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南聯大
我生活得最久，接受影響最深，使我成為這樣一個人，這樣一個作家——不是另一種作家的地方，是西南聯大。思兔sto55.com
新校舍
西南聯大的校舍很分散。有一些是借用原先的會館、祠堂、學校，只有新校舍是聯大自建的，也是聯大的主體。這裡原來是一片墳地，墳主的後代大都已經式微或他徙了，聯大徵用了這片地並未引起麻煩。有一座校門，極簡陋，兩扇大門是用木板釘成的，不施油漆，露著白茬。門楣橫書大字：「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進門是一條貫通南北的大路。路是土路，到了雨季，接連下雨，泥濘沒足，極易滑倒。大路把新校舍分為東西兩區。
路以西，是學生宿舍。土牆，草頂。兩頭各有門。窗戶是在牆上留出方洞，直插著幾根帶皮的樹棍。空氣是很流通的，因為沒有人愛在窗洞上糊紙，當然更沒有玻璃。昆明氣候溫和，冬天從窗洞吹進一點風，也不要緊。宿舍是大統間，兩邊靠牆，和牆垂直，各排了十張雙層木床。一張床睡兩個人，一間宿舍可住四十人。我沒有留心過這樣的宿舍共有多少間。我曾在二十五號宿舍住過兩年。二十五號不是最後一號。如果以三十間計，則新校舍可住一千二百人。聯大學生約三千人，工學院住在拓東路迤西會館；女生住「南院」，新校舍住的是文、理、法三院的男生。估計起來，可以住得下。學生並不老老實實地讓雙層床靠牆直放，向右看齊，不少人給它重新組合，把三張床拼成一個U字，外面掛上舊床單或釘上紙板，就成了一個獨立天地，屋中之屋。結鄰而居的，多是談得來的同學。也有的不是自己選擇的，是學校派定的。我在二十五號宿舍住的時候，睡靠門的上鋪，和下鋪的一位同學幾乎沒有見過面。他是歷史系的，姓劉，河南人。他是個農家子弟，到昆明來考大學是由河南自己挑了一擔行李走來的——到昆明來考聯大的，多數是坐公共汽車來的，乘滇越鐵路火車來的，但也有利用很奇怪的交通工具來的。物理系有個姓應的學生，是自己買了一頭毛驢，從西康騎到昆明來的。我和歷史系同學怎麼會沒有見過面呢？他是個很用功的老實學生，每天黎明即起，到樹林裡去讀書。我是個夜貓子，天亮才回床睡覺。一般說，學生搬床位，調換宿舍，學校是不管的，從來也沒有辦事職員來查看過。有人占了一個床位，卻終年不來住。也有根本不是聯大的，卻在宿舍里住了幾年。有一個青年小說家曹卣——他很年輕時就在《文學》這樣的大雜誌上發表過小說，他是同濟大學的，卻住在二十五號宿舍。也不到同濟上課，整天在二十五號寫小說。
桌椅是沒有的。很多人去買了一些肥皂箱。昆明肥皂箱很多，也很便宜。一般三個肥皂箱就夠用了。上面一個，面上糊一層報紙，是書桌。下面兩層放書，放衣物，這就書櫥、衣櫃都有了。椅子？——床就是。不少未來學士在這樣的肥皂箱桌面上寫出了洋洋灑灑的論文。
宿舍區南邊，校門圍牆西側以里，是一個小操場。操場上有一副單槓和一副雙槓。體育主任馬約翰帶著大一學生在操場上上體育課。馬先生一年四季只穿一件襯衫、一件西服上衣，下身是一條獵褲，從不穿毛衣、大衣。面色紅潤，連光禿禿的頭頂也紅潤，腦後一圈雪白的鬈髮。他上體育課不說中文，他的英語帶北歐口音。學生列隊，他要求學生必須站直：「Boys！Youmustkeepyourbodystraight！」我年輕時就有點駝背，始終沒有straight起來。
操場上有一個籃球場，很簡陋。遇有比賽，都要臨時畫線，現結籃網，但是很多當時的籃球名將如唐寶華、牟作雲……都在這裡展過身手。
大路以東，有一條較小的路。這條路經過一個池塘，池塘中間有一座大墳，成為一個島，島上開了很多野薔薇，花盛時，香撲鼻。這個小島是當初規劃新校舍時特意留下的。於是成了一個景點。
往北，是大圖書館。這是新校舍唯一的瓦頂建築。每天一早，就有一堆學生在外面等著。一開門，就爭先進去，搶座位（座位不很多），搶指定參考書（參考書不夠用）。晚上十點半鐘，圖書館的電燈還亮著，還有很多學生在裡面看書。這都是很用功的學生。大圖書館我只進去過幾次。這樣正襟危坐，集體苦讀，我實在受不了。
圖書館門前有一片空地。聯大沒有大會堂，有什麼全校性的集會便在這裡舉行。在圖書館關著的大門上用摁釘摁兩面黨國旗，也算是會場。我入學不久，張清常先生在這裡教唱過聯大校歌（校歌是張先生譜的曲），學唱校歌的同學都很激動。每月一號，舉行一次「國民月會」，全稱應是「國民精神總動員月會」，可是從來沒有人用全稱，實在太麻煩了。國民月會有時請名人來演講，一般都是梅貽琦校長講講話。梅先生很嚴肅，面無笑容，但說話很幽默。有一陣昆明鬧霍亂，梅先生勸大家不要在外面亂吃東西，說：「有一位同學說，『我吃了那麼多次，也沒有得過一次霍亂。』這種事情是不能有第二次的。」開國民月會時，沒有人老實站著，都是東張西望，心不在焉。有一次，我發現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的太陽竟是十三隻角（按規定應是十二隻）！
「一二·一」慘案（國民黨軍隊炸死三位同學、一位老師）發生後，大圖書館曾布置成死難烈士的靈堂，四壁都是輓聯，靈前擺滿了花圈，大香大燭，氣氛十分肅穆悲壯。那兩天昆明各界前來弔唁的人絡繹於途。
大圖書館後面是大食堂。學生吃的飯是通紅的糙米，裝在幾個大木桶里，盛飯的瓢也是木頭的，因此飯有木頭的氣味。飯里什麼都有：沙礫、耗子屎……被稱為「八寶飯」。八個人一桌，四個菜，裝在醬色的粗陶碗裡。菜多鹽而少油。常吃的菜是煮芸豆，還有一種叫作魔芋豆腐的灰色的涼粉似的東西。
大圖書館的東面，是教室。土牆，鐵皮頂。鐵皮上塗了一層綠漆。有時下大雨，雨點敲得鐵皮叮叮噹噹地響。教室里放著一些白木椅子。椅子是特製的，右手有一塊羽毛球拍大小的木板，可以在上面記筆記。椅子是不固定的，可以隨便搬動，從這間教室搬到那間。吳宓先生上「紅樓夢研究」課，見下面有女生沒有坐下，就立即走到別的教室去搬椅子。一些頗有騎士風度的男同學於是追隨吳先生之後，也去搬。到女同學都落座，吳先生才開始上課。
我是個吊兒郎當的學生，不愛上課。有的教授授課是很嚴格的。教西洋通史（這是文學院必修課）的是皮名舉。他要求學生記筆記，還要交歷史地圖。我有一次畫了一張馬其頓王國的地圖，皮先生在我的地圖上批了兩行字：「閣下所繪地圖美術價值甚高，科學價值全無。」第一學期期終考試，我得了三十七分。第二學期我至少得考八十三分，這樣兩學期平均，才能及格，這怎麼辦？到考試時我拉了兩個歷史系的同學，一個坐在我的左邊，一個坐在我的右邊。坐在右邊的同學姓鈕，左邊的那個忘了。我就抄左邊的同學一道答題，又抄右邊的同學一道。公布分數時，我得了八十五分，及格還有富餘！
朱自清先生教課也很認真。他教我們宋詩。他上課時帶一沓卡片，一張一張地講。要交讀書筆記，還要月考、期考。我老是缺課，因此朱先生對我印象不佳。
多數教授講課很隨便。劉文典先生教《昭明文選》，一個學期才講了半篇木玄虛的《海賦》。
聞一多先生上課時，學生是可以抽菸的。我上過他的「楚辭」。上第一課時，他打開高一尺又半的很大的毛邊紙筆記本，抽上一口煙，用頓挫鮮明的語調說：「痛飲酒，熟讀《離騷》——乃可以為名士。」他講唐詩，把晚唐詩和後期印象派的畫聯繫起來講。這樣講唐詩，別的大學裡大概沒有。聞先生的課都不考試，學期終了交一篇讀書報告即可。
唐蘭先生教詞選，基本上不講。打起無錫腔調，把詞「吟」一遍：「『雙鬢隔香紅啊——玉釵頭上風……』好！真好！」這首詞就算講過了。
