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仁宗篇8 罷相「疑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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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知道,范仲淹的治國思想與理念,堪稱集世祖、太宗、世宗三朝之精華,他所推動的諸多政策措施,絕沒有超脫既往三朝眾多的改革的範疇,在影響與力度上,更難與之相提並論,哪怕是以謹慎、保守著稱的世宗皇帝,都有不少突破性的創新。

  范仲淹不得不將精力從「自我革命」,轉移到「鎮壓革命」上。同時,由於心態的變化,他不再那般「急功近利」,或者說,他的目標變化了。

  因此,等到正統十一年(1052)時,范仲淹雖然依舊坐在尚書令的位置上,但他的屁股,卻是越來越坐不穩了。朝里朝外,反對之聲迭起,而宮內,皇帝的態度依舊那般「從容」。

  在秉政的五年多時間裡,憑著滿腔的熱忱與忠心,范仲淹對帝國進行了涵蓋政治、經濟、軍事等諸多方面的改革。

  為此事,無數功臣勛貴、官僚大臣跑到皇帝劉維箴那裡訴苦,不過,最終還是在范仲淹的堅持下,推進了。為此,范仲淹雖然自朝中簡拔了大量朝官、清流,前往各道州進行監督巡視,但效果顯然不佳。

  他不再嘗試去觸動那些早已根深蒂固的帝國權貴們的利益,他只是竭自己所能,在自己能力範圍之內,從自己的道德忠心出發,為君王社稷,做著一些實事。

  但不管如何,受到這樣的攻訐,以這樣的方式,離開朝廷,對范仲淹來說,也是一種極大的羞辱與打擊。就在當年,便病逝於蘇州的「范莊」之中。

  范仲淹想做的、嘗試做的事情,比先帝祖宗,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甚至在目的上,都有相似性與一致性。但為何,最終都以失敗而告終,歸根結底,權威不夠。

  對於這些,范仲淹不是沒有預感,但他能做的,只是在其位謀其政,只是堅守在自己的職位上,同時等待著罷相的一天。

  當然,本質而言,范仲淹的種種政策措施,只是改良,只是匡正大漢帝國這艘巨輪航行過程中的偏向與謬誤,而對帝國一些深層次的、根本的問題,卻往往顯得無力。

  在對王則黨羽的審訊之中,得知了一件秘事,在王則禍連州縣,聚眾十萬之時,曾與左右言,他們舉事是為活命,朝廷諸公皆鄙,若能打到洛陽,當奉范公為王

  這等謠言,明智者都知其愚蠢不實之處,但在此事上,帝國大部分公卿們,都集體「失明」、「失聰」了,於是,大名鼎鼎的范相公,就以這樣的方式,罷相了。

  在文臣史官們的春秋之筆下,太宗皇帝劉暘的地位與歷史評價,是呈逐漸上升的態勢,到正統朝時,幾與世祖皇帝相當了。

  正統十年是一個關鍵的節點,在這一年的,因為河北地區連年的旱災,大漢帝國終於又爆發了一場讓人措手不及的叛亂:王則起義。

  范仲淹的名望很高,能力很強,道德品行上更為世人敬仰,但是,對於帝國真正的統治階級來說,這大漢的胙肉,還輪不到你范希文來分。

  於是,范仲淹秉政期間,大漢帝國朝堂上出現了最怪誕的一幕。「范黨」高舉「祖制」,欲匡扶帝國為政之失,改興除弊,而「保守黨」們,則同樣高擎「宗法」,進行批判攻訐,勢必要維護朝綱正統,祖宗成制。

  唯一值得慶幸的是,有百年沉澱的大漢帝國,不管爭得如何頭破血流,都還沒有人膽敢打破既有之政治規則,權貴之間,基本的體面都還保留著,鬥爭都留有餘地,處於一種理性、平衡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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