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國史黎明期的大勢
自序
這部書的開始屬草，是在盧溝橋事變之前二年；這部書的開始刊布，是在事變之後將近三年。思兔閱讀sto55.com
現在發表一部新的中國通史，無論就中國史本身的發展上看，或就中國史學的發展上看，都可說是恰當其時。就中國史本身的發展上看，我們正處於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轉變關頭，正處於朱子所謂「一齊打爛，重新造起」的局面；舊的一切瑕垢腐穢，正遭受徹底的滌盪剜割，舊的一切光晶健實，正遭受天捶海淬的鍛鍊，以臻於極度的精純；第一次全民族一心一體地在血泊和瓦礫場中奮扎以創造一個赫然在望的新時代。若把讀史比於登山，我們正達到分水嶺的頂峰，無論回顧與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廣闊的眼界。在這時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道路，作一鳥瞰，最能給人以開拓心胸的歷史的壯觀。就中國史學的發展上看，過去的十來年可算是一新紀元中的一小段落；在這十來年間，嚴格的考證的崇尚，科學的發掘的開始，湮沒的舊文獻的新發現，新研究範圍的墾闢，比較材料的增加和種種輸入的史觀的流播，使得司馬遷和司馬光的時代頓成過去；同時史界的新風氣也結了不少新的，雖然有一部分還是未成熟的果。不幸這草昧初辟的園林，突遇狂風暴雹，使得我們不得不把一個萬果纍纍的時代，期於不確定的將來了。文獻的淪陷，發掘地址的淪陷，重建的研究設備的簡陋和生活的動盪，使得新的史學研究工作在戰時不得不暫告停滯，如其不致停頓。「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英賢，固尚有之；然而他們生產的效率和發表的機會不得不大受限制了。在這抱殘守缺的時日，回顧過去十來年新的史學研究的成績，把它們結集，把它們綜合，在種種新史觀的提警之下，寫出一部分新的中國通史，以供一個民族在空前大轉變時期的自知之助，豈不是史家應有之事嗎？
著手去寫一部通史的人，不免劈頭就碰到一個問題；以批評眼光去讀一部通史的人，也不免劈頭就碰到同一的問題，那就是，拿什麼的「筆削」做標準？顯然我們不能把全部中國史的事實，細大不捐，應有盡有地寫進去。姑勿論一個人，甚至一整個時代的史家沒有能力去如此做。即使能如此做，所成就的只是一部供人檢查的「中國史百科全書」，而不是一部供人閱讀的中國通史。那麼，難道就憑個人涉覽所及，記憶所容和興趣所之，以為去取嗎？這雖然是最便當的辦法，我懷疑過去許多寫通史的人大體上所采的不是這辦法。無怪佛祿德（Froude）把歷史比於西方的綴字片，可以任隨人意，拼成他所喜歡的字。我們若取任何幾種現行的某國或某處通史一比較，能否認這比喻的確切嗎？但我們不能以這樣的情形為滿足。我們無法可以使幾個史家各自寫成的某國通史去取全同，如自一模鑄出，除是他們互相抄襲。但我們似乎應當有一種標準，可以判斷兩種對象相同而去取不同的通史，孰為合當，孰為高下，這標準是什麼？
讀者於此也許會想到一個現成的答案：韓昌黎不早就說過「記事者必提其要」嗎？最能「提要」的通史，最能按照史事之重要的程度以為詳略的通史，就是選材最合當的通史。「筆削」的標準就在史事的重要性。但這答案只把問題藏在習熟的字眼裡，並沒有真正解決問題。什麼是史事的重要性？這問題殊不見得比前一問題更為淺易。須知一事物的重要性或不重要性並不是一種絕對的情實，擺在該事物的面上，或蘊在該事物的內中，可以僅就該事物的本身檢察或分析而知的。一事物的重要性或不重要性乃相對於一特定的標準而言。什麼是判別重要程度的標準呢？
「重要」這一概念本來不只應用於史事上，但我們現在只談史事的重要性，只探究判別史事的重要程度的標準。「重要」一詞，無論應用於日常生活上或史事的比較上，都不是「意義單純」（Univocal）的；有時作一種意義，有時作別一意義；因為無論在日常生活上或史事的比較上，我們判別重要程度的標準都不是唯一無二的；我們有時用這標準，有時用那標準。而標準的轉換，我們並不一定自覺。唯其如此，所以「重要」的意義甚為模糊不清。在史事的比較上，我們用以判別重要程度的可以有五種不同的標準。這五種標準並不是作者新創出來的，乃是過去一切通史家部分地、不加批判地，甚至不自覺地，卻從沒有嚴格地採用的。現在要把它們盡數列舉，並加以徹底的考驗。
第一種標準可以叫作「新異性的標準」（StandardofNovelty）。每一件歷史的事情都在時間和空間裡占一特殊的位置。這可以叫作「時空位置的特殊性」。此外它容有若干品質，或所具若干品質的程度，為其他任何事情所無。這可以叫作「內容的特殊性」。假如一切歷史的事情只有「時空位置的特殊性」而無「內容的特殊性」，或其「內容的特殊性」微少到可忽略的程度，那麼，社會裡根本沒有所謂「新聞」，歷史只是一種景狀的永遠持續，我們從任何一歷史的「橫剖面」可以推知其他任何歷史的「橫剖面」。一個民族的歷史假若是如此，那麼，它只能有孔德所謂「社會靜力學」，而不能有他所謂「社會動力學」；那麼，它根本不需有寫的歷史，它的「社會靜力學」就可以替代寫的歷史。現存許多原始民族的歷史雖不是完全如此，也近於如此；所以它們的歷史沒有多少可記。我們之所以需有寫的歷史，正因為我們的歷史絕不是如此，正因為我們的史事富於「內容的特殊性」，換言之，即富於「新異性」。眾史事所具「內容的特殊性」的程度不一，換言之，即所具「新異性」的程度不一。我們判斷史事的重要性的標準之一即是史事的「新異性」。按照這標準，史事愈新異則愈重要。這無疑地是我們有時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所採用的標準。關於這標準有五點須注意。第一，有些史事在當時富於「新異性」的，但後來甚相類似的事接疊發生，那麼，在後來這類事便減去新異性；但這類事的始例並不因此就減去「新異性」。第二，一類的事情若為例甚稀，他的後例仍不失其「新異性」，雖然後例的新異程度不及始例。第三，「新異性」乃是相對於一特殊的歷史範圍而定。同一事情，對於一民族或一地域的歷史而言，與對於全人類的歷史而言，其新異的程度可以不同。例如14世紀歐洲人之應用羅盤針於航海，此事對於人類史而言的新異程度遠不如其對於歐洲史而言的新異程度。第四，「新異性」乃是相對於我們的歷史知識而言。也許有的史事本來的新異程度很低，但它的先例的存在為我們所不知。因而在我們看來，它的新異程度是很高的。所以我們對於史事的「新異性」的見解隨著我們的歷史知識的進步而改變。第五，歷史不是一盤散沙，眾史事不是分立無連的；我們不僅要注意單件的史事，並且要注意眾史事所構成的全體；我們寫一個民族的歷史的時候，不僅要注意社會之局部的新異，並且要注意社會之全部的新異；我們不僅要注意新異程度的高下，並且要注意新異範圍的大小。「新異性」不僅有深濃的度量（IntensiveMagnitude），並且有「廣袤的度量」（ExtensiveMagnitude）。設如有兩項歷史的實在，其新異性之「深濃的度量」可相頡頏，而「廣袤的度量」相懸殊，則「廣袤的度量」大者比小者更為重要。我們的理想是要顯出全社會的變化所經諸階段和每一階段之新異的面貌和新異的精神。