西南聯大的課程可以隨意旁聽。我聽過馮文潛先生的美學。他有一次講一首詞：
汴水流，
泗水流，
流到瓜洲古渡頭，
吳山點點愁。
馮先生說他教他的孫女念這首詞，他的孫女把「吳山點點愁」念成「吳山點點頭」，他舉的這個例子我一直記得。
吳宓先生講「中西詩之比較」，我很有興趣地去聽。不料他講的第一首詩卻是：
一去二三里，
煙村四五家，
樓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我不好好上課，書倒真也讀了一些。中文系辦公室有一個小圖書館，通稱系圖書館。我和另外一兩個同學每天晚上到系圖書館看書。系辦公室的鑰匙就由我們拿著，隨時可以進去。系圖書館是開架的，要看什麼書自己拿，不需要填卡片這些麻煩手續。有的同學看書是有目的有系統的。一個姓范的同學每天摘抄《太平御覽》。我則是從心所欲，隨便瞎看。我這種亂七八糟看書的習慣一直保持到現在。我覺得這個習慣挺好。夜裡，系圖書館很安靜，只有哲學心理系有幾隻狗怪聲嗥叫——一個教生理學的教授做實驗，把狗的不同部位的神經結紮起來，狗於是怪叫。有一天夜裡我聽到牆外一派鼓樂聲，雖然悠遠，但很清晰。半夜裡怎麼會有鼓樂聲？只能這樣解釋：這是鬼奏樂。我確實聽到的，不是錯覺。我差不多每夜看書，到雞叫才回宿舍睡覺——因此我和歷史系那位姓劉的河南同學幾乎沒有見過面。
新校舍大門東邊的圍牆是「民主牆」。牆上貼滿了各色各樣的壁報，左、中、右都有。有時也有激烈的論戰。有一次三青團辦的壁報有一篇宣傳國民黨觀點的文章，另一張「群社」編的壁報上很快就貼出一篇反駁的文章，批評三青團壁報上的文章是「咬著尾巴兜圈子」。這批評很尖刻，也很形象。「咬著尾巴兜圈子」是狗。事隔近五十年，我對這一警句還記得十分清楚。當時有一個「冬青社」（聯大學生社團甚多），頗有影響。冬青社辦了兩塊壁報，一塊是《冬青詩刊》，一塊就叫《冬青》，是刊載雜文和漫畫的。馮友蘭先生、查良釗先生、馬約翰先生，都曾經被畫進漫畫。馮先生、查先生、馬先生看了，也並不生氣。
除了壁報，還有各色各樣的啟事。有的是出讓衣物的。大都是八成新的西服、皮鞋。出讓的衣物就放在大門旁邊的校警室里，可以看貨付錢。也有尋找失物的啟事，大都寫著：「鄙人不慎，遺失了什麼東西，如有撿到者，請開示姓名住處，失主即當往取，並備薄酬。」所謂「薄酬」，通常是五香花生米一包。有一次有一位同學貼出啟事：「尋找眼睛。」另一位同學在他的啟事標題下用紅筆畫了一個大問號。他尋找的不是「眼睛」，是「眼鏡」。
新校舍大門外是一條碎石塊鋪的馬路。馬路兩邊種著高高的尤加利樹（即桉樹，雲南到處皆有）。
馬路北側，挨新校的圍牆，每天早晨有一溜賣早點的攤子。最受歡迎的是一個廣東老太太賣的煎雞蛋餅。一個瓷盆里放著雞蛋加少量的水和成的稀面，舀一大勺，攤在平鐺上，煎熟，加一把蔥花。廣東老太太很捨得放豬油。雞蛋餅煎得兩面焦黃，豬油嗞嗞作響，噴香。一個雞蛋餅直徑一尺，卷而食之，很解饞。
晚上，常有一個貴州人來賣餛飩麵。有時餛飩皮包完了，他就把餛飩餡撥在湯里下面。問他：「你這叫什麼面？」貴州老鄉毫不遲疑地說：「桃花面！」
馬路對面常有一個賣水果的。賣桃子，「面核桃」和「離核桃」，賣泡梨——棠梨泡在鹽水裡，梨肉轉為極嫩、極脆。
晚上有時有雲南兵騎馬由東面馳向西面，馬蹄鐵敲在碎石塊的尖棱上，迸出一朵朵火花。
有一位曾在聯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國講學。美國人問他：西南聯大八年，設備條件那樣差，教授、學生生活那樣苦，為什麼能出那樣多的人才？——有一個專門研究聯大校史的美國教授以為聯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華、南開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為什麼？這位作家回答了兩個字：自由。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沈先生逝世後，傅漢思、張充和從美國電傳來一副輓詞。字是晉人小楷，一看就知道是張充和寫的。詞想必也是她擬的。只有四句：
不折不從亦慈亦讓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這是嵌字格，但是非常貼切，把沈先生的一生概括得很全面。這位四妹對三姐夫沈二哥真是非常了解——荒蕪同志編了一本《我所認識的沈從文》，寫得最好的一篇，我以為也應該是張充和寫的《三姐夫沈二哥》。
沈先生的血管里有少數民族的血液。他在填履歷表時，「民族」一欄里填土家族或苗族都可以，可以由他自由選擇。湘西有少數民族血統的人大都有一股蠻勁、狠勁，做什麼都要做出一個名堂。黃永玉就是這樣的人。沈先生瘦瘦小小（晚年發胖了），但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他小時是個頑童，愛游泳（他叫「游水」）。進城後好像就不遊了。三姐（師母張兆和）很想看他游一次泳，但是沒有看到。我當然更沒有看到過。他少年當兵，漂泊轉徙，很少連續幾晚睡在同一張床上。吃的東西，最好的不過是切成四方的大塊豬肉（煮在豆芽菜湯里）。行軍、拉船，鍛鍊出一副極富耐力的體魄。二十歲冒冒失失地闖到北平來，舉目無親。連標點符號都不會用，就想用手中一支筆打出一個天下。經常為弄不到一點東西「消化消化」而發愁。冬天屋裡生不起火，用被子圍起來，還是不停地寫。我一九四六年到上海，因為找不到職業，情緒很壞，他寫信把我大罵了一頓，說：「為了一時的困難，就這樣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殺，真是沒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筆，怕什麼！」他在信里說了一些他剛到北京時的情形，同時又叫三姐從蘇州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安慰我。他真的用一支筆打出了一個天下了。一個只讀過小學的人，竟成了一個大作家，而且積累了那麼多的學問，真是一個奇蹟。
沈先生很愛用一個別人不常用的詞：「耐煩。」他說自己不是天才（他應當算是個天才），只是耐煩。他對別人的稱讚，也常說「要算耐煩」。看見兒子小虎搞工具機設計時，說「要算耐煩」。看見孫女小紅做作業時，也說「要算耐煩」。他的「耐煩」，意思就是鍥而不捨，不怕費勁。一個時期，沈先生每個月都要發表幾篇小說，每年都要出幾本書，被稱為「多產作家」，但他寫東西不是很快的，從來不是一揮而就。他年輕時常常夜以繼日地寫。他常流鼻血。血液凝聚力差，一流起來不易止住，很怕人。有時夜間寫作，竟致暈倒，伏在自己的一攤鼻血里，第二天才被人發現。我就親眼看到過他的帶有鼻血痕跡的手稿。他後來還常流鼻血，不過不那麼厲害了。他自己知道，並不驚慌。很奇怪，他連續感冒幾天，一流鼻血，感冒就好了。他的作品看起來很輕鬆自如，若不經意，但都是苦心刻琢出來的。《邊城》一共不到七萬字，他告訴我，寫了半年。他這篇小說是《國聞周報》上連載的，每期一章。小說共二十一章，21×7=147，我算了算，差不多正是半年。這篇東西是他新婚之後寫的，那時他住在達子營。巴金住在他那裡。他們每天寫，巴老在屋裡寫，沈先生搬個小桌子，在院子裡樹蔭下寫。巴老寫了一個長篇，沈先生寫了《邊城》。