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講
有許多事情，有人在先已經講得很詳細了，我不必再說。思兔sto55.com我以為在現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為什麼呢？第一，倘若不和實際的社會鬥爭接觸，單關在玻璃窗內做文章，研究問題，那是無論怎樣的激烈，"左"，都是容易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了。關在房子裡，最容易高談徹底的主義，然而也最容易"右傾"。西洋的叫做"Salon的社會主義者"，便是指這而言。"Salon"是客廳的意思，坐在客廳里談談社會主義，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並不想到實行的。這種社會主義者，毫不足靠。並且在現在，不帶點廣義的社會主義的思想的作家或藝術家，就是說工農大眾應該做奴隸，應該被虐殺，被剝削的這樣的作家或藝術家，是差不多沒有了，除非墨索里尼，但墨索里尼並沒有寫過文藝作品。（當然，這樣的作家，也還不能說完全沒有，例如中國的新月派諸文學家，以及所說的墨索里尼所寵愛的鄧南遮便是。）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也容易變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和血，決不是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現實的事，需要各種卑賤的，麻煩的工作，決不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當然有破壞，然而更需要建設，破壞是痛快的，但建設卻是麻煩的事。所以對於革命抱著浪漫諦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進行，便容易失望。聽說俄國的詩人葉遂寧，當初也非常歡迎十月革命，當時他叫道，"萬歲，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說"我是一個布爾塞維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後，實際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麼一回事，終於失望，頹廢。葉遂寧後來是自殺了的，聽說這失望是他的自殺的原因之一。又如畢力涅克和愛倫堡，也都是例子。在我們辛亥革命時也有同樣的例，那時有許多文人，例如屬於"南社"的人們，開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們抱著一種幻想，以為只要將滿洲人趕出去，便一切都恢復了"漢官威儀"，人們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帶，大步地在街上走。誰知趕走滿清皇帝以後，民國成立，情形卻全不同，所以他們便失望，以後有些人甚至成為新的運動的反動者。但是，我們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也容易和他們一樣的。
還有，以為詩人或文學家高於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貴，也是不正確的觀念。舉例說，從前海涅以為詩人最高貴，而上帝最公平，詩人在死後，便到上帝那裡去，圍著上帝坐著，上帝請他吃糖果。在現在，上帝請吃糖果的事，是當然無人相信的了，但以為詩人或文學家，現在為勞動大眾革命，將來革命成功，勞動階級一定從豐報酬，特別優待，請他坐特等車，吃特等飯，或者勞動者捧著牛油麵包來獻他，說："我們的詩人，請用吧！"這也是不正確的；因為實際上決不會有這種事，恐怕那時比現在還要苦，不但沒有牛油麵包，連黑麵包都沒有也說不定，俄國革命後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這情形，也容易變成"右翼"。事實上，勞動者大眾，只要不是梁實秋所說"有出息"者，也決不會特別看重知識階級者的，如我所譯的《潰滅》中的美諦克（知識階級出身），反而常被礦工等所嘲笑。不待說，知識階級有知識階級的事要做，不應特別看輕，然而勞動階級決無特別例外地優待詩人或文學家的義務。
現在，我說一說我們今後應注意的幾點。
