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第六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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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炒炒冷飯。
龍應台序認識一個十八歲的人
我離開歐洲的時候，安德烈十四歲。當我結束台北市政府的工作，重新有時間過日子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一百八十四公分高，有了駕照，可以進出酒吧，是高校學生了。臉上早沒有了可愛的「嬰兒肥」，線條稜角分明，眼神寧靜深沉，透著一種獨立的距離，手裡拿著紅酒杯，坐在桌子的那一端，有一點「冷」地看著你。
我極不適應──我可愛的安安，哪裡去了？那個讓我擁抱、讓我親吻、讓我牽手、讓我牽腸掛肚、頭髮有點汗味的小男孩，哪裡去了？
我走近他，他退後；我要跟他談天，他說，談什麼？我企求地追問，他說，我不是你可愛的安安了，我是我。
我想和他說話，但是一開口，發現，即使他願意，我也不知說什麼好，因為，十八歲的兒子，已經是一個我不認識的人。他在想什麼？他怎麼看事情？他在乎什麼，不在乎什麼？他喜歡什麼討厭什麼，他為什麼這樣做那樣做，什麼使他尷尬什麼使他狂熱，我的價值觀和他的價值觀距離有多遠……我一無所知。
他在德國，我在香港。電話上的對話，只能這樣：
你好嗎？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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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如何？
沒問題。
……
假期中會面時，他願意將所有的時間給他的朋友，和我對坐於晚餐桌時，卻默默無語，眼睛，盯著手機，手指，忙著傳訊。
我知道他愛我，但是，愛，不等於喜歡，愛，不等於認識。愛，其實是很多不喜歡、不認識、不溝通的藉口。因為有愛，所以正常的溝通仿佛可以不必了。
不，我不要掉進這個陷阱。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沒有關係，但是我可以認識成熟的安德烈。我要認識這個人。
我要認識這個十八歲的人。
於是我問他，願不願意和我以通信的方式共同寫一個專欄。條件是，一旦答應，就絕不能半途而廢。
他答應了。我還不敢相信，多次追問，真的嗎？你知道不是鬧著玩的，截稿期到了，天打雷劈都得寫的。
我沒想到出書，也沒想到有沒有讀者，我只有一個念頭：透過這個方式，我或許可以進入一個十八歲的人的世界。
因此，當讀者的信從世界各地湧入的時候，我確實嚇了一跳。有一天，在台北一家書店排隊付帳的時候，一個中年男人走過來跟我握手，用低沉的聲音說，「如果不是你的文章，我和我兒子會形同陌路，因為我們不知道怎麼和對方說話。」他的神情嚴肅，眼中有忍住的淚光。
很多父母和他一樣，把文章影印給兒女讀，然後在晚餐桌上一家人打開話題。美國和加拿大的父母們來信，希望取得我們通信的英文版，以便他們在英語環境中長大的孩子們能與他們分享。那做兒女的，往往自己已是三四十歲的人了，跟父母無法溝通；雖然心中有愛，但是愛，凍結在經年累月的沉默里，好像藏著一個疼痛的傷口，沒有紗布可綁。
這麼多的信件，來自不同的年齡層，我才知道，多少父母和兒女同處一室卻無話可談，他們深愛彼此卻互不相識，他們嚮往接觸卻找不到橋樑，渴望表達
卻沒有語言。我們的通信，仿佛黑夜海上的旗語，被其他漂流不安、尋找港灣的船看見了。
寫作的過程，非常辛苦。安德烈和我說漢語，但是他不識中文。所以我們每一篇文章都要經過這幾道程序：
一、安德烈以英文寫信給我。他最好的文字是德文，我最好的文字是中文，於是我們往前各跨一步，半途相會──用英文。
二、我將之譯成中文。在翻譯的過程中，必須和他透過越洋電話討論：這個詞是什麼意思？為何用這個詞而不用那個詞？這個詞的德文是哪個？如果第二段放在最後，是不是主題更清楚？我有沒有誤會你的意思？中文的讀者可能無法理解你這一個論點，可否更細地解釋？