他稱他的小說為「習作」，並不完全是謙虛。有些小說是為了教創作課給學生示範而寫的，因此試驗了各種方法。為了教學生寫對話，有的小說通篇都用對話組成，如《若墨醫生》；有的，一句對話也沒有。《月下小景》確是為了履行許給張家小五的諾言「寫故事給你看」而寫的。同時，當然是為了試驗一下「講故事」的方法（這一組「故事」明顯地看得出受了《十日談》和《一千零一夜》的影響）。同時，也為了試驗一下把六朝譯經和口語結合的文體。這種試驗，後來形成一種他自己說是「文白夾雜」的獨特的沈從文體，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文字（如《燭虛》）中尤為成熟。他的親戚，語言學家周有光曾說「你的語言是古英語」，甚至是拉丁文。沈先生講創作，不大愛說「結構」，他說是「組織」。我也比較喜歡「組織」這個詞。「結構」過於理智，「組織」更帶感情，較多作者的主觀。他曾把一篇小說一條一條地裁開，用不同方法組織，看看哪一種形式更為合適。沈先生愛改自己的文章。他的原稿，一改再改，天頭地腳頁邊，都是修改的字跡，蜘蛛網似的，這裡牽出一條，那裡牽出一條。作品發表了，改。成書了，改。看到自己的文章，總要改。有時改了多次，反而不如原來的，以至三姐後來不許他改了（三姐是沈先生文集的一個極其細心、極其認真的義務責任編輯）。沈先生的作品寫得最快、最順暢、改得最少的，只有一本《從文自傳》。這本自傳沒有經過冥思苦想，只用了三個星期，一氣呵成。
他不大用稿紙寫作。在昆明寫東西，是用毛筆寫在當地出產的竹紙上的，自己折出印子。他也用鋼筆，蘸水鋼筆。他抓鋼筆的手勢有點像抓毛筆（這一點可以證明他不是洋學堂出身）。《長河》就是用鋼筆寫的，寫在一個硬面的練習簿上，直行，兩面寫。他的原稿的字很清楚，不潦草，但寫的是行書。不熟悉他的字體的排字工人是會感到困難的。他晚年寫信寫文章愛用禿筆淡墨。用禿筆寫那樣小的字，不但清楚，而且頓挫有致，真是一個功夫。
他很愛他的家鄉。他的《湘西》《湘行散記》和許多篇小說可以做證。他不止一次和我談起棉花坡，談起楓樹坳——一到秋天滿城落了楓樹的紅葉。一說起來，不勝神往。黃永玉畫過一張鳳凰沈家門外的小巷，屋頂牆壁頗零亂，有大朵大朵的紅花——不知是不是夾竹桃，畫面顏色很濃，水汽泱泱。沈先生很喜歡這張畫，說：「就是這樣！」八十歲那年，和三姐一同回了一次鳳凰，領著她看了他小說中所寫的各處，都還沒有大變樣。家鄉人聞知沈從文回來了，簡直不知怎樣招待才好。他說：「他們為我捉了一隻錦雞！」錦雞毛羽很好看，他很愛那隻錦雞，還抱著它照了一張相，後來知道竟做了他的盤中餐，對三姐說「真煞風景！」錦雞肉並不怎麼好吃。沈先生說及時大笑，但也表現出對鄉人的殷勤十分感激。他在家鄉聽了儺戲，這是一種古調猶存的很老的弋陽腔。打鼓的是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他對年輕人打鼓失去舊范很不以為然。沈先生聽了，說：「這是楚聲，楚聲！」他動情地聽著「楚聲」，淚流滿面。
沈先生八十歲生日，我曾寫了一首詩送他，開頭兩句是：
猶及回鄉聽楚聲，
此身雖在總堪驚。
端木蕻良看到這首詩，認為「猶及」二字很好。我寫下來的時候就有點覺得這不大吉利，沒想到沈先生再也不能回家鄉聽一次了！他的家鄉每年有人來看他，沈先生非常親切地和他們談話，一坐半天。每當同鄉人來了，原來在座的朋友或學生就只有退避在一邊，聽他們談話。沈先生很好客，朋友很多。老一輩的有林宰平、徐志摩。沈先生提及他們時充滿感情。沒有他們的提挈，沈先生也許就會當了警察，或者在馬路旁邊「癟了」。我認識他後，他經常來往的有楊振聲、張奚若、金岳霖、朱光潛諸先生，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他們的交往真是君子之交，既無朋黨色彩，也無酒食徵逐。清茶一杯，閒談片刻。楊先生有一次托沈先生帶信，讓我到南鑼鼓巷他的住處去，我以為有什麼事。去了，只是他親自給我煮一杯咖啡，讓我看一本他收藏的姚茫父的冊頁。這冊頁的芯子只有火柴盒那樣大，橫的，是山水，用極富金石味的墨線勾輪廓，設極重的青綠，真是妙品。楊先生對待我這個初露頭角的學生如此，則其接待沈先生的情形可知。楊先生和沈先生夫婦曾在頤和園住過一個時期，想來也不過是清晨或黃昏到後山諧趣園一帶走走，看看湖裡的金絲蓮，或寫出一張得意的字來，互相欣賞欣賞，其餘時間各自在屋裡讀書做事，如此而已。沈先生對青年的幫助真是不遺餘力。他曾經自己出錢為一個詩人出了第一本詩集。一九四七年，詩人柯原的父親故去，家中拉了一筆債，沈先生提出賣字來幫助他。《益世報》登出了沈從文賣字的啟事，買字的可定出規格，而將價款直接寄給詩人。柯原一九八〇年去看沈先生，沈先生才記起有這回事。他對學生的作品細心修改，寄給相熟的報刊，儘量爭取發表。他這輩子為學生寄稿的郵費，加起來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字。抗戰時期，通貨膨脹，郵費也不斷漲，往往寄一封信，信封正面反面都得貼滿郵票。為了省一點郵費，沈先生總是把稿紙的天頭地腳頁邊都裁去，只留一個稿芯，這樣分量輕一點。稿子發表了，稿費寄來，他必為親自送去。李霖燦在麗江畫玉龍雪山，他的畫都是寄到昆明，由沈先生代為出手的。我在昆明寫的稿子，幾乎無一篇不是他寄出去的。一九四六年，鄭振鐸、李健吾先生在上海創辦《文藝復興》，沈先生把我的《小學校的鐘聲》和《復仇》寄去。這兩篇稿子寫出已經有幾年，當時無地方可發表。稿子是用毛筆楷書寫在學生作文的綠格本上的，鄭先生收到，發現稿紙上已經叫蠹蟲蛀了好些洞，使他大為激動。沈先生對我這個學生是很喜歡的。為了躲避日本飛機空襲，他們全家有一陣住在呈貢新街，後遷跑馬山桃園新村。沈先生有課時進城住兩三天。他進城時，我都去看他。交稿子，看他收藏的寶貝，借書。沈先生的書是為了自己看，也為了借給別人看的。「借書一痴，還書一痴」，借書的痴子不少，還書的痴子可不多。有些書借出去一去無蹤。有一次，晚上，我喝得爛醉，坐在路邊，沈先生到一處演講回來，以為是一個難民，生了病，走近看看，是我！他和兩個同學把我扶到他住處，灌了好些釅茶，我才醒過來。有一回我去看他，牙疼，腮幫子腫得老高。沈先生開了門，一看，一句話沒說，出去買了幾個大橘子抱著回來了。沈先生的家庭是我見到的最好的家庭，隨時都在親切和諧氣氛中。兩個兒子，小龍小虎，兄弟怡怡。他們都很高尚清白，無絲毫庸俗習氣，無一句粗鄙言語——他們都很幽默，但幽默得很溫雅。一家人於錢上都看得很淡。《沈從文文集》的稿費寄到，九千多元，大概開過家庭會議，又從存款中取出幾百元，湊成一萬，寄到家鄉辦學。沈先生也有生氣的時候，也有極度煩惱痛苦的時候，在昆明，在北京，我都見到過，但多數時候都是笑眯眯的。他總是用一種善意的、含情的微笑，來看這個世界的一切。到了晚年，喜歡放聲大笑，笑得合不攏嘴，且擺動雙手作勢，真像一個孩子。只有看破一切人事乘除，得失榮辱，全置之度外，心地明淨無渣滓的人，才能這樣暢快地大笑。