假如我們的歷史興趣完全是根於對過去的好奇心，那麼，「新異性的標準」也就夠了。但事實上我們的歷史興趣不僅發自對過去的好奇心，所以我們還有別的標準。
第二種標準可以叫作「實效的標準」（StandardofPracticalEffect）。這個名詞不很妥當，姑且用之。史事所直接牽涉和間接影響於人群的苦樂者有大小之不同。按照這標準，史事之直接牽涉和間接影響於人群的苦樂愈大，則愈重要。我們之所以有這標準，因為我們的天性使得我們不僅關切於現在人群的苦樂，並且關切於過去人群的苦樂。我們不能設想今後史家會放棄這標準。
第三種標準可以叫作「文化價值的標準」（StandardofCulturalValues）。所謂文化價值即是真與美的價值。按照這標準，文化價值愈高的事物愈重要。我們寫思想史、文學史或美術史的時候，詳於灼見的思想而略於妄誕的思想，詳於精粹的作品而略於惡劣的作品（除了用作形式的例示外），至少有一大部分理由依據這標準。假如用「新異性的標準」則灼見的思想和妄誕的思想，精粹的作品和惡劣的作品，可以有同等的新異性，也即可以有同等的重要性，而史家無理由為之軒輊。哲學上真的判斷和文學美術上比較的美的判斷，現在尚無定論。故在此方面通史家容有見仁見智之殊。又文化價值的觀念隨時代而改變，故此這標準也每隨時代而改變。
第四種標準可以叫作「訓誨功用的標準」（StandardofDidacticUtility）。所謂訓誨功用有兩種意義：一是完善的模範；二是成敗得失的鑑戒。按照這標準，訓誨功用愈大的史事愈重要。舊日史家大抵以此標準為主要的標準。近代史家的趨勢是在理論上要把這標準放棄，雖然在事實上未必能徹底做到。依作者的意見，這標準在通史里是要被放棄的。所以要放棄它，不是因為歷史不能有訓誨的功用，也不是因為歷史的訓誨功用無注意的價值，而是因為學術分工的需要。例如歷史中的戰事對於戰略與戰術的教訓，可屬於軍事學的範圍；歷史人物之成功與失敗的教訓，可屬於應用社會心理學中的「領袖學」的範圍。
第五種標準可以叫作「現狀淵源的標準」（StandardofGeneticRelationwithPresentSituations）。我們的歷史興趣之一是要了解現狀，是要追溯現狀的由來，眾史事和現狀之「發生學的關係」（GeneticRelation）有深淺之不同，至少就我們所知是如此。按照這標準，史事和現狀之「發生學的關係」愈深，愈有助於現狀的解釋則愈重要。大概的說，愈近的歷史和現狀的「發生學的關係」愈深，故近今通史家每以詳近略遠為旨。然此事亦未可一概而論。歷史的線索，有斷而復續的，歷史的潮流，有隱而復顯的。隨著社會當前的使命，問題和困難的改變，久被遺忘的史跡每因其與現狀的切合而復活於人們的心中。例如吾人今日之於墨翟、韓非、王莽、王安石與鐘相是也。
以上的五種標準，除了第四種外，皆是今後寫通史的人所當自覺地，嚴格地，合併採用的。不過它們的應用遠不若它們的列舉的容易。由於第三種標準，對文化價值無深刻的認識的人不宜寫通史。由於第五種標準，「知古而不知今」的人不能寫通史。再者要輕重的權衡臻於至當，必須熟習整個歷史範圍里的事實。而就中國通史而論，這一點絕不是個人一生的力量所能做得到的。所以無論對於任何時代，沒一部中國通史能說最後的話。所以寫中國通史永遠是一種極大的冒險。這是無可奈何的天然限制，但我們不可不知有這種限制。
除了「筆削」的標準外，我們寫通史時還有一個同樣根本的問題。經過以上的標準選擇出來的無數史實，並不是自然成一系統的。它們能否完全被組織成一系統？如是可能，這是什麼樣的系統？上面說過，眾史事不是孤立無連的。到底它們間的關係是什麼樣關係？同時的狀況，歷史的一「橫切片」的種種色色，容可以「一個有結構的全體之眾部分的關係」（RelationBetweenPartsofAnOrganizedWhole）的觀念來統馭，但歷史不僅是一時的靜的結構的描寫，並且是變動的記錄。我們能否或如何把各時代各方面重要的變動的事實系統化？我們能否用一個或一些範疇把「動的歷史的繁雜」（ChangingHistoricalManifold）統貫？如其能之，那個或那些範疇是什麼？
我們用來統貫「動的歷史的繁雜」可以有四個範疇。這四個範疇也是過去史家自覺或不自覺地部分使用的。現在要把它們系統地列舉，並闡明它們間的關係。
（甲）因果的範疇。歷史中所謂因果關係乃是特殊的個體與特殊個體間的一種關係。它並不牽涉一條因果律，並不是一條因果律下的一個例子。因為因果律的例子是可以復現的；而歷史的事實，因其內容的特殊性，嚴格地說，是不能復現的。休謨的因果界說不適用於歷史中所謂因果關係。
（乙）發展的範疇。就人類史而言，因果的關係是一個組織體對於另一個組織體的動作，或一個組織體對其自然環境的動作，或自然環境對一個組織體的動作（Action），或一個組織中諸部分或諸方面的交互動作（Interaction）。而發展則是一個組織體基於內部的推動力而非由外鑠的變化。故此二範疇是並行不悖的。發展的範疇又包括三個小範疇。
（1）定向的發展（TeleologicalDevelopment）。所謂定向的發展者，是一種變化的歷程。其諸階段互相適應，而循一定的方向，趨一定鵠的者。這鵠的不必是預先存想的目標，也許是被趨赴於不知不覺中的。這鵠的也許不是單純的而是多元的。
（2）演化的發展（EvolutionalDevelopment）。所謂演化的發展者，是一種變化的歷程，在其所經眾階段中，任何兩個連接的階段皆相近似，而其「作始」的階段與其「將畢」的階段則劇殊。其「作始」簡而每下愈繁者謂之進化。其「作始」繁而每下愈簡者謂之退化。
（3）矛盾的發展（DialecticalDevelopment）。所謂矛盾的發展者，是一變化的歷程，肇於一不穩定組織體，其內部包含矛盾的兩個元素，隨著組織體的生長，它們間的矛盾日深日顯，最後這組織體被內部的衝突綻破而轉成一新的組織體，舊時的矛盾的元素經改變而潛納於新的組織中。