第一，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舊社會的根柢原是非常堅固的，新運動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動搖它什麼。並且舊社會還有它使新勢力妥協的好辦法，但它自己是決不妥協的。在中國也有過許多新的運動了，卻每次都是新的敵不過舊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沒有堅決的廣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滿足。譬如白話文運動，當初舊社會是死力抵抗的，但不久便容許白話文底存在，給它一點可憐地位，在報紙的角頭等地方可以看見用白話寫的文章了，這是因為在舊社會看來，新的東西並沒有什麼，並不可怕，所以就讓它存在，而新的一面也就滿足，以為白話文已得到存在權了。又如一二年來的無產文學運動，也差不多一樣，舊社會也容許無產文學，因為無產文學並不厲害，反而他們也來弄無產文學，拿去做裝飾，仿佛在客廳里放著許多古董磁器以外，放一個工人用的粗碗，也很別致；而無產文學者呢，他已經在文壇上有個小地位，稿子已經賣得出去了，不必再鬥爭，批評家也唱著凱旋歌："無產文學勝利！"但除了個人的勝利，即以無產文學而論，究竟勝利了多少？況且無產文學，是無產階級解放鬥爭底一翼，它跟著無產階級的社會的勢力的成長而成長，在無產階級的社會地位很低的時候，無產文學的文壇地位反而很高，這只是證明無產文學者離開了無產階級，回到舊社會去罷了。
第二，我以為戰線應該擴大。在前年和去年，文學上的戰爭是有的，但那範圍實在太小，一切舊文學舊思想都不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里新文學者和新文學者的鬥爭，舊派的人倒能夠閒舒地在旁邊觀戰。
第三，我們應當造出大群的新的戰士。因為現在人手實在太少了，譬如我們有好幾種雜誌，單行本的書也出版得不少，但做文章的總同是這幾個人，所以內容就不能不單薄。一個人做事不專，這樣弄一點，那樣弄一點，既要翻譯，又要做小說，還要做批評，並且也要做詩，這怎麼弄得好呢？這都因為人太少的緣故，如果人多了，則翻譯的可以專翻譯，創作的可以專創作，批評的專批評；對敵人應戰，也軍勢雄厚，容易克服。關於這點，我可帶便地說一件事。前年創造社和太陽社向我進攻的時候，那力量實在單薄，到後來連我都覺得有點無聊，沒有意思反攻了，因為我後來看出了敵軍在演"空城計"。那時候我的敵軍是專事於吹擂，不務於招兵練將的；攻擊我的文章當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罵來罵去都是同樣的幾句話。我那時就等待有一個能操馬克斯主義批評的槍法的人來狙擊我的，然而他終於沒有出現。在我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戰士底養成的，曾經弄過好幾個文學團體，不過效果也很小。但我們今後卻必須注意這點。
我們急於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戰士，但同時，在文學戰線上的人還要"韌"。所謂韌，就是不要像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門磚"似的辦法。前清的八股文，原是"進學"做官的工具，只要能做"起承轉合"，藉以進了"秀才舉人"，便可丟掉八股文，一生中再也用不到它了，所以叫做"敲門磚"，猶之用一塊磚敲門，門一敲進，磚就可拋棄了，不必再將它帶在身邊。這種辦法，直到現在，也還有許多人在使用，我們常常看見有些人出了一二本詩集或小說集以後，他們便永遠不見了，到那裡去了呢？是因為出了一本或二本書，有了一點小名或大名，得到了教授或別的什麼位置，功成名遂，不必再寫詩寫小說了，所以永遠不見了。這樣，所以在中國無論文學或科學都沒有東西，然而在我們是要有東西的，因為這於我們有用。（盧那卡爾斯基是甚至主張保存俄國的農民美術，因為可以造出來賣給外國人，在經濟上有幫助。我以為如果我們文學或科學上有東西拿得出去給別人，則甚至於脫離帝國主義的壓迫的政治運動上也有幫助。）但要在文化上有成績，則非韌不可。
最後，我以為聯合戰線是以有共同目的為必要條件的。我記得好像曾聽到過這樣一句話："反動派且已經有聯合戰線了，而我們還沒有團結起來！"其實他們也並未有有意的聯合戰線，只因為他們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動就一致，在我們看來就好像聯合戰線。而我們戰線不能統一，就證明我們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為了小團體，或者還其實只為了個人，如果目的都在工農大眾，那當然戰線也就統一了。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年四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我們要批評家