沈先生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放下寫小說散文的筆（偶然還寫一點，筆下仍極活潑，如寫紀念陳翔鶴文章，實寫得極好），改業鑽研文物，而且鑽出了很大的名堂，不少中國人、外國人都很奇怪。實不奇怪。沈先生很早就對歷史文物有很大興趣。他寫的關於展子虔《遊春圖》的文章，我以為是一篇重要文章，從人物服裝顏色式樣考訂圖畫的年代的真偽，是別的鑑賞家所未注意的方法。他關於書法的文章，特別是對「宋四家」的看法，很有見地。在昆明，我陪他去遛街，總要看看市招，到裱畫店看看字畫。昆明市政府對面有一堵大照壁，寫滿了一壁字（內容已不記得，大概不外是總理遺訓），字有七八寸見方大，用二爨摻一點北魏造像題記筆意，白牆藍字，是一位無名書家寫的，寫得實在好。我們每次經過，都要去看看。昆明有一位書法家叫吳忠藎，字寫得極多，很多人家都有他的字，家家裱畫店都有他的剛剛裱好的字。字寫得很熟練，行書，只是用筆枯扁，結體少變化。沈先生還去看過他，說「這位老先生寫了一輩子字」！意思頗為他水平受到限制而惋惜。昆明碰碰撞撞都可見到黑漆金字抱柱楹聯上錢南園的四方大顏字，也還值得一看。沈先生到北京後即喜歡搜集瓷器。有一個時期，他家用的餐具都是很名貴的舊瓷器，只是不配套，因為是一件一件買回來的。他一度專門搜集青花瓷。買到手，過一陣就送人。西南聯大好幾位助教、研究生結婚時都收到沈先生送的雍正青花的茶杯或酒杯。沈先生對陶瓷賞鑒極精，一眼就知是什麼朝代的。一個朋友送我一個梨皮色釉的粗瓷盒子，我拿去給他看，他說：「元朝東西，民間窯！」有一陣搜集舊紙，大都是乾隆以前的。多是染過色的，瓷青的、豆綠的、水紅的，觸手細膩到像煮熟的雞蛋白外的薄皮，真是美極了。至於繭紙、高麗髮箋，那是凡品了（他搜集舊紙，但自己捨不得用來寫字。晚年寫字用糊窗戶的高麗紙，他說：「我的字值三分錢。」）。
在昆明，搜集了一陣耿馬漆盒。這種漆盒昆明的地攤上很容易買到，且不貴。沈先生搜集器物的原則是「人棄我取」。其實這種竹胎的，塗紅黑兩色漆，刮出極繁複而奇異的花紋的圓盒是很美的。裝點心，裝花生米，裝郵票雜物均合適，放在桌上也是個擺設。這種漆盒也都陸續送人了。客人來，坐一陣，臨走時大都能帶走一個漆盒。有一陣研究中國絲綢，弄到許多《大藏經》的封面，各種顏色都有：寶藍的、茶褐的、肉色的，花紋也是各式各樣。沈先生後來寫了一本《中國絲綢圖案》。有一陣研究刺繡。除了衣服、裙子，弄了好多扇套、眼鏡盒、香袋。不知他是從哪裡「尋摸」來的。這些繡品的針法真是多種多樣。我只記得有一種繡法叫「打子」，是用一個一個絲線疙瘩綴出來的。他給我看一種繡品，叫「七色暈」，用七種顏色的絨繡成一個團花，看了真叫人發暈。他搜集、研究這些東西，不是為了消遣，是從發現、證實中國歷史文化的優越這個角度出發的，研究時充滿感情。我在他八十歲生日寫給他的詩里有一聯：
玩物從來非喪志，
著書老去為抒情。
這全是紀實。沈先生提及某種文物時常是讚嘆不已。馬王堆那副不到一兩重的紗衣，他不知說了多少次。刺繡用的金線原來是盲人用一把刀，全憑手感，就金箔上切割出來的。他說起時非常感動。有一個木俑（大概是楚俑）一尺多高，衣服非常特別：上衣的一半（連同袖子）是黑色，一半是紅的；下裳正好相反，一半是紅的，一半是黑的。沈先生說：「這真是現代派！」如果照這樣式（一點不用修改）做一件時裝，拿到巴黎去，由一個長身細腰的模特兒穿起來，到表演台上轉那麼一轉，准能把全巴黎都「鎮」了！他平生搜集的文物，在他生前全都分別捐給了幾個博物館、工藝美術院校和工藝美術工廠，連收條都不要一個。
沈先生自奉甚薄。穿衣服從不講究。他在《湘行散記》里說他穿了一件細毛料的長衫，這件長衫我可沒見過。我見他時總是一件洗得褪了色的藍布長衫，夾著一摞書，匆匆忙忙地走。解放後是藍卡其布或滌卡的幹部服，黑燈芯絨的「懶漢鞋」。有一年做了一件皮大衣（我記得是從房東手裡買的一件舊皮袍改制的，灰色粗線呢面），他穿在身上，說是很暖和，高興得像一個孩子。吃得很清淡。我沒見他下過一次館子。在昆明，我到文林街二十號他的宿舍去看他，到吃飯時總是到對面米線鋪吃一碗一角三分錢的米線。有時加一個西紅柿，打一個雞蛋，超不過兩角五分。三姐是會做菜的，會做八寶糯米鴨，燉在一個大砂鍋里，但不常做。他們住在中老胡同時，有時張充和騎自行車到前門月盛齋買一包燒羊肉回來，就算加了菜了。在小羊宜賓胡同時，常吃的不外是炒四川的菜頭，炒慈姑。沈先生愛吃慈姑，說「這個好，比土豆『格』高」。他在《從文自傳》中說他很會燉狗肉，我在昆明、在北京都沒見他燉過一次。有一次他到他的助手王亞蓉家去，先來看看我（王亞蓉住在我們家馬路對面——他七十多了，血壓高到二百多，還常為了一點研究資料上的小事到處跑），我讓他過一會兒來吃飯。他帶來一卷畫，是古代馬戲圖的摹本，實在是很精彩。他非常得意地問我的女兒：「精彩吧？」那天我給他做了一隻燒羊腿、一條魚。他回家一再向三姐稱道：「真好吃。」他經常吃的葷菜是：豬頭肉。
他的喪事十分簡單。他凡事不喜張揚，最反對搞個人的紀念活動。反對「辦生做壽」。他生前累次囑咐家人，他死後，不開追悼會，不舉行遺體告別。但火化之前，總要有一點儀式。新華社消息的標題是沈從文告別親友和讀者，是合適的。只通知少數親友。——有一些景仰他的人是未接通知自己去的。不收花圈，只有約二十多個布滿鮮花的花籃，很大的白色的百合花、康乃馨、菊花、菖蘭。參加儀式的人也不戴紙制的白花，但每人發給一枝半開的月季，行禮後放在遺體邊。不放哀樂，放沈先生生前喜愛的音樂，如貝多芬的《悲愴》奏鳴曲等。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詳地躺著。我走近他身邊，看著他，久久不能離開。這樣一個人，就這樣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
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種在一個橢圓形的小小鈞窯盆里。很多人不認識這種草。這就是《邊城》里翠翠在夢裡採摘的那種草，沈先生喜歡的草。
七載雲煙
天地一瞬
我在雲南住過七年，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六年。準確地說，只能說在昆明住了七年。昆明以外，最遠只到過呈貢，還有滇池邊一片沙灘極美、柳樹濃密的叫作斗南村的地方，連富民都沒有去過。後期在黃土坡、白馬廟各住過年把二年，這只能算是郊區。到過金殿、黑龍潭、大觀樓，都只是去遊逛，當日來回。我們經常活動的地方是市內。市內又以正義路及其旁出的幾條橫街為主。正義路北起華山南路，南至金馬碧雞牌坊，當時是昆明的貫通南北的幹線，又是市中心所在。我們到南屏大戲院去看電影——演的都是美國片子。更多的時間是無目的地閒走，閒看。
我們去逛書店。當時書店都是開架售書，可以自己抽出書來看。有的窮大學生會靠在櫃檯一邊，看一本書，一看兩三個小時。
逛裱畫店。昆明幾乎家家都有錢南園的寫得四方四正的顏字對聯。還有一個吳忠藎老先生寫得極其流利但用筆扁如竹篾的行書四扇屏。慰情聊勝無，看看也是享受。
武成路后街有兩家做錫箔的作坊。我每次經過，都要停下來看做錫箔的師傅在一個木墩上墊了很厚的粗草紙，草紙間襯了錫片，用一柄很大的木槌，使勁夯砸那一垛草紙。師傅渾身是汗，於是錫箔就捶成了。沒有人願意陪我欣賞這種捶錫箔藝術，他們都以為：「這有什麼看頭！」
逛茶葉店。茶葉店有什麼逛頭？有！華山西路有一家茶葉店，一壁掛了一副嵌在鏡框裡的米南宮體的小對聯，字寫得好，聯語尤好：
靜對古碑臨黑女
閒吟絕句比紅兒
我覺得這對得很巧，但至今不知道這是誰的句子。尤其使我不明白的，是這家茶葉店為什麼要掛這樣一副對子？