演化的發展與定向的發展，矛盾的發展與定向的發展，各可以是同一事情的兩方面。因為無論演化的發展或矛盾的發展，都可以冥冥中趨赴一特定的鵠的。唯演化的發展與矛盾的發展則是兩種不同的事情。
這四個範疇各有適用的範圍，是應當兼用無遺的。我們固然可以專用一兩個範疇，即以之為選擇的標準，凡其所不能統貫的認為不重要而從事捨棄。但這辦法只是「削趾適履」的辦法。依作者看來，不獨任何一個或兩三個範疇不能統貫全部重要的史實；便四範疇兼用，也不能統貫全部重要的史實，更不用說全部的史實，即使僅就一個特定的歷史範圍而論。於此可以給歷史中所謂偶然下一個新解說，偶然有廣狹二義：凡史事為四範疇中某一個範疇所不能統貫的，對於這範疇為偶然，這偶然是狹義的偶然；凡史事為四範疇中任何範疇所不能統貫的，我們也說它是偶然，這偶然是廣義的偶然。歷史中不獨有狹義的偶然，也有廣義的偶然。凡本來是偶然（不管狹義或廣義的）的事，謂之本體上的偶然。凡本非偶然，而因我們的知識不足，覺其為偶然者，謂之認識上的偶然。歷史家的任務是要把歷史中認識上的偶然儘量減少。
到此，作者已把他的通史方法論和歷史哲學的綱領表白。更詳細的解說不是這裡篇幅所容許。到底他的實踐和他的理論相距有多遠，願付之讀者的判斷。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二月 昆明
初版自序
作者寫此書時所懸鵠的如下：（1）融會前人研究結果和作者玩索所得，以說故事的方式出之，不參入考證，不引用或採用前人敘述的成文，即原始文件的載錄亦力求節省；（2）選擇少數的節目為主題，給每一所選的節目以相當透徹的敘述，這些節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為背景；（3）社會的變遷，思想的貢獻，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顧並詳。至於實際成就與所懸鵠的之間，有多少距離，只好付之讀者的判斷了。
這部書原不是作者創意要寫的。創意要他寫這部書並且給他以寫這部書的機會的是傅孟真先生和錢乙藜先生。往在昆明，黃子堅先生、孫毓棠先生曾費心謀刊印此書而未成。比來遵義，張曉峰先生主國立浙江大學史地教育研究室，為石印五百冊以廣其傳。以上諸先生，作者謹於此志謝。
民國三十年（1941年）三月張蔭麟於貴州遵義書
再版自序
此書再版和初版不同的地方，除多處筆誤和刊誤的校正，數處小節的增刪外，乃是第九至第十一章的添入。第九章的上半作者自覺尚有缺點，卻不及修正，讀者諒之。
初版的校正，幸得柳定生女士及葉文培君的助力，合於此志謝。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九月張蔭麟於貴州遵義書
《中國史綱》獻辭
或曰：「稽古勵文，本承平之飾；懷舊寄興，乃閒逸之娛。值陵谷之傾翻，宜儒柔之丕變。抱孤主而講《論語》，固無救於淪胥；處圍城而習《春秋》，亦奚裨於捍禦？況乃巨劫所被，文物斯墜。蘭台之守；取作胡囊；石渠之藏，踐於羯馬。趙德父之倉皇奔命，捲軸盡拋；祁幼文之慷慨捐生，縹緗盪散。守殘缺於荒陬，望中興於來日。尼父之歸洙泗，始述麟經；子長之在笮邛，疇稽鳳紀？勉賡弦誦，只存告朔之餼羊；宣誨文章，有類禳凶之芻狗。是則史綱之刊，毋亦可以已也？」
對曰：「子言有見於史之華，無見於史之實；有見於史之敝，無見於史之用。若夫明國族繩繩之使命，庶無餒於任重而道艱；表先民烈烈之雄風，期有效於起衰而振懦；斯今日之所急，舍讀史而末由。唯我華胄，卓居族群；導中和之先路，立位育之人極；啟文明於榛狉，播光華於黯黮。大任既已降於斯民，大難所以鼓其蘊力。屢蠻夷而猾夏，終德義之勝殘。否臻極而泰來，貞以下而元起。斯史實所炳垂，凡國民所宜稔者也。若乃勢當危迫，志存忠節。蹈東海而死，義不帝秦；抗絕島而興，誓將恢漢；恥偷生之辱，血洗孤城；酬故主之恩，身膏敵斧；凜天地之正氣，凌日月而永耀。不有述往，何以詔今？某也摧鋒無技，深慚擇術之乖；操翰為生，爰盡激揚之力云爾。」
原載《益世報·文史副刊》第21期，1942年12月10日
從前講歷史的人每喜歡從「天地剖判」或「混沌初開」說起。近來講歷史的人每喜歡從星雲凝結和地球形成說起。這部書卻不想拉得這麼遠。也不想追溯幾百萬年以前，東亞地方若干次由大陸變成海洋，更由海洋變成大陸的經過。也不想追溯幾十萬年以前當華北還沒有給飛沙揚塵的大風鋪上黃土層的時候，介乎猿人與人之間的「北京人」怎樣在那裡生活著，後來氣候又怎樣改變，使得他們消滅或遠徙，而遺留下粗糙的石器，用火的燼跡和食余的獸骨人骨，在北平附近的周口店的地層中。也不想跟蹤此後石器文化在中國境內的分布、傳播和進步，直至存在於公元前六七千年間具有初期農業和精緻陶器的「仰韶文化」（仰韶在河南澠池附近）所代表的階段。
這部中國史的著眼點在社會組織的變遷，思想和文物的創辟，以及偉大人物的性格和活動。這些項目要到有文字記錄傳後的時代才可得確考。
嚴格地說，照現在所知，我國最初有文字記錄的時代是商朝，略當於公元前十八世紀中葉至前十二世紀中葉。本書即以商朝為出發點，然後回顧其前有傳說可稽的四五百年，即以所知商朝的實況為鑑別這些傳說的標準。
第一節 商代文化
商朝在最後的二百七十多年間，定都於殷，即今河南安陽，故此商朝又名殷朝。我們稱這二百七十多年為商朝的後期，我們所以確知商朝已有文字記錄乃因為公元1899年以來殷都遺址——即所謂殷墟——的發現和發掘。
殷墟出土的遺物，除了大批的銅器、陶器、骨器、石器外，最引史家注意的是無數刻有文字的龜甲和獸骨（至少有十萬片以上）。這些甲骨差不多全是占卜所用的，乃王室卜人所保存的檔案。原來商人要預測未來的吉凶，或探問鬼神的意旨，便拿一塊龜腹甲（間有用背甲的）或牛肩胛骨（間有用肋骨的），在一面加以鑽鑿，卻不令穿透，然後在鑽鑿處灼火，另一面便現出裂紋，這叫作「兆」。卜人看兆而斷定鬼神或一種神妙的勢力對於所問的反應。所問的事情，有時連日後的「應驗」，就刻在兆的旁邊，這可稱為卜辭。卜辭的內容以關於祖先的祭祀的為最多，如卜祭祀的日期、用牲的種類、用牲的數目等；有關於氣象的，如卜雨、晴、風、雪等；有關於歲收豐歉的；有關於征伐、漁獵和出行涉川之利否的；有關於疾病、胎孕和夢征的；有所謂卜旬和卜夕的，即於一旬之末卜下一旬有無災害，和於日間卜是夕有無災害的。還有別的事項這裡不能盡舉。卜辭以外，甲骨文書中也有少數短短的記事，例如記頒發矛若干，某人取貝若干，某日某人入覲之類；又有田獵獲獸的記錄，刻在獸頭骨上的。甲骨文書全是商朝後期的遺物。根據甲骨文書、甲骨文字的分析、其他商代的遺物遺蹟和後人關於商朝的記載，我們可作一商代的文化的速寫如下。