看大概的情形（我們這裡得不到確鑿的統計），從去年以來，掛著"革命的"的招牌的創的讀者已經減少，出版界的趨勢，已在轉向社會科學了。這不能不說是好現象。最初，青年的讀者迷於廣告式批評的符咒，以為讀了"革命的"創作，便有出路，自己和社會，都可以得救，於是隨手拈來，大口吞下，不料許多許多是並不是滋養品，是新袋子裡的酸酒，紅紙包里的爛肉，那結果，是吃得胸口痒痒的，好像要嘔吐。
得了這一種苦楚的教訓之後，轉而去求醫於根本的，切實的社會科學，自然，是一個正當的前進。
然而，大部分是因為市場的需要，社會科學的譯著又蜂起雲涌了，較為可看的和很要不得的都雜陳在書攤上，開始尋求正確的知識的讀者們已經在惶惑。然而新的批評家不開口，類似批評家之流便趁勢一筆抹殺："阿狗阿貓"。
到這裡，我們所需要的，就只得還是幾個堅實的，明白的，真懂得社會科學及其文藝理論的批評家。
批評家的發生，在中國已經好久了。每一個文學團體中，大抵總有一套文學的人物。至少，是一個詩人，一個小說家，還有一個盡職於宣傳本團體的光榮和功績的批評家。這些團體，都說是志在改革，向舊的堡壘取攻勢的，然而還在中途，就在舊的堡壘之下紛紛自己扭打起來，扭得大家乏力了，這才放開了手，因為不過是"扭"而已矣，所以大創是沒有的，僅僅喘著氣。一面喘著氣，一面各自以為勝利，唱著凱歌。舊堡壘上簡直無須守兵，只要袖手俯首，看這些新的敵人自己所唱的喜劇就夠。他無聲，但他勝利了。
這兩年中，雖然沒有極出色的創作，然而據我所見，印成本子的，如李守章的《跋涉的人們》，臺靜農的《地之子》，葉永秦的《小小十年》前半部，柔石的《二月》及《舊時代之死》，魏金枝的《七封信的自傳》，劉一夢的《失業以後》，總還是優秀之作。可惜我們的有名的批評家，梁實秋先生還在和陳西瀅相呼應，這裡可以不提；成仿吾先生是懷念了創造社過去的光榮之後，搖身一變而成為"石厚生"，接著又流星似的消失了；錢杏邨先生近來又只在《拓荒者》上，攙著藏原惟人，一段又一段的，在和茅盾扭結。每一個文學團體以外的作品，在這樣忙碌或蕭閒的戰場，便都被"打發"或默殺了。
這回的讀書界的趨向社會科學，是一個好的，正當的轉機，不惟有益於別方面，即對於文藝，也可催促它向正確，前進的路。但在出品的雜亂和旁觀者的冷笑中，是極容易雕謝的，所以現在所首先需要的，也還是--
幾個堅實的，明白的，真懂得社會科學及其文藝理論的批評家。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年四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好政府主義"
梁實秋先生這回在《新月》的"零星"上，也贊成"不滿於現狀"了，但他以為"現在有智識的人（尤其是夙來有'前驅者''權威''先進'的徽號的人），他們的責任不僅僅是冷譏熱嘲地發表一點'不滿於現狀'的雜感而已，他們應該更進一步的誠誠懇懇地去求一個積極醫治'現狀'的藥方"。
為什麼呢？因為有病就須下藥，"三民主義是一副藥，--梁先生說，--共產主義也是一副藥，國家主義也是一副藥，無政府主義也是一副藥，好政府主義也是一副藥"，現在你"把所有的藥方都褒貶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餘地，......這可是什麼心理呢？"
這種心理，實在是應該責難的。但在實際上，我卻還未曾見過這樣的雜感，譬如說，同一作者，而以為三民主義者是違背了英美的自由，共產主義者又收受了俄國的盧布，國家主義太狹，無政府主義又太空......。所以梁先生的"零星"，是將他所見的雜感的罪狀誇大了。
其實是，指摘一種主義的理由的缺點，或因此而生的弊病，雖是並非某一主義者，原也無所不可的。有如被壓榨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義之前，就定要咬住牙關。但自然，能有更好的主張，便更成一個樣子。
不過我以為梁先生所謙遜地放在末尾的"好政府主義"，卻還得更謙遜地放在例外的，因為自三民主義以至無政府主義，無論它性質的寒溫如何，所開的究竟還是藥名，如石膏，肉桂之類，--至於服後的利弊，那是另一個問題。獨有"好政府主義"這"一副藥"，他在藥方上所開的卻不是藥名，而是"好藥料"三個大字，以及一些嘮嘮叨叨的名醫架子的"主張"。不錯，誰也不能說醫病應該用壞藥料，但這張藥方，是不必醫生才配搖頭，誰也會將他"褒貶得一文不值"（"褒"是"稱讚"之意，用在這裡，不但"不通"，也證明了不識"褒"字，但這是梁先生的原文，所以姑仍其舊）的。
倘這醫生羞惱成怒，喝道"你嘲笑我的好藥料主義，就開出你的藥方來！"那就更是大可笑的"現狀"之一，即使並不根據什麼主義，也會生出雜感來的。雜感之無窮無盡，正因為這樣的"現狀"太多的緣故。
一九三○，四，十七。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年五月《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