我們每天經過，隨時往來的地方，還是大西門一帶。大西門裡的文林街，大西門外的鳳翥街、龍翔街。「鳳翥」「龍翔」，不知道是哪位擅於辭藻的文人起下的富麗堂皇的街名，其實這只是兩條丁字形的小小的橫豎街。街雖小，人卻多，氣味濃稠。這是來往滇西的馬鍋頭卸貨、裝貨、喝酒、吃飯、抽鴉片、睡女人的地方。我們在街上很難「深入」這種生活的裡層，只能切切實實地體會到：這是生活！我們在街上閒看，看賣木柴的，賣木炭的，賣粗瓷碗、賣砂鍋的，並且常常為一點細節感動不已。
但是我生活得最久，接受影響最深，使我成為這樣一個人，這樣一個作家——不是另一種作家的地方，是西南聯大，新校舍。
騎了毛驢考大學
萬里長征，
辭卻了五朝宮闕。
暫駐足，
衡山湘水，
又成離別。
絕徼移栽楨幹質，
九州遍灑黎元血。
盡笳吹弦誦在山城，
情彌切……
——西南聯大校歌
日寇侵華，平津淪陷，北大、清華、南開被迫南遷，組成一個大學，在長沙暫住，名為「臨時大學」。後遷雲南，改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西南聯大」。這是一座戰時的、臨時性的大學，但卻是一個產生天才，影響深遠，可以彪炳於世界大學之林，與牛津、劍橋、哈佛、耶魯平列而無愧色的，窳陋而輝煌的，奇蹟一樣的，「空前絕後」的大學。哦，我的母校，我的西南聯大！
像蜜蜂尋找蜜源一樣飛向昆明的大學生，大概有幾條路徑。
一條是陸路。三校部分同學組成「西南旅行團」，由北平出發，走向大西南。一路夜宿曉行，埋鍋造飯，過的完全是軍旅生活。他們的「著裝」是短衣，打綁腿，布條編的草鞋，背負薄薄的一卷行李，行李卷上橫置一把紅油紙傘，有點像後來的大串聯的紅衛兵。除了擺渡過河外，全是徒步。自北平至昆明，全程三千五百里，算得是一個壯舉。旅行團有部分教授參加，聞一多先生就是其中之一。聞先生一路畫了不少鉛筆速寫。其時聞先生已經把鬍子留起來了——聞先生曾發願：抗戰不勝，誓不剃鬚！
另一路是海程。由天津或上海搭乘怡和或太古輪船，經香港，到越南海防，然後坐滇越鐵路火車，由老街入境，至昆明。
有意思的是，輪船上開飯，除了白米飯之外，還有一籮高粱米飯。這是給東北學生預備的。吃高粱米飯，就鹹魚、小蝦，可以使「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的流亡學生得到一點安慰，這種舉措很有人情味。
我們在上海就聽到滇越路有瘴氣，易得惡性瘧疾，沿路的水不能喝，於是帶了好多瓶礦泉水。當時的礦泉水是從法國進口的，很貴。
沒有想到惡性瘧疾照顧上了我！到了昆明，就發了病，高燒超過四十度，進了醫院，醫生就給我打了強心針。（我還跟護士開玩笑，問「要不要寫遺書？」）用的藥是606，我趕快聲明：我沒有生梅毒！
出了院，暈暈乎乎地參加了全國統一招生考試。上帝保佑，竟以第一志願被錄取，我當時真是像做夢一樣。
當時到昆明來考大學的，取道各有不同。
有一位歷史系學生姓劉的同學是自己挑了一擔行李，從家鄉河南一步一步走來的。這人的樣子完全是一個農民，說話鄉音極重，而且四年不改。
有一位姓應的物理系的同學，是在西康買了一頭毛驢，一路騎到昆明來的。此人精瘦，外號「黑鬼」，寧波人。
這樣一些莘莘學子，不遠千里，從四面八方奔到昆明來，考入西南聯大，他們來幹什麼，尋找什麼？
大部分同學是來尋找真理，尋找智慧的。
也有些沒有明確目的，糊裡糊塗的。我在報考申請書上填了西南聯大，只是聽說這三座大學，尤其是北大的學風是很自由的，學生上課、考試，都很隨便，可以吊兒郎當。我就是衝著吊兒郎當來的。
我尋找什麼？
尋找瀟灑。
斯是陋室
西南聯大的校舍很分散，很多處是借用昆明原有的房屋，學校、祠堂。自建的，集中、成片的校舍叫「新校舍」。
新校舍大門南向，進了大門是一條南北大路。這條路是土路，下雨天滑不留足，摔倒的人很多。這條土路把新校舍劃分成東西兩區。
西邊是學生宿舍。土牆，草頂。土牆上開了幾個方洞，方洞上豎了幾根不去皮的樹棍，便是窗戶。挨著土牆排了一列雙人木床，一邊十張，一間宿舍可住四十人，桌椅是沒有的。兩個裝肥皂的木箱摞起來，既是書桌，也是衣櫃。昆明不知道哪裡來的那麼多肥皂箱，很便宜，男生女生多數都有這樣一筆「財產」。有的同學在同一宿舍中一住四年不挪窩，也有占了一個床位卻不來住的。有的不是這個大學的，卻住在這裡。有一位，姓曹，是同濟大學的，學的是機械工程，可是他從來不到同濟大學去上課，卻從早到晚趴在木箱上寫小說。有些同學成天在一起，樂數晨夕，堪稱知己。也有老死不相往來，幾乎等於不認識的。我和那位姓劉的歷史系同學就是這樣，我們倆同睡一張木床，他住上鋪，我住下鋪，卻很少見面。他是個很守規矩，很用功的人，每天按時作息。我是個夜貓子，每天在系圖書館看一夜書，到天亮才回宿舍。等我回屋就寢時，他已經在校園樹下苦讀英文了。
大路的東側，是大圖書館。這是新校舍唯一的一座瓦頂的建築。每天一早，就有人等在門外「搶圖書館」——搶位置，搶指定參考書。大圖書館藏書不少，但指定參考書總是不夠用的。
每月月初要在這裡開一次「國民精神總動員月會」，簡稱「國民月會」。把圖書館大門關上，釘了兩面交叉的黨國旗，便是會場。所謂月會，就是由學校的負責人講一通話。講的次數最多的是梅貽琦，他當時是主持日常校務的校長（北大校長蔣夢麟、南開校長張伯苓）。梅先生相貌清癯，人很嚴肅，但講話有時很幽默。有一個時期昆明鬧霍亂，梅先生告誡學生不要在外面亂吃，說：「有同學說，『我在外面亂吃了好多次，也沒有得一次霍亂』，同學們！這種事情是不能有第二次的。」
更東，是教室區。土牆，鐵皮屋頂（塗了綠漆）。下起雨來，鐵皮屋頂被雨點打得乒桌球乓地響，讓人想起王禹偁的《黃岡竹樓記》。
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裡面放了一些一邊有一塊平板，可以在上面記筆記的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木椅的設計可能還是從美國傳來的，我在愛荷華、耶魯都看見過。這種椅子的好處是不固定，可以從這個教室到那個教室任意搬來搬去。吳宓（雨僧）先生講《紅樓夢》，一看下面有女生還站著，就放下手杖，到別的教室去搬椅子。於是一些男同學就也趕緊到別的教室去搬椅子。到寶姐姐、林妹妹都坐下了，吳先生才開始講。
這樣的陋室之中，卻培養了很多優秀的人才。
聯大五十周年校慶時，校友從各地紛紛返校。一位從國外趕回來的老同學（是個男生），進了大門就跪在地下放聲大哭。
前幾年我重回昆明，到新校舍舊址（現在是雲南師範大學）看了看，全都變了樣，什麼都沒有了，只有東北角還保存了一間鐵皮屋頂的教室，也岌岌可危了。
不衫不履
聯大師生服裝各異，但似乎又有一種比較一致的風格。
女生的衣著是比較整潔的。有的有幾件華貴的衣服，那是少數軍閥商人的小姐。但是她們也只是參加Party時才穿，上課時不會穿得花里胡哨的。一般女生都是一身陰丹士林旗袍，上身套一件紅的毛衣。低年級的女生愛穿「工褲」——勞動布的長褲，上面有兩條很寬的帶子，白色或淺花的襯衫。這大概本是北京的女中學生流行的服裝，這種風氣被貝滿等校的女生帶到昆明來了。
男同學原來有些西裝革履，褲線筆直的，也有穿麂皮夾克的，後來就日漸少了，絕大多數是藍布長衫，長褲。幾年下來，衣服破舊，就想各種辦法「彌補」，如貼一張橡皮膏之類。有人褲子破了洞，不會補，也無針線，就找一根麻筋，把破洞結了一個疙瘩。這樣的疙瘩名士不止一人。