商人是以農業為主要的生產方法。農作物有黍、稷、稻、麥、蠶桑。卜辭中「卜黍年」「貞（卜問）我受黍年」「貞其登黍」的記錄很多，而此等處的黍字從未見有用別的植物名來替代的，可知黍為商人主要的農作物。帛、巾、幕等字和若干從糸的字的存在，證明絲織工藝的發達。有酒，以黍釀造。耕種全用人力。農具有耒耜。原始的耒耜，蓋全以木為之。耒是一根拗曲的木棒，下端歧而為二，歧頭上安一橫木，以便腳踏。這是起土用的。耜和耒的分別是下端斜銳而不分歧，利於刺地而不利於起土，大約過于堅實的土，耒不能起便先用耜去刺松。耒當是利用樹椏做成。商人是否已用銅做耒耜的下部，不得而確知。
漁獵和畜牧也是商人的盛大的生產副業。魚的種類不見於卜辭。獵品，除野豬、鹿、狼、兕、兔、雉外，還有象。商王田獵的記錄中，獲鹿有一次三百八十四頭的，獲豬有一次一百十三頭的，獲狼有一次四十一頭的。可見殷都附近的開闢程度。供食的家畜，除牛、羊、雞、豕外，還有狗。牧畜業之盛從王室祭祀用牲之多可見，每有一次用牛羊三四百頭的。馴役的動物除牛（旱牛和水牛）、馬、犬外，還有象。至遲在商朝末年，商人並且曾利用象去作戰。
商人已有鑄造青銅（銅錫合金）器的工藝，鑄造工場的遺物曾在殷墟找得，有可容銅液十二三公斤的陶製煉鍋，有銅製的型範，有銅礦石，有煉渣。商人的兵器及工具大部分已用銅製，但也有一部分仍用石或骨角制。殷墟遺物中有銅製的戈頭、矛頭、瞿、箭鏃、錛、小刀、針；石制的矛頭、槍頭、箭鏃、刀、斧、粟鑿；牛角或鹿角制的矛頭、箭鏃和骨錐。骨角制的兵器也許是僅作明器用的。
商人鑄銅技術之最高的造就，乃在王宮和宗廟裡所陳列的供飲食和盛載用的種種器皿，如尊、卣（盛酒用）、爵（酌酒用）、觚（飲水器）、罍、（食器）、方彝、巨鼎（盛食物用）等等，都是具有很縟麗的花紋的。可惜寫此段時，殷墟的銅器，作者尚無緣寓目。茲根據他人參觀（民國二十六年夏教育部第二次全國美術展覽會所陳列者）的報告，略記二器，以見一斑。一為提梁卣：器分三層，上層為一蓋，以練繫於梁間，下層為卣的本體，中層擱上是一蓋，取下來卻是一觚，提梁的兩端，各有一生動的兔形的獸頭，全器周圍是細緻的花紋。一為盂形的器：當中有一柱，柱頂成蓮花形，其旁四龍拱繞，兩龍銳角，兩龍鈍角，四龍相連，可以環柱為軸而旋轉，盂身和柱周圍也是細緻的花紋。
此外殷墟銅器之可注意的有盤、壺、鏟、勺、漏勺、筷子等，還有戰士戴的盔。
殷墟的陶器包括種類繁多的飲器、食器、盛器和烹飪器，其質地有灰色、紅色的粗陶，黑色、白色的細陶和一種經高溫燒加釉的陶；其紋飾多數是刻劃的。細陶的紋飾極複雜，其母題有動物形、幾何圖案和圖案化的動物形。
商人牙、骨、玉、石雕刻工藝在殷墟的遺蹟也很豐富，舉其特別可注意的：有鑲嵌綠松石的象牙鴟尊；有一種雕紋的（也有繪紋的）骨制玩器，仿佛後世「如意」一類的東西，長形略曲，其花紋為龍、鳳或蟬形，偶或嵌著綠松石；有各種式的佩玉，或作圓圈，或作半圓，或作長筒，或雙龍相對成一圓形，或兩魚相對成一半圓，或狀人物、人面、獸頭、虎、兔、象、鴞、燕、鴿、魚、蛙、蟬、長尾鳥、蝙蝠等；又有巨大的大理石的立體雕刻品，狀人物、虎、龜、鴞、蟾、雙獸等，以供陳設之用的。
從狀人物的雕刻品和其他遺物，我們知道商人是席地而坐的；知道當時一部分人的服裝是交領、右衽、短衣、短裙、束帶，其鞋翹尖；知道當時女人臉上塗朱；頭飾極複雜，左右兩鬃或額間的頭巾上綴一綠松石砌成的圓形物；頭髮中間束一骨圈；發上戴雕紋嵌綠松石的象牙梳；又簪骨制或玉制的笄，少的一兩枝，多的幾十枝，笄頭雕各式各樣的（現已發現四五十種）獸頭和花紋；她的頭飾比頭還高。
關於商人的居室，我們也有一些推想的根據。在殷墟曾發現版築的遺蹟，那是房屋的基址。有一處基址作長方形，四圍有許多大石卵，其相互間的距離，大略相等。這些石卵大約就是柱礎，原來上面是安柱的。有一基址長三十公尺，寬九公尺，石柱礎之外，並有銅柱礎十個。殷墟絕無磚瓦，房頂想必是用茅草編成的。古人所謂「茅茨土階」，大約就是商朝宮殿的寫照。又發現一座純黃土築成的大台基，面向正南，與羅盤所指的完全相合。台基前十幾公尺，也有大石卵，排成弓背形。台基的四周，遺下好些整副的野豬骨，可見這建築必是和祭祀有關的。又掘出若干長方的坎穴，有階級可上下，中有破陶片、牛骨、狗骨之類。坎穴內周圍用硬土築成，鐵一般堅固。有些坎穴之下又套一個坎穴。這些坎穴是否與上說的版築柱礎同時，不能確定。但我們知道，遠距商朝亡後三四百年，還有貴族的地下宮室見於記載（《左傳》），則商朝後期之有這種穴居是很可能的。殷墟又掘出一些商王的陵墓。從墓室的情形可以推知王宮內部的情形。墓室一律作亞字形，原是木構，木料已腐化無存，卻剩下木構上所裝的各種立體石雕，作獸頭、雙面、牛頭、鳥、獸等形的。又從墓中的遺蹟推之，可知原來牆壁的內面是嵌鑲著許多紋飾和塗著紅色的。
商人的交通用具，有牛、馬或象駕的車。除普通的車外，又有兵車，其形式大略是輿作半圓形，由後升降，一轅駕四馬，兩服兩驂，與後來周朝的兵車無多差異；這是從殷墟發現的銅質車飾推知的。據卜辭的記載，商人出征有時遠行至三四十日。
上面講的是商人的「物質文明」。其次要講他們的社會組織，可惜後者的資料遠不如前者的詳細。
商人是普遍地聚族而居的，而且每族自成為一社會的單位。每族有一名號，即所謂「氏」。所以後來商朝亡後，新朝把商遺民分派給新封的諸侯都是整族整族地分派的：例如以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等六族分給魯國；以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飢氏、終葵氏等七族分給衛國。卜辭記商人用兵，每有派某一族或某些族的人去作戰的，例如「令啗族寇周」「令多（眾）子族從犬侯寇周」「命五族伐羌」等。姓和氏的分別，商朝當已有之。姓是舊有的族號，氏是比較後起的族號。因為族人的繁衍，一族可以分成許多族，而散居異地。同源異流的眾族保留其舊有共同的族號，謂之姓；同時各有其特殊的族號，謂之氏。姓字甲骨文及周金文皆作生，不從女，以生為姓者，溯生之所從來也（古人名與姓氏不並舉，因為在比較原始的社會裡，互相接觸的人，以同姓氏為常，自無以姓氏冠其名上之必要。此種習慣直至春秋時代猶然。以姓氏冠名乃是有了五方雜處的大都市以後的事）。
