既表現出英雄主義，也有種種弱點，非常衝動，也非常狂暴。沒有什麼事情可以非常穩固地將他們聯繫在一起。他們是粗魯的野蠻人。
最終，恆久的歲月造就了自己的作品。周圍環境的特性，種族之間不斷進行的通婚和共同生活的必要性發揮了作用。不同的小群體開始融合成一個整體，組成一個種族，即一個擁有共同特徵與感情的群體，它們在遺傳因素的作用下越來越穩固。這群人已經成為一個民族，這個民族完全有能力將自己從野蠻的狀態中解脫出來。然而，只有經歷了長期艱苦卓絕的努力、不斷重複的鬥爭以及無數次的重新開始，從而讓它獲得了一種理想以後，它才可以完全成為一個民族。這個理想具備什麼特性並不重要，不管是對羅馬帝國的崇拜、雅典的強大還是真主安拉的勝利，都足以讓構成種族的每一個人在感情和思想上形成完全的統一。
在這個階段，一個擁有各種制度、信念和藝術的嶄新的人類文明就會誕生。這個種族在追求這種理想的過程中，會接連不斷地獲得能夠讓它建立豐功偉績所必備的珍貴品質。毋庸置疑，它在某些時候仍然是烏合之眾，但是我們發現在它變幻不定的特徵背後，會形成一種堅固的基礎，即一個種族的秉性，它決定著一個民族在非常有限的範圍內的變化，支配著機遇的作用。
時間在完成其具有創造性的工作之後，便開始了破壞的過程，無論是神還是人，都無法擺脫它的束縛。當一個人類文明在達到一定的強盛和複雜的階段之後，就會停滯不前，而一旦停滯不前，就註定會進入滅亡的過程。這時它的老年階段就降臨了。
這個不可避免的時刻，總是以作為種族的主流理想的逐漸衰退為特點。同這種理想的衰弱相對應，受到它的啟發的宗教、政治和社會結構也開始發生動搖。
隨著這種理想的逐漸消亡，種族將會不斷失去讓自己變得無比強大，團結一致的品質。個人的個性和智力可以提高，但是這種種族集體的自我意識，卻會被個人自我意識的過度發展所取代，同時還伴有個性的衰弱和行動能力的弱化。原本是一個民族、一個團體、一個整體的人群，最終會成為一群缺少凝聚力的個人，在一段時間裡，他們僅僅因為傳統和制度而被人為地凝聚在一起。正是在這個階段，被個人利益和渴求分離開來的人，已經不再具備自我管理的能力，所以，即使是在最無足輕重的事情上也需要領導，於是國家開始發揮引人注目的影響。
隨著這種古老理想的喪失，種族的秉性也會徹底消失。它僅僅是一群獨立的個人，因而回歸到自己原始的狀態——一群烏合之眾。它既缺乏一致性，也沒有未來，只擁有烏合之眾那些稍縱即逝的特徵。現在，它的文明已經失去了穩定性，只能隨波逐流。群眾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掀起了野蠻的浪潮。文明或許仍然絢爛，因為漫長的歷史賦予了它出眾的外在美，但是從現實來看，它已是一座岌岌可危的大廈，沒有任何支撐，下次風暴一來，便會徹底傾覆。
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中，從野蠻狀態過渡到文明狀態，然後，當這個理想失去自身的優勢時，就會開始衰落和滅亡，這就是一個民族的生命循環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