教授的衣服也多殘破了。聞一多先生有一個時期穿了一件一個親戚送給他的灰色夾袍，式樣早就過時，領子很高，袖子很窄。朱自清先生的大衣破得不能再穿，就買了一件雲南趕馬人穿的深藍氆氌的一口鐘（大概就是彝族察爾瓦）披在身上，遠看有點像一個俠客。有一個女生從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經黑了，路上沒有人，她聽到後面有踢里禿嚕的腳步聲，以為是壞人追了上來，很緊張。回頭一看，是化學教授曾昭掄。他穿了一雙「空前（露著腳趾）絕後」鞋（後跟爛了，提不起來，只能半趿著），因此發出踢里禿嚕的聲音。
聯大師生破衣爛衫，卻每天孜孜不倦地做學問，真是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這種精神，人天可感。
當時「下海」的，也有。有的學生跑仰光、臘戌，躉賣「玻璃絲襪」「旁氏口紅」；有一個華僑同學在南屏街開了一家很大的咖啡館，那是極少數。
採薇
大學生大都愛吃，食慾很旺，有兩個錢都吃掉了。
初到昆明，帶來的盤纏尚未用盡，有些同學和家鄉郵匯尚通，不時可以得到接濟，一到星期天就出去到處吃館子。汽鍋雞、過橋米線、新亞飯店的過油肘子、東月樓的鍋貼烏魚、映時春的油淋雞、小西門馬家牛肉館的牛肉、厚德福的鐵鍋蛋、松鶴樓的腐乳肉、「三六九」（一家上海麵館）的大排骨麵，全都吃了一個遍。
錢逐漸用完了，吃不了大館子，就只能到米線店裡吃米線、餌塊。當時米線的澆頭很多，有悶雞（其實只是醬油煮的小方塊瘦肉，不是雞）、爨肉（即肉末，音竄，雲南人不知道為什麼愛寫這樣一個筆畫繁多的怪字）、鱔魚、葉子（油炸肉皮煮軟，有的地方叫「響皮」，有的地方叫「假魚肚」）。米線上桌，都加很多辣椒——「要解饞，辣加咸」。如果不吃辣，進門就得跟堂倌說：「免紅！」
到連吃米線、餌塊的錢也沒有的時候，便只有老老實實到新校舍吃大食堂的「伙食」。飯是「八寶飯」，通紅的糙米，裡面有沙子、木屑、老鼠屎。菜，偶爾有一碗回鍋肉、炒豬血（雲南謂之「旺子」），常備的菜是鹽水煮芸豆，還有一種叫「魔芋豆腐」的紫灰色的、爛糊糊的淡而無味的奇怪東西。有一位姓鄭的同學告誡同學：飯後不可張嘴——恐怕飛出只鳥來！
一九四四年，我在黃土坡一個中學教了兩個學期。這個中學是聯大辦的，沒有固定經費，薪水很少，到後來連一點極少的薪水也發不出來，校長（也是同學）只能設法弄一點米來，讓教員能吃上飯。菜，對不起，想不出辦法。學校周圍有很多野菜，我們就吃野菜。校工老魯是我們的技術指導。老魯是山東人，原是個老兵，照他說，可吃的野菜簡直太多了，但我們吃得最多的是野莧菜（比園種的家莧菜味濃）、灰菜（雲南叫作灰藋菜，「藋」字見於《莊子》，是個很古的字），還有一種樣子像一根雞毛撣子的掃帚苗。野菜吃得我們真有些面有菜色了。
有一個時期附近小山上柏樹林裡飛來很多硬殼昆蟲，黑色，形狀略似金龜子，老魯說這叫豆殼蟲，是可以吃的，好吃！他捉了一些，撕去硬翅，在鍋里干爆了，撒了一點花椒鹽，就起酒來。在他的示範下，我們也爆了一盤，閉著眼睛嘗了嘗，果然好吃。有點像鹽爆蝦，而且有一股柏樹葉的清香——這種昆蟲只吃柏樹葉，別的樹葉不吃。於是我們有了就酒的酒菜和下飯的葷菜。這玩意兒多得很，一會兒的工夫就能捉一大瓶。
要寫一寫我在昆明吃過的東西，可以寫一大本，撮其大要寫了一首打油詩。怕讀者看不明白，加了一些註解，詩曰：
重升肆里陶杯綠，[1]
餌塊攤來炭火紅。[2]
正義路邊養正氣，[3]
小西門外試撩青。[4]
人間至味乾巴菌，[5]
世上饞人大學生。
尚有灰藋[6]堪漫吃，
更循柏葉捉昆蟲。
一半光陰付苦茶
昆明的大學生（男生）不坐茶館的大概沒有。不可一日無此君，有人一天不喝茶就難受。有人一天喝到晚，可稱為「茶仙」。茶仙大抵有兩派。一派是固定茶座。有一位姓陸的研究生，每天在一家茶館裡喝三遍茶，早、午、晚。他的牙刷、毛巾、洗臉盆就放這家茶館裡，一起來就上茶館。另一派是流動茶客，有一姓朱的，也是研究生，他愛到處遛，腿累了就走進一家茶館，坐下喝一氣茶。全市的茶館他都喝遍了。他不但熟悉每一家茶館，並且知道附近哪兒是公共廁所，喝足了茶可以小便，不至被尿憋死。
關於喝茶，我寫過一篇《泡茶館》，已經發表過，寫得相當詳細，不再重複，有詩為證：
水厄囊空亦可賒，[7]
枯腸三碗嗑葵花。[8]
昆明七載成何事？
一半光陰付苦茶。
水流雲在
雲南人對聯大學生很好，我們對雲南、對昆明也很有感情。我們為雲南做了一些什麼事，留下一點什麼？
有些聯大師生為雲南做了一些有益的實事，比如地質系師生完成了《雲南礦產普查報告》，生物系師生寫出了《中國植物志·雲南卷》的長編初稿，其他還有多少科研成果，我不大知道，我不是搞科研的。
比較明顯的，普遍的影響是在教育方面。聯大學生在中學兼課的很多，連聞一多先生都在中學教過國文，這對昆明中學生學業成績的提高，是有很大作用的。
更重要的是使昆明學生接受了民主思想，呼吸到獨立思考、學術自由的空氣，使他們為學為人都比較開放，比較新鮮活潑。這是精神方面的東西，是抽象的，是一種氣質，一種格調，難於確指，但是這種影響確實存在。如雲如水，水流雲在。
[1]昆明的白酒分市酒和升酒。市酒是普通白酒，升酒大概是用市酒再蒸一次，謂之「玫瑰重升」，似乎有點玫瑰香氣。昆明酒店都是盛在綠陶的小碗裡，一碗可盛二小兩。
[2]餌塊分兩種，都是米麵蒸熟了的。一種狀如小枕頭，可做湯餌塊、炒餌塊。一種是橢圓的餅，狀如鞋底，在炭火上烤得發泡，一面用竹片塗了芝麻醬、花生醬、甜醬油、油辣子，對合而食之，謂之「燒餌塊」。
[3]汽鍋雞以正義路牌樓旁一家最好。這家無字號，只有一塊匾，上書大字「培養正氣」，昆明人想吃汽鍋雞，就說：「我們今天去培養一下正氣。」
[4]小西門馬家牛肉極好。牛肉是蒸或煮熟的，不炒菜，分部位，如「冷片」「湯片」……有的名稱很奇怪。如大筋（牛鞭）、「領肝」（牛肚）。最特別的是「撩青」（牛舌，牛的舌頭可不是撩青草的嗎？但非懂行人會覺得這很費解）。「撩青」很好吃。
[5]昆明菌子種類甚多，如「雞樅」，這是菌中之王，但有一點我不明白為什麼只長在白蟻窩上。牛肝菌，色如牛肝，生時熟後都像牛肝，有小毒，不可多吃，且須加大量的蒜，否則會昏倒。有個女同學吃多了牛肝菌，竟至休克。青頭菌，菌蓋青綠，菌絲白色，味較清雅。味道最為雋永深長、不可名狀的是乾巴菌。這東西中吃不中看，顏色紫褐，不成模樣，簡直像一堆牛屎，裡面又夾雜了一些松毛、雜草。可是收拾乾淨了，撕成蟹腿狀的小片，加青辣椒同炒，一箸入口，酒興頓漲，飯量猛開。這真是人間至味！
[6]藋字雲南讀平聲。
[7]我們和鳳翥街幾家茶館很熟，不但喝茶、吃芙蓉糕可以欠帳，甚至可以向老闆借錢去看電影。
[8]茶館常有女孩子來賣炒葵花子，繞桌輕喚：「瓜子瓜，瓜子瓜。」
炸彈和冰糖蓮子
我和鄭智綿曾同住一個宿舍。我們的宿舍非常簡陋，草頂、土墼牆；牆上開出一個一個方洞，安幾根帶皮的直立的木棍，便是窗戶。睡的是雙層木床，靠牆兩邊各放十張，一間宿舍可住四十人。我和鄭智綿是鄰居。我住三號床的下鋪，他住五號床的上鋪。他是廣東人，他說的話我「識聽坶識講」，我們很少交談。他的脾氣有些怪：一是痛恨京劇，二是不跑警報。
我那時愛唱京劇，而且唱的是青衣（我年輕時嗓子很好）。有愛唱京劇的同學帶了胡琴到我的宿舍來，定了弦，拉了過門，我一張嘴，他就罵人：
「丟那媽！貓叫！」
那兩年日本飛機三天兩頭來轟炸，一有警報，聯大同學大都「跑警報」，從新校舍北門出去，到野地里待著，各干各的事，曬太陽、整理筆記、談戀愛……直到「解除警報」拉響，才拍拍身上的草末，悠悠閒閒地往回走。「跑警報」有時時間相當長，得一兩小時。鄭智綿絕對不跑警報。他幹什麼呢？他留下來煮冰糖蓮子。