商民族以一個王室和它的都邑為核心。這都邑商人自稱「天邑商」。在商朝六百年間，這「天邑商」曾經六次遷徙，最初是在亳，即今河南商丘北四十里；中間五遷皆不出今山東的南半和河南的東半；最後的二百七十餘年是在殷，即安陽的殷墟。商王統屬著許多部族的君長，即他的「諸侯」。原則上他們對商王的主要義務，是當他需要時，派兵去助他或替他征戰，此外也許還有定期的貢獻。這些諸侯的來源，大抵是本來獨立部族的君長，為商王所征服的，或震於商朝的威勢而自願歸服的；似乎還有一部分是商王把田邑分給自己的臣下或親族而建立的。商王對各諸侯的控制能力並不一致，諸侯對商朝也叛服不常，他們彼此間也不永遠是和平的友侶。卜辭里每有商王命這個諸侯去伐那個諸侯的記載。諸侯領土與王畿之間，民族和文化的關係疏密不一。有些諸侯所領的部族與王畿的人民是屬同一民族，或原來雖不屬同一民族，而已經與商人同化的，這些可以概稱為商人；但也有些諸侯所領的部族在語言習慣上皆與商人相異，而始終對商人保存著「非我族類」之感的，例如當商朝末年居於涇渭流域的周人。
商朝王位的繼承，自第二傳以下，以兄終弟及為原則。王子無嫡庶之分，皆有繼位的資格。至無弟可傳，然後傳子。但傳末弟之子抑傳其先兄之子，似無定製；多數是傳末弟之子，但有不少例外。每因堂兄弟爭位釀成王室的大亂。最後的四傳皆是以子繼父，似乎已鑑於舊制的不善而有意把它改革了。諸侯的繼承法是否也以兄終弟及為原則，無從知道，但至少有例外，如「周侯」的繼承，始終是以子繼父的。
在商朝的勢力範圍以內和以外散布著許多文化遠較商人落後的遊牧民族，不時寇略商朝或其諸侯的領域。商朝後期的最大外敵是西北的鬼方（其根據地蓋在山西北部及陝西的北部和西部）。歷史上記載商王武丁曾對他用兵至三年之久。此外卜辭所記商人的外敵還有好些，但其中除羌人外都與後來的歷史失了聯絡。卜辭所記商人對外戰爭，用兵至多不過四千、五千，俘虜至多不過十五、十六，但這些似乎不能作代表的例，因為卜辭曾記一次殺敵二千六百五十六人。
戰爭所獲的俘虜，當有一部分是用作祭祀的犧牲，卜辭中屢有人祭的記錄。但那不是常見的事。大多數俘虜當是用作奴隸。卜辭中有奴、奚、臣、仆等字皆是奴隸之稱。奴隸除用執賤役外，當亦用於戰爭，卜辭中有「呼多臣」伐某方的記錄，似是其證。又有所謂「耤臣」和「小耤臣」，似是奴隸之用於耕作的。
商人的商業已發展到使用貨幣的階段，他們的貨幣以一種鹹水貝為之，小塊的玉器似乎也用為貨幣。從殷墟的遺物可以推知殷都一帶商業之盛。銅器、玉器和綠松石飾品的原料都非近地所有；占卜用的消費量甚大的龜也是異地所產；鹹水貝也是如此。特別是玉和貝必定是從遠方輾轉販運而來的。
關於商人的社會狀況，我們所知僅此。其次要估量他們表現於生產方法以外的智力。
甲骨文書包涵單字約三千，可識的約一半。這些文字雖然形體上與今字大異，但已識的字都可依照一定規則譯成今字。其意義及用法大體上與今字不殊，習慣的保守性真是可驚的。除形體外，甲骨文字與今字的差異有兩點可注意：（一）帶有圖像性的字無論物體的寫生或動作性態的喻示，每隨意描寫，但求肖似，沒有定構。例如龜字，或畫正面，或畫側面，或畫尾，或不畫尾，或畫兩足，或畫一足。又如漁字，或畫一魚，一網，一手；或只畫一魚，一手；或畫四魚在水中；或畫一魚傍水。（二）在意義的分別上，有好些地方比今字為詳細。例如駕馭之馭，或從馬，或從象，因所馭不同而異字。又如牧字，或從牛，或從羊，因所牧不同而異字，又如一獸的雌雄，各有異名；牝牡二字原指牛的兩性，此外馬、羊、豕、犬、鹿等，各於本字的邊旁或底下加匕或土，以別雌雄。
現存商人的文書只有契刻的甲骨文書。但商人所有的文書不只此種。甲骨文書是先寫而後刻的。這從甲骨上一些寫而漏刻的朱墨跡可以推知。殷墟又發現一塊白陶上寫著字，從這些字跡可以推知毛筆的存在。又甲骨文中有冊字，像竹簡匯集之形。既有筆又有簡冊，可知當有寫在簡冊上的文書。現存薈聚上古文件的《尚書》中，傳說為商朝遺文的有五篇。其中比較可信為真出商人手筆的是《盤庚》三篇，那是記商王盤庚遷都（自奄，即今山東曲阜，遷殷）前後對臣民三次訓話的。
古代記載原有「商人尚鬼」的話，證以卜辭而知其確切。在商人看來，神鬼的世界是和有形的世界同樣地實在，而且這兩個世界關係極密切。鬼神充斥於他們的四周，預知他們自身及其環境的一切變動，操縱著他們的一切利害吉凶禍福，需要他們不斷地饋饗和賄賂。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每遇有可容猶豫的事情或不能解答的疑問，照例要聽命於龜殼和牛骨。神鬼世界的主要成分是他們的祖先。王室對祖先的祭祀，其名目之眾多，次數之頻繁，供獻之豐盛都非我們所能想像。用牲的數目有多至一次五十羊、三百牛，或四百牛的。用牲的方法，除置俎中蒸熟或當場生宰以供陳列外，有以火焚燒，或沉於水中，或埋入土中的。祭祀的時日，用牲的種類、數目、方法，有時連牝牡、毛色，都要憑卜人預先向所祀的祖先請示。商人心目中死鬼與現世的關係，從盤庚遷都前對臣民的第二次訓詞（即《盤庚》中篇所記）很可以看出。茲將其中一段的大意，譯白如下：「我念著先王為你們的先人勞碌，就關心你們，要保育你們。我若有失政，先王就要重責我說：為什麼虐待我的子民？你們若不知去求安樂的生活，不與我同心，先王便要責罰你們：為什麼不和我的幼孫和好？……你們若立心不良，先王便要革了你們的先祖先父在天的職位。你們的先祖先父受了你們的牽累就要棄絕你們，不救你們的死亡了。我有了這樣亂政的臣民，只得拿貝和玉去祈禱。你們的先祖先父便會告訴先王：懲罰我的子孫罷！於是先王便大大地降下不祥來了！」祖先而外，商人的神祇，以現在所知，有主土壤的社神，有山川之神，有風雨之神，有蠶神，還有主宰百神的「帝」，即上帝。風神就是上帝的使者，他是鳳鳥。卜辭中風與鳳同字。
商人不知有沒有占星術，但他們已會觀察天象而定曆法。他們的曆法大致與舊時的陰曆相同：一年為十二月，月有大小，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有閏月，置於年終，稱為十三月。
商人的樂器有磬、塤（有石制、陶製、骨制三種）、鼓、鐃（形如鈴鐸而無舌，持以敲擊，大小三枚為一套）、龢（笙之小者）。又卜辭中有從絲從木的樂（樂）字，可見琴瑟之類當時亦已存在。
商代文化的速寫止此。
第二節 夏商大事及以前之傳說
