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鋼筆的記憶
我的記憶雖然不連續，但百分之一百敢用人格擔保，我從來沒販過毒。1839年虎門銷煙時，我甚至還在林則徐手下禁過毒。
我走過去，慢慢撿起那幾疊鈔票塞到她手裡，她想甩手卻被我摁住。「這錢雖然不那麼白，但絕對不是偷來搶來的，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原本就超出你的理解。」我耐心地說道，一邊把那張身份證拿回來。
岳曉含不再掙扎，情緒稍稍穩定下來，看著我道：「真不是販毒的錢？」
我點點頭：「我跟毒品這兩個字半毛錢關係沒有。」
「那許子聞呢，你能保證他跟毒品也沒關係？」
「這個許子聞並不是你以為的那個樣子」池田慧子的話又迴蕩在我耳邊，我沒法保證，只能說：「我不可能每時每刻都跟在許子聞身邊，但這些錢，沒有一分是他的，你儘管拿去用，聽我的，好麼？」
我伸出食指和中指，併攏著撩起岳曉含的下巴，這個動作對女人很管用，她果然不哭了，把小岩放回到沙發上，抽著鼻子對我說道：「好，我再相信你一次，答應我，不許再騙我。」
我又點頭：「我儘量，如果碰到實在不方便回答的，我頂多不說。」
岳曉含並沒再逼什麼，忽然用種天真的眼神看著我，問道：「你真的活了幾百年，你真是不死噠？」
我不能撒謊，剛允諾過她，所以我說：「沒錯，我就是不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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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話聽起來當然還是在扯謊，她卻好像不在乎，撅起了嘴說道：「那麼你個老不死的，再陪我喝一杯，真的最後一杯。」
我沒法反駁，自己可不就是個老不死的麼？我也沒法拒絕，所以又倒了兩杯酒。
這個岳曉含果然自己也是個孩子，情緒變化就像六月里的天，就連早已不哭的小岩也呆呆地用兩隻小眼睛瞪著她，好像完全看不懂這個人。
一杯酒下肚，我看得出她真的不能再喝了，忙把酒杯扔在水池裡，又拿了個厚塑膠袋把兩瓶剩酒放進去，對她說道：「好了，今天就到此為止，早點把錢都存銀行里去。」
她起身拍了拍自己的衣服，問道：「喂，你提前給我錢是不是想暗示我以後別來煩你了？」
我還沒回答，