廣東人愛吃甜食，鄭智綿是其尤甚者。金碧路有一家廣東人開的甜食店，賣綠豆沙、芝麻糊、番薯糖水……番薯糖水有什麼吃頭？然而鄭智綿說「好呀！」不過他最愛吃的是冰糖蓮子。
西南聯大新校舍大圖書館西邊有一座燒開水的爐子。一有警報，沒有人來打開水，爐子的火口就閒了下來，鄭智綿就用一個很大的白搪瓷漱口缸來煮蓮子。蓮子不易爛，不過到解除警報響了，他的蓮子也就煨得差不多了。
一天，日本飛機在新校舍扔了一枚炸彈，離開水爐不遠，就在鄭智綿身邊。炸彈不大，不過炸彈帶了尖銳哨音往下落，在土地上炸了一個坑，還是挺嚇人的。然而鄭智綿照樣用湯匙攪他的冰糖蓮子，神色不動。到他吃完了蓮子，洗了漱口缸，才到彈坑旁邊看了看，撿起一個彈片（彈片還燙手），罵了一聲：
「丟那媽！」
吳雨僧先生二三事
吳宓（雨僧）先生相貌奇古。頭頂微尖，面色蒼黑，滿臉颳得鐵青的鬍子，有學生形容他的鬍子之盛，說是他兩邊臉上的鬍子永遠不能一樣：剛颳了左邊，等刮右邊的時候，左邊又長出來了。他走路很快，總是提了一根很粗的黃藤手杖。這根手杖不是為了助行，而是為了矯正學生的步態。有的學生走路忽東忽西，擋在吳先生的前面，吳先生就用手杖把他撥正。吳先生走路是筆直的，總是匆匆忙忙的。他似乎沒有逍遙閒步的時候。
吳先生是西語系的教授。他在西語系開了什麼課我不知道。他開的兩門課是外系學生都可以選讀或自由旁聽的。一門是「中西詩之比較」，一門是「紅樓夢」。
「中西詩之比較」第一課我去旁聽了。不料他講的第一首詩卻是：
一去二三里，
煙村四五家。
樓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吳先生認為這種數字的排列是西洋詩所沒有的。我大失所望了，認為這講得未免太淺了，以後就沒有再去聽，其實講詩正應該這樣：由淺入深。數字入詩，確也算得是中國詩的一個特點。駱賓王被人稱為「算博士」。杜甫也常以數字為對，如「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吳先生講課這樣的「卑之勿甚高論」，說明他治學的樸實。
「紅樓夢」是很「叫座」的，聽課的學生很多，女生尤其多。我沒有去聽過，但知道一件事。他一進教室，看到有些女生站著，就馬上出門，到別的教室去搬椅子。聯大教室的椅子是不固定的，可以搬來搬去。吳先生以身作則，聽課的男士也急忙蜂擁出門去搬椅子。到所有女生都已坐下，吳先生才開講。吳先生講課內容如何，不得而知。但是他的行動，很能體現「賈寶玉精神」。
文林街和府甬道拐角處新開了一家飯館，是幾個湖南學生集資開的，取名「瀟湘館」，掛了一個招牌。吳先生見了很生氣，上門向開館子的同學抗議：林妹妹的香閨怎麼可以作為一個飯館的名字呢！開飯館的同學尊重吳先生的感情，也很知道他的執拗的脾氣，就提出一個折中的方案，加一個字，叫作「瀟湘飯館」。吳先生勉強同意了。
聽說陳寅恪先生曾說吳先生是《紅樓夢》里的妙玉，吳先生以為知己。這個傳說未必可靠，也許是哪位同學編出來的。但編造得頗為合理，這樣的編造安在陳先生和吳先生的頭上，都很合適。
吳先生長期過著獨身生活，吃飯是「打游擊」。他經常到文林街一家小飯館去吃牛肉麵。這家飯館只有一間門臉，賣的也只是牛肉麵。小飯館的老闆很尊重吳先生。抗戰期間，物價飛漲，小飯館隨時要調整價目。每次漲價，都要徵得吳先生同意。吳先生聽了老闆說明漲價的理由，把老的價目表撤下，在一張紅紙上用毛筆正楷寫一張新的價目表貼在牆上：燉牛肉多少錢一碗，牛肉麵多少錢一碗，淨面多少錢一碗。
抗戰勝利，三校（西南聯大是清華、北大、南開聯合起來的）復員，不知道為什麼吳先生沒有回清華（他是老清華了），我就沒有再見到吳先生。有一陣謠傳他在四川出了家，大概是因為他字「雨僧」而附會出來的。後來打聽到他輾轉在武漢大學、香港大學教書，最後落到北碚師範學院。「文化大革命」中挨斗得很厲害。罪名之一是他曾是「學衡派」，被魯迅罵過。這是一篇老帳了，不知道造反派怎麼翻了出來。他在挨斗中跌斷了腿。他不能再教書，一個月只能領五十元生活費。他花三十七塊錢雇了一個保姆，只剩下十三塊錢，實在是難以度日，後來他回到陝西，死在老家。吳先生可以說是窮困而死。一個老教授，落得如此下場，哀哉！
觀音寺
我在觀音寺住過一年。觀音寺在昆明北郊，是一個荒村，沒有什麼寺——從前也許有過。西南聯大有幾個同學，心血來潮，辦了一所中學。他們不知通過什麼關係，在觀音寺找了一處校址。這原是資源委員會存放汽油的倉庫，廢棄了。我找不到工作，閒著，跟當校長的同學說一聲，就來了。這個汽油倉庫有幾間比較大的屋子，可以當教室，有幾排房子可以當宿舍，倒也像那麼一回事。房屋是簡陋的，瓦頂、土牆，窗戶上沒有玻璃——那些五十三加侖的汽油桶是不怕風雨的。沒有玻璃有什麼關係！我們在聯大新校舍住了四年，窗戶上都沒有玻璃。在窗格上糊了桑皮紙，抹一點青桐油，亮堂堂的，挺有意境。教員一人一間宿舍，室內床一、桌一、椅一。還要什麼呢？挺好。每個月還有一點微薄的薪水，餓不死。
這地方是相當野的。我來的前一學期，有一天，薄暮，有一個趕馬車的被人捅了一刀——昆明市郊之間通馬車，馬車形制古樸，一個有篷的車廂，廂內兩邊各有一條木板，可以坐八個人，馬車和身上的錢都被搶去了，他手裡攥著一截突出來的腸子，一邊走，一邊還問人：「我這是什麼？我這是什麼？」
因此這個中學裡有幾個校警，還有兩支老舊的七九步槍。
學校在一條不寬的公路邊上，大門朝北。附近沒有店鋪，也不見有人家。西北圍牆外是一個孤兒院，有二三十個孩子，都挺瘦。有一個管理員。這位管理員不常出來，不知道是什麼樣子，但是他的聲音我們很熟悉。他每天上午、下午都要教這些孤兒唱戲。他大概是雲南人，教唱的卻是京戲，而且老是那一段：《武家坡》。他唱一句，孤兒們跟著唱一句：「一馬離了西涼界」——「一馬離了西涼界」；「不由人一陣陣淚灑胸懷」——「不由人一陣陣淚灑胸懷」。聽了一年《武家坡》，聽得人真想淚灑胸懷。
孤兒院的西邊有一家小茶館，賣清茶、葵花子，有時也有兩塊芙蓉糕。還賣市酒。昆明的白酒分升酒（玫瑰重升）和市酒。市酒是劣質白酒。
再往西去，有一個很奇怪的單位，叫作「滅虱站」。這還是一個國際性的機構，是美國救濟總署辦的，專為國民黨的士兵消滅虱子。我們有時看見一隊士兵開進大門，過了一會兒，我們在附近散了一會兒步之後，又看見他們開了出來。聽說這些兵進去，脫光衣服，在身上和衣服上噴一種什麼藥粉，虱子就滅乾淨了。這有什麼用呢？過幾天他們還不是渾身又長出虱子來了嗎？
我們吃了午飯、晚飯常常出去散步。大門外公路對面是一大片農田。田裡種的不是稻麥，卻是胡蘿蔔。昆明的胡蘿蔔很好，淺黃色，粗而且長，細嫩多水分，味微甜。聯大學生愛買了當水果吃，因為很便宜。女同學尤其愛吃，因為據說這種胡蘿蔔含少量的砷，吃了可以駐顏。常常看見幾個女同學一人手裡提了一把胡蘿蔔。到了宿舍里，嘎吱嘎吱地嚼。胡蘿蔔田是很好看的。胡蘿蔔葉子瑣細，顏色濃綠，密密的，把地皮蓋得嚴嚴的，說它是「堆錦積繡」，毫不為過。再往北，有一條水渠。渠里不常有水。渠沿兩邊長了很多木香花。開花的時候白燦燦的耀人眼目，香得不得了。
學校後面——南邊是一片丘陵。山上有一口池塘。這池塘下面大概有泉眼，所以池水常滿，很乾淨。這樣的池塘按雲南人的習慣應該叫作「龍潭」。龍潭裡有魚，鯽魚。我們有時用自製的魚竿來釣魚。這裡的魚未經人釣過，很易上鉤。坐在這樣的人跡罕到的池邊，仰看藍天白雲，俯視釣絲，不知身在何世。