商朝從成湯創業以後，六百年間，可考的大事，除了六次遷都，除了對鬼方的大戰，除了最後直接間接和亡國有關的打擊外，便是五度由盛而衰的循環。所謂盛就是君主英武，諸侯歸服；所謂衰就是君主昏暗，或王室內亂，而諸侯叛離。前期第一度的盛衰牽涉到湯孫太甲（商朝第四王）和湯的開國功臣伊尹的關係。這有二說：一說太甲無道，「顛覆湯之典型」，伊尹把他放逐於桐，過了三年，伊尹見他悔過修德，又迎他復位。一說伊尹於商王仲壬死後，把法當嗣位的太甲放逐於桐，而自即王位；其後七年，太甲自桐潛出，殺伊尹。肇始商朝後期的盤庚是一中興之主。在他以後，唯他的侄子武丁曾一度中興。武丁以降，商朝一直衰下去。繼位的君主皆生長安逸，「不知稼穡之艱難，唯耽樂之從」（這是周朝開國元勛周公追數前朝衰亡的原因的話）。他們以畋游荒宴代替了國政的煩勞。在商朝末年，一種叔世的頹廢和放縱瀰漫了整個商人社會。狂飲濫醉的風氣普遍於君主、貴族和庶民。這是他們亡國的主因。
在敘述商朝滅亡的經過之前，讓我們回溯商朝所繼承的歷史線索。
商朝所替換的朝代是夏。關於夏朝，我們所知，遠更模糊。例如夏朝已有沒有文字？有沒有銅器？其農業發展到什麼程度？其政治組織與商的異同如何？這些問題都無法回答。在後人關於夏朝的一切傳說和追記中，我們所能抽出比較可信的事實，大要如下。
夏進歷年約莫四百，其君位是父死子繼而不是兄終弟及。其國都的遷徙比商朝更為頻數。最初的君主禹歷都陽城、晉陽、安邑，皆不出今山西的西南角（陽城在翼城西，晉陽在臨汾西，安邑在平陸東北）。禹子啟始渡河而南，居今新鄭、密縣間。以後除啟孫後相因外患失國遠竄外，夏主的遷徙，不出今河南的黃河以南，汝、潁以北。當夏朝為成湯所滅時，都於斟，即今鞏縣西南。夏朝最大的事件是與外族有窮氏的鬥爭。有窮氏以鉏（今河南滑縣東）為根據地，當啟子太康時，攻占了夏都（時在斟），以後統治了夏境至少有六七十年。太康逃居於外，有窮氏以次立其弟仲康及仲康子後相為傀儡。後相繼被竄逐追殺。後來後相的遺腹子少康收聚夏朝的殘餘勢力，乘有窮氏的衰弱，把他滅掉，恢復舊物。有窮氏是在夏境的東北，後來滅夏的成湯則來自東南，其先世亦發祥於東北。夏朝的外患蓋常在東方。
成湯的先世累代為部族長。他的先十四代祖契與禹同時，以蕃（今河北平山附近）為根據地。契子昭明遷於砥石（今河北砥水流域），繼遷於商（今河南商丘），「天邑商」，及商朝之得名由此。昭明子相土是一雄才大略的君長，曾大啟疆宇，以相（在今安陽西十五里）為東都。可惜他的功業的記錄只剩下他的後裔的兩句頌詩：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此時的海外說不定就是遼東或朝鮮。後來商朝亡後，王弟箕子能逃入朝鮮而歷世君臨其地，莫不是因為商人原先在那裡有些根據？相土以後兩三百年間，商人的事跡無考，也許這是他們的中衰時代（傳說相土發明以馬駕車，又他的後裔王亥——也是成湯的先世——發明以牛駕車）。到了成湯才復把商人帶領到歷史上，他從商北遷於亳，繼滅了北方的若干鄰族，然後向夏進攻，夏主桀兵敗，被他放逐於南巢（在今安徽巢縣東北五里）而死，夏朝於此終結。
我們若從夏朝再往上溯，則見歷史的線索迷失於離奇的神話和理想化的傳說中不可析辨了。凡此種種，本書自宜從略。但其中有一部分和後來歷史的外表，頗有關係，應當附帶敘及。
據說禹所繼承的君主是舜，國號虞；舜所繼承的是堯，國號唐。當堯舜之世，天下為公，而不是一家一姓所得私有的。堯怎樣獲得帝位，傳說沒有照顧到。舜本是歷山（在今山東）的農夫，有一串故事（這裡從略）表明他是一個理想的孝子和理想的賢兄，又有一串故事（例如他在哪裡耕種，哪裡的農人便互相讓界；他在哪裡打魚，哪裡的漁人便互相讓屋，他在哪裡造陶器，哪裡的陶工便不造劣器），表明他是一個理想的領袖。帝堯聞得他的聖明，便把他召到朝廷里來，把兩個女兒同時嫁給他，試他治家的能力；並拿重要的職位去試他政治的能力。他果然家庭雍睦任事稱職。堯老了，便告退，把帝位推讓給他。堯的時候有一場普遍於全「中國」的大水災。禹父鯀，因治水無功，被處死刑，禹繼承了他父親的任務終於把水患平定。禹治水的工作凡歷十三年，在這期間，曾三次走過自己的家門，都沒有進去，有一次並且聽到新產的兒子在呱呱地哭呢。後來舜照堯的舊例，把帝位推讓給禹。禹在死前，也照例選定了一位益做自己的繼承者。但禹死後，百姓不擁戴益，而擁戴禹的兒子啟，於是啟踐登了帝位（一說益和啟爭位，為啟所殺）。舊例一破便不再回復了。這便是堯、舜「禪讓」的故事。
還有一位值得提到的傳說中重要人物，那是黃帝。他所占故事中的時代雖在堯舜之先，他的創造卻似在堯舜之後。照傳說的一種系譜（《史記·五帝本紀》），他是堯的高祖，舜的八世祖，禹的高祖（舜反比禹低三輩，這很奇怪），也是商周兩朝王室的遠祖，並且成了後來許多同化的外族的祖先。黃帝和他左右的一班人物並且是許多文化成分的創造者，例如他發明舟、車、羅盤、陣法、占星術和許多政治的制度；他的妃嫘祖最初教人養蠶織絲；他的諸臣分別發明文字、算術、曆法、甲子和種種樂器。總之，他不獨是中國人的共祖，並且是中國文化的源頭。他的功用是把中國古代史大大地簡單化了。
第三節 周朝的興起
現在讓我們離開想像，回到事實。
當商朝最末的一百年間，在渭水的流域，興起了一個強國，號為周。周字的古文像田中有種植之形，表示這國族是以農業見長。周王室的始祖后稷（姬姓），乃是一個著名的農師（傳說與禹同時），死後被周人奉為農神的。后稷的子孫輾轉遷徙於涇渭一帶；至古公亶父（後來追稱太王），原居於豳（今陝西邠縣附近），因受不了鬼方侵迫，率眾遷居岐山（在今陝西岐山縣境）之下。這一帶地方蓋特別肥沃，所以後來周人歌詠它道：
周原，堇荼如飴。
以一個擅長農業的民族，經過移民的選擇，來到肥沃土地，而且飽經憂患，勤奮圖存，故不數十年間，便蔚為一個富強之國。到了古公子季歷（後來追稱王季）在位時，竟大敗鬼方，俘其酋長二十人了。古公在豳，還住地穴，其時周人的文化可想而知。遷岐之後，他們開始有宮室、宗廟和城郭了。季歷及其子昌（後來追稱文王）皆與商朝聯婚，這促進了周人對商文化的接受，也即促進了周人的開化。
至少自古公以下，周為商朝的諸侯之一，故卜辭中有「令周侯」的紀錄。舊載季歷及昌皆受商命為「西伯」，即西方諸侯之長，當是可信。但卜辭中屢有「寇周」的記載，可見商與周的關係並不常是和諧的。舊載古公即有「翦商」的企圖。蓋周自強盛以來，即以東向發展為一貫之國策。古公和委歷的雄圖的表現，於史無考，但西伯昌的遠略尚可窺見一斑。他在逝世前九年，自稱接受了天命，改元紀年。此後六年之間，他至少滅掉了四個商朝的諸侯國：
一、密 今甘肅靈台縣西
二、黎 今山西黎城縣東北
三、邘 今河南懷慶西北
四、崇 今河南嵩縣附近
此外商諸侯不待征伐而歸附他的當不少。又舊載西伯昌曾受商王紂命，管領江、漢、汝旁的諸侯，大約他的勢力已及於這一帶。後來周人說他「三分天下有其二」，若以商朝的勢力範圍為天下，恐怕竟去事實不遠了。滅崇之後，西伯昌作新都於豐邑（在今長安縣境），自岐下東遷居之。他東進的意向是夠彰明的了。