三、我用英文寫回信，傳給安德烈看，以便他作答。
四、我將我的英文信重新用中文寫一遍──只能重寫，不能翻譯，翻譯便壞。
四道程序里，我們有很多的討論和辯論。我常批評他文風草率，「不夠具體」，他常不耐我吹毛求疵，太重細節。在寫作的過程里，我們人生哲學的差異被凸顯了：他把寫作當「玩」，我把寫作當「事」。我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態度，也出現對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認真；我有八分的認真，二分的知性懷疑。他對我嘲笑有加，我對他認真研究。
認識一個十八歲的人，你得從頭學起。你得放空自己。
專欄寫了足足三年，中間有多次的拖稿，但總算堅持到有始有終。寫信給他的年輕讀者有時會問他：「你怎麼可能跟自己的母親這樣溝通？怎麼可能？」安德烈就四兩撥千金地回信，「老兄，因為要賺稿費。」
我至今不知他當初為何會答應，心中也著實覺得不可思議他竟然真的寫了
三年。我們是兩代人，中間隔個三十年。我們也是兩國人，中間隔個東西文化。我們原來也可能在他十八歲那年，就像水上浮萍一樣各自盪開，從此天涯淡泊，但是我們做了不同的嘗試──我努力了，他也回報以同等的努力。我認識了人生里第一個十八歲的人，他也第一次認識了自己的母親。
日後的人生旅程，當然還是要漂萍離散──人生哪有恆長的廝守？但是三年的海上旗語，如星辰凝望，如月色滿懷，我還奢求什麼呢。
安德烈：
這世上／沒有真實世界這回事／只有謊言／迫你想法穿越。
這歌詞，很觸動mm。在一個18歲的人的眼中，世界是這樣的嗎？
帶著困惑，我把自己18歲的日記從箱子裡翻了出來。34年來，第一次翻開它，陳舊的塑料皮，暗綠色的，上面刻著《青年日記》四個字。紙，黃黃的，有點脆。
藍墨水的字跡，依然清晰，只是看起來有點陌生。1970年，穿著白衣黑裙讀女校的mm正在日日夜夜地讀書，準備夏天的大學聯考。
今天發了數學考卷。我考了46分。
明天要複習考，我會交幾張白卷？說不出是後悔還是什麼，或者我其實根本無所謂？大學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世界，要我們為它這樣盲目地付出一切？
我能感覺苦悶，表示我還活著，但是為什麼我總覺得找不到自己？原來這就叫「迷失」？
我想要嚎啕大哭，但我沒有眼淚。我想要逃走，但我沒有腳。我想要狂吼，但我沒有聲音。
日子，我好像死在你陰冷的影子裡。
生存的意義是什麼？生存的遊戲規則是誰在定？
我能不能「叛變」？
這一頁紙上好幾行字被水漬暈染了，顯然是在淚眼模糊之下寫的。與這一頁並排攤開的是日記本的彩色夾頁，印著一篇勵志的文章，「篤守信義」。前半段講
孔子的「民無信不立」——治理一個國家，萬不得已時可以放棄軍事，再不得已時可以放棄經濟，但是人民的信任不能缺少。下半段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實可視為中國儒家哲學的宣言書，而亦表示吾民族力爭上遊、崇高的理想……國父提倡大亞細亞主義，和那些霸道的什麼斯拉夫、大日耳曼及其他什麼主義絕然相反，完全是道義之交，而不是橫暴陰謀和武力侵略……
我在想，那個時候的成人世界，有多少人「問」我、「了解」我，而不「判」我？那個時候的世界，有多少「真實」讓我看見，有多少「謊言」我必須「穿越」？
恐怕每一代的年輕人都比他們的父母想像的要複雜、要深刻得多。我不會「判」你，安德烈，我在學習「問」你，「了解」你。成年人鎖在自己的慣性思維里，又掌握制定遊戲規則的權力，所以他太容易自以為是了。「問」和「了解」都需要全新的學習，你也要對mm有點兒耐心。鼓勵鼓勵我吧。
今天菲利普放學回來，氣鼓鼓的。早上他帶著ipod到學校去，坐在教室外頭用耳機聽音樂，等候第一堂課的鈴響。一個老師剛好經過，就把他的ipod給沒收了。東西交到級主任那裡，說要扣留兩個禮拜。
他忿忿地說：「八點不到，根本還沒上課，老師都還沒來，為什麼不可以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