東面是墳。昆明人家的墳前常有一方平地，大概是為了展拜用的。有的還有石桌石凳，可以坐坐。這裡有一些矮柏樹，到處都是藍色的野菊花和報春花。這種野菊花非常頑強，連根拔起來養在一個破缽子裡，可以開很長時間的花。這裡後來成了美國兵開著吉普帶了妓女來野合的場所。每到月白風清的夜晚，就可以聽到公路上不斷有吉普車的聲音。美國兵野合，好像是有幾個集中的地方的，並不到處撒野。他們不知怎麼看中了這個地方。他們扔下了好多保險套，白花花的，到處都是。後來我們就不大來了。這個玩意，總是不那麼雅觀。
我們的生活很清簡。教書，看書。打橋牌，聊大天。吃野菜，吃灰菜、野莧菜。還吃一種叫作豆殼蟲的甲蟲。我在小說《老魯》里寫的，都是真事。噢，我們還演過話劇，《雷雨》，師生合演。演周萍的叫王惠。這位老兄一到了台上簡直是暈頭轉向。他站錯了地位，導演著急，在布景後面叫他：「王惠，你過來！」他以為是提詞，就在台上大聲嚷嚷：「你過來！」弄得同台的演員莫名其妙。他忘了詞，無緣無故在台上大喊：「魯貴！」我演魯貴，心說：壞了，曹禺的劇本里沒有這一段呀！沒法子，只好上去，沒話找話：「大少爺，您明兒到礦上去，給您預備點什麼早點？煮幾個雞蛋吧！」他總算明白過來了：「好，隨便，煮雞蛋！去吧！」
生活清貧，大家倒沒有什麼災病。王惠得了一次破傷風——打籃球碰破了皮，感染了。有一個姓董的同學和另一個同學搭一輛空卡車進城。那個同學坐在駕駛艙里，他靠在卡車後面的擋板上，擋板的鐵閂鬆開了，他摔了下去。等找到他的時候，壞了，他不會說中國話了，只會說英語，而且只有兩句：「Iamcold，Iamhungry.（我冷，我餓。）」翻來覆去，說個不停。這二位都治好了。我們那時都年輕，很皮實，不太容易被疾病打倒。
炮仗響了。日本投降那天，昆明到處放炮仗，昆明人就把抗戰勝利叫作「炮仗響了」。這成了昆明人計算時間的標記，如：「那會兒炮仗還沒響」，「這是炮仗響了之後一個月的事情」。大後方的人紛紛忙著「復員」，我們的同學也有的聯繫汽車，計劃著「青春作伴好還鄉」。有些因為種種原因，一時回不去，不免有點恓恓惶惶。有人抄了一首唐詩貼在牆上：
故園東望路漫漫，
雙袖龍鍾淚不干。
馬上相逢無紙筆，
憑君傳語報平安。
詩很對景，但是心情其實並不那樣酸楚。昆明的天氣這樣好，有什麼理由急於離開呢？這座中學後來遷到篆塘到大觀樓之間的白馬廟，我在白馬廟又接著教了一年，到一九四六年八月，才走。
地質系同學
西南聯大各系的學生各有特點，中文系的不衫不履，帶點名士氣。工學院的同學挾著畫圖板、丁字尺，一個個全像候補工程師。從法律系二三年級的學生身上已經可以看出一位名律師或大法官的影子。商學系的同學很實際，他們不愛幻想。從舉止、動作、談吐上，大體上可以勾畫出我們的同學可能經歷的人生道路。但這只是相對而言，比較而言，不能像礦物一樣可以用光譜測定。比如，有一個比我高兩班的同學，讀了四年工學院，畢業後又考進文學研究所做哲學研究生，由實入虛，你說他該是什麼風度呢？不過地質系的學生身上共同的特點是比較顯著的。
首先，他們的身體都很好。學地質的沒有好身體是不行的。學校對報考地質系的考生的體檢要求特別嚴格。搞地質不能只在實驗室里搞，大部分時間要從事野外作業，走長路，登高山（據我所知現在的中國登山隊的運動員有兩位原來是讀地質的），還要背很重的礦石，經常要風餐露宿，生活條件很艱苦，身體差一點是吃不消的。地質系的男同學大都身材較高，挺拔英俊，女同學身體也很好。他們大都是運動員，打籃球、排球，是系隊、校隊的代表。從儀表上說，他們都有當電影明星的潛質。
他們的價值觀念是清楚的。他們對自己所選擇的學業和事業的道路是肯定的。他們沒有彷徨、猶豫、困惑。從一開頭就有一種奉獻精神——學地質是不可能升官發財的。他們充分認識到他們的工作對於國家的意義，一般說來，他們的祖國意識比別的系的同學更強烈，更實在。
他們都很用功。學地質，理科的底子，數學、物理、化學都要比較好。但是比較特別的是，他們除了本門科學，對一般文化，包括文學藝術，也有廣泛的興趣。因此地質系的同學大都文質彬彬，氣度瀟灑，毫無鄙俗之氣，是一些名副其實的「知識分子」。地質系同學在學校時就做出了很大成績。雲南地方曾出了厚厚的一本《雲南礦產普查報告》，就是西南聯大地質系師生合作搞出來的。
他們從野外作業列隊歸來，穿著夾克，背著厚帆布背包，足蹬厚底翻皮長靴，或是平常穿了乾淨的藍布長衫（地質系的學生都愛乾淨），在學校的土路從容走著，我都有好感，對他們很欣賞。
其實我所認識的地質系的同學不多，一共只有四個，都是一九三九年入學，四三班的，和我一個班級。
比較熟識的是馬杏垣。我對馬杏垣有較深的印象不是由於對他的專業學識有所了解，而是因為他會刻木刻。聯大當時沒有人刻木刻，一個學地質的刻木刻尤其稀罕。馬杏垣曾參加曾昭掄先生所率領的康藏考察團到過一趟西藏，回來在壁報上發表了他的一系列鉛筆速寫和木刻。他發表木刻用的筆名是「馬蹄」，有時用兩個英文縮寫字母「M.T.」。他的木刻作品偶爾在昆明的報刊上也發表過。據我看，他的木刻是很有風格，很不錯的。如果他不學地質而學美術，我相信也會成為一個優秀的畫家、木刻家的。多才多藝，是聯大許多搞自然科學的教授、學生的一個共同的特點。
馬杏垣畢業後到美國留學。
一九四八年，我在北京午門的歷史博物館工作，有一天來了一位參觀的上歲數的人，河北豐潤一帶的口音，他不知怎麼知道我是西南聯大的，問我認識不認識馬杏垣，我說認識。他說他是馬杏垣的父親。於是跟我滔滔不絕地談起馬杏垣，他說了些什麼，我已經不記得，只記得老人家很為他這個現在美國的兒子感到驕傲。是呀，有這樣的兒子，是值得驕傲。馬杏垣回國後在地質研究所工作，曾任所長，後來聽說擔任名譽所長。木刻，我想，大概是不刻了。
第二個是楊起。他是楊振聲先生的兒子。楊先生是我的老師。我在楊先生處見過他。他長得很像楊先生。他是蓬萊人，個頭很高，一個典型的山東大漢，文雅的、謙虛的山東大漢。他給我的印象是非常謙虛，一種從裡到外的謙虛。他知道我是楊先生比較喜歡的學生，因此在校舍的土路上相逢，都很親切地點頭招呼。
還有一個是歐大澄。我不知道怎麼和他認識的，可能是由於我的一個同系同班的同學和他是中學同學，他和這個同學常相過從，我和他也就熟識了。在我的印象里他是喜愛音樂的。我不能確記著他是會拉提琴、彈吉他，或吹口琴。但是他很能欣賞西洋古典音樂，這一印象我想沒有錯。即使記錯了，我覺得他身上有一種古典音樂薰陶出來的氣質，這一點不會錯。
楊起、歐大澄，現在都不知道在哪裡。
因為認識歐大澄，這樣也就對郝貽純有些印象。因為她常和歐大澄在一起走。郝貽純在女同學裡是長得好看的，但是她從來不施脂粉（我們的女同學有一些是非常「捯飭」的，每天塗了很重的口紅去聽課），淡雅素樸，落落大方。她好像也是打排球的。
郝貽純這幾年參與了一些政治活動。我不知道她是人大代表還是全國政協委員，好像還是全國婦聯的委員。人大、政協、婦聯有這樣的委員，似乎這些會還有點開頭。郝貽純是徹底「從政」了，還是還沒有放棄她的本行？
我的地質系的同學，年齡和我不相上下，都已經過了七十了。他們大概是離、退休了。但是我很知道，他們會是離而不休、退而不休的。他們大概都還在查資料、寫論文，在培養博士生、碩士生，不會是聽鳥養花、優遊終老的。
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多好的知識分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