文王死後第四年的春初，他的嗣子武王發率領了若干諸侯及若干西北西南土族的選鋒（中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等族類，其名字不盡見於以前和以後的歷史），大舉伐商；他的誓師詞至今猶存，即《尚書》里的《牧誓》。憑一場勝仗，武王便把商朝滅掉。戰場是牧野，離商王紂的行都朝歌（今河南淇縣）不遠。朝歌是他的離宮別館所在，是他娛悅晚景的勝地。這時他至少已有六七十歲了。在享盡了畋游和酒色的快樂之後，他對第一次挫敗的反應是回宮自焚而死。商兵潰散，武王等長驅入殷。商朝所以亡得這樣快，照後來周人的解釋是文王、武王累世積德行仁，民心歸向，而商紂則荒淫殘暴，民心離叛；所謂「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這固然不能說沒有一些事實的影子，但事實決不如此簡單。周人記載中無意泄露的關於商、周之際的消息，有兩點可注意。一說「紂克東夷而隕其身」。可見商人在牧野之戰以前，曾因征服東方的外族，而把國力大大損耗了；武王乃乘其疲敝而取勝的。一說「昔周飢，克殷而年豐」。可見牧野之戰，也是周人掠奪糧食，競爭生存之戰。武王是知道怎樣利用飢餓的力量的。
殷都的陷落和商朝的覆亡，只是周人東向發展的初步成功。商朝舊諸侯的土地並不因此便為周人所有，而且許多舊諸侯並不因此就承認武王為新的宗主。此後武王、成王、康王之世，不斷地把兄弟、子侄、姻戚、功臣分封於外，建立新國。這些新國大抵是取舊有的諸侯而代之，也許有的是開闢本來未開闢的土地。每一個這類新國的建立，便是周人的一次向外移殖，便是周人勢力範圍的一次擴展。
但當初武王攻陷殷都之後，並沒有把殷都及殷王畿占據，卻把紂子武庚、祿父封在這裡，統治商遺民，而派自己的兩個兄弟管叔和蔡叔去協助並監視他們。這不是武王的仁慈寬大。這一區域是民族意識特別深刻的「殷頑民」的植根地，而且在當時交通不便的情形之下，離周人的「本部」豐岐一帶很遠，顯然是周人所不易統治的。故此武王樂得做一個人情。但這卻種下後來一場大變的原因。武王克殷後二年而死，嗣子成王年幼，王叔周公旦以開國功臣的資格攝政。管、蔡二叔心懷不平，散布流言，說「周公將不利於孺子」。並鼓動武庚、祿父聯結舊諸侯國奄（今山東曲阜一帶）和淮水下游的外族淮夷，背叛周室。周公東征三年，才把這場大亂平定。用兵的經過不得而詳，其為艱苦卓絕的事業，是可想像的。於是周公以成王命，把殷舊都及畿輔之地封給文王的少子康叔，國號衛；把商丘一帶及一部分殷遺民封給紂的庶兄微子啟，以存殷祀，國號宋；把奄國舊地封給周公子伯禽，國號魯；又封功臣太公望（姜姓）的兒子於魯之北，國號齊（都今山東臨淄）；封功臣召公奭（周同姓）的兒子於齊之北，國號燕（都今北平附近）；都是取商朝舊有諸侯國而代之的。周公東征以後，周人的勢力才達到他們的「遠東」。就周人向外發展的步驟而論，周公的東征比武王的克殷還更重要。這大事業不可沒有一些藝術的點綴。舊傳《詩經·豳風》里《東山》一篇就是周公東征歸後所作，茲錄其一章如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於垤，婦嘆於室。灑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於今三年。
假如傳說不誤，這位多才多藝的軍事政治家，還是一個委婉的詩人呢！
先是武王克殷後，曾在豐邑以東不遠，另造新都曰鎬京（仍在長安縣境），遷居之，是為宗周。「遠東」戡定後，在周人的新版圖裡，豐鎬未免太偏處於西了。為加強周人在東方的控制力，周公在洛陽的地方建築一個宏偉的東都，稱為成周。成周既成，周公把一大部分「殷頑民」，遠遷到那裡。從此周人在東方可以高枕無憂了。卻不料他們未來的大患乃在西方！周公對被遷到成周的殷人的訓詞，至今還保存著，即《尚書》里的《多士》。
武王、成王兩世，共封立了七十多個新國，其中與周同姓的有五十多國；但這七十餘國而外，在當時黃河下游和大江以南，舊有國族之歸附新朝或為新朝威力所不屆的，大大小小，還不知凡幾。在這區域內，周朝新建的和舊有的國，現在可考的有一百三十多。茲於現在可考的周初新建國中，除上面已提到的宋、衛、魯、齊、燕外，擇其可以表示周人勢力的分布的十八國列表如下：
國名姓始祖與周之關係國都今地
晉姬武王子叔虞山西太原北
霍姬文王子叔處山西霍縣
邢姬周公子河北邢台
芮姬陝西大荔縣南
賈姬陝西蒲城西南
西虢姬文王弟虢叔陝西寶雞縣東
滕姬文王子叔繡山東滕縣
郕姬文王子叔武山東汶上縣北
郜姬文王子山東城武縣東南
曹姬文王子叔振鐸山東定陶縣
東虢姬文王弟虢仲河南汜水縣
蔡姬文王子叔度河南上蔡縣（約在紀元前五三〇年左右遷於今新蔡）
祭姬周公子河南鄭州東北
息姬河南息縣
申姜河南南陽北
蔣姬周公子河南固始縣西北
隨姬湖北隨縣
聃姬文王子季載湖北荊門東南
本節敘述周人的東徙至周朝的創業，本自成一段落。但為以下行文的方便起見，並將成王后康、昭、穆、共、懿、孝、夷、厲八世的若干大事附記於此。這時期的記載甚為缺略，連康、昭、共、懿、孝、夷六王在位的年數亦不可考（成王在位的年數亦然）。因此厲王以前的一切史事皆不能正確地追數為距今若干年。成、康二世為周朝的全盛時代，內則諸侯輯睦，外則四夷畏懾。穆王喜出外巡遊，其蹤跡所及，不可確考，但有許多神話附著於他。夷王時周室始衰，諸侯多不來朝，且互相攻伐。厲王即位於公元前878年。他因為積久的暴虐，於即位第三十七年，為人民所廢逐，居外十四年而死。在這期間，王位虛懸，由兩位大臣共掌朝政，史家稱之為「共和」時代。厲王死後，其子繼位，是為宣王。
第四節 周代與外族
夏、商、周三朝的遞嬗，代表三個民族的移徙和發展。大體上說，夏人自西而東，商人自東而西，周人復自西而東，他們後先相交錯，相覆疊，相同化，同時各把勢力所及地方的土族同化，在一千數百年間，這參伍綜錯的同化作用團結成一大民族，他們對於異族，自覺為一整體，自稱為「諸夏」，有時也被稱並自稱為「華」。中華民族的「華」字起源於此。這自覺和自號很難說是哪一年哪一月開始，大約，至遲在公元前770年「周室東遷」的前後當已存在。這劃時代的大變，一會就要講到。我們可用這時間做中心點，以敘述諸夏與若干影響重大的外族的關係。至於其他星羅棋布於今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而與諸夏錯居的許多遊牧或非遊牧的種族（周人所泛稱為夷或戎的）以及他們不斷與諸夏互相而漸漸為諸夏同化吸收的經過，這裡不能詳及，現在也不能盡考。
（一）商末、周初的鬼方，後來周人稱為狁，繼稱犬戎。此族在周初屢出沒於豐鎬以西和以北。成王時曾伐鬼方，俘人至一萬三千餘，戰爭之劇烈可想。參加此役的盂國（近岐山）曾鑄鼎刻銘以記其事，至今尚存。穆王時又大敗此族，俘其五王，遷其部落若干於汾洮一帶。至厲王末年，狁乘周室內亂，又復猖獗；以後四十餘年間，不時寇略西陲，甚至深入王畿，迫近鎬京，終為宣王所攘逐。這期間出征狁的將士的寫懷詩，至今還有留存（即《詩經·小雅》的《採薇》《出車》《六月》《采芑》），茲示一斑（《採薇》六章，錄四章）如下：
採薇採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暮止。靡室靡家，狁之故。不遑啟居，狁之故。
採薇採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採薇採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中略）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宣王死，子幽王立。幽王因寵艷妃，廢王后及太子宜臼。太子出奔王后的外家，即申國。王欲殺太子，求之於申，不得，王伐申，申侯求助於犬戎。於是犬戎攻陷鎬京，追殺幽王於驪山下。方鎬京陷落之時，魯侯、許公及申侯擁立宜臼於申（前770年），是為平王。
及幽王既死，虢（當時東虢）公又立王子余臣於攜（當在東虢附近）。兩王並立了二十一年，而余臣為晉文侯所殺，周室復一。平王因鎬京及王畿的西半已為犬戎所據，定都於成周，後來王室一直留在這裡。平王把淪陷區交託給一個護駕功臣、原來承襲西垂大夫世職的秦襄公，許他若果能克服犬戎，便領有其地。襄公果然完成了他的任務，在那裡建立了秦國。而王畿的西半不復為王室所有了。經這次打擊，王室日漸衰微，到後來只保存了一個共主的空名。史家稱東遷以前的周朝為西周，以後的周朝為東周（現存魯國史記《春秋》包括東周第四十九年以下的二百四十二年，史家稱這時代為春秋時代）。
（二）入東周后，從公元前662至前595年間，為諸夏禍最烈的外族，是犬戎的同源異派，當時周人稱為「狄」的。狄有赤、白之別，又各分為許多部族。赤狄分布於今河北廣平至山西潞城、屯留一帶；白狄一部分在今陝北延安一帶，一部分在今河北藁城、晉縣一帶。但這時期的記載並沒有分別侵略者為赤為白，或其所屬的特殊部族，只籠統稱之為狄而已。大約來侵的狄人，赤狄占大多次數，東方的白狄占少數，而西方的白狄不預。在這期間齊受狄侵七次，衛六次，晉五次，魯二次；邢、宋、溫、鄭、周各一次。衛受摧殘最甚，被逼兩次遷都（衛原都朝歌，在河南淇縣東北；一遷楚丘，在河南滑縣東，再遷帝丘，在河北濮陽），其國境大半淪陷，賴齊桓公之救始免於亡國。邢亦被迫遷都（邢本都河北邢台，遷山東東昌），亦賴齊桓公之救始免於亡國。成周為狄攻陷，周襄王出奔於鄭，賴晉文公之救始得復國。結束狄患的是晉國，它於公元前593至前592兩年間，傾全國之力滅赤狄；繼於前530至前520年間滅東方白狄的大部分。經這兩役，廣漠的狄土的邢、衛的淪陷地皆入於晉，晉境蓋展拓了一倍以上。
（三）周代以前，中國歷史的主要地盤是在今山東、河南、山西，而旁及河北、陝西的一部分。其時長江下游包括湖北、安徽、江蘇、浙江等地的歷史，幾乎完全埋在黑暗之中。到了周朝，這一區域裡民族分布的情形才有鱗爪可見。周人的拓殖已達到湖北漢水的東北，其漢水以西南，直至大江，則為楚人的領域。安徽境內部族之可考者有群舒，在舒城至廬江間及六安、霍丘一帶；有徐戎，在泗縣以北一帶。在江蘇境內，江北有淮夷，以邳縣一帶為中心，其江南則為吳人的領域。吳地並跨浙江的浙西，其浙東則為越人的領域。越地並跨江西的鄱陽湖之東。
這些民族中，群舒的歷史，吾人所知最少，只知道他在魯僖公（前659至前627年）時曾與魯為敵，魯人歌頌僖公，有「荊舒是懲」之語，它們自前615年以後陸續為楚所滅。
徐戎當周穆王之世，在徐偃王的統治之下，曾盛極一時；東方諸侯臣服於他的有三十六。他晚年力行仁義，不修武備；結果，楚人來伐，他一戰敗死，他的霸業也隨之煙消雲散。徐戎每與淮夷聯合，以敵對諸夏，特別是魯。周公子伯禽初就封於魯時，這兩族便並起與他為難。厲、宣之際兩族又乘機憑陵諸夏，至勞宣王親征平定。《詩經》里《常武》（《大雅》）一篇即詠此事，中有云：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綿綿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後來魯人歌頌僖公的成功也說他：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於海邦，淮夷蠻貊。
淮夷受諸夏同化的程度，現在無征。徐戎至遲在東周時已採用了諸夏的文字。這有現存幾件徐國銅器的銘文為證，舉其一例如下：
隹（唯）正月初吉丁亥，徐王庚之淑子沇兒，擇其吉金，自作和鍾。中翰且揚，元鳴孔皇。孔喜元成，用盤（樂也）飲酒，和會百姓。淑於威儀，惠於明祀。（吾）以晏以喜，以樂嘉賓及我父兄庶士。皇皇熙熙，眉壽無期，子子孫孫，永保鼓之。
徐戎於公元前512年為吳所滅。淮夷自前515年以後不見於歷史，其結局無考，大約非被滅於吳則被滅于越。
楚、吳、越三國有一重要的共同點：三國的王族都不是土著，而是從北方遷來的。傳說楚王族的先祖季連，其長兄昆吾為夏朝諸侯之一，國於今河南許昌；其後嗣稱昆吾氏。昆吾氏之國為成湯在伐桀之前滅掉。季連的事業無考。他的後裔衰微，散在中國和蠻夷。周文王時，有鬻熊，乃季連後裔之君長於楚地者，歸附於文王。鬻熊的曾孫熊繹，當成王末年始受周封。吳國王族的始祖是王季之兄泰伯和仲雍（兄弟相繼），傳說他們因為讓國給王季而逃至吳地。越國王族的始祖相傳是夏禹之後。這些南向遠徙的殖民領袖，怎樣犯難冒險去到目的地，怎樣征服了土人而君臨其上，現在都不得而知了。他們和他們的子孫既與本土隔絕，漸為當地蠻夷所同化。例如居吳越的便同土人一樣斷髮（諸夏束髮，戎狄被發，吳越斷髮）文身。但經過了長期的隔離之後，當這些國族的發展把他們帶到諸夏的世界時，同化的方向都倒轉了過來。楚和諸夏發生密切的關係最早，自西周初期以來，便是周室的勁敵；吳次之，入東周一八五年（前583年）始與諸夏有使節往來；越則直待前473年滅吳以後，始有機會與諸夏接觸。楚、吳、越的歷史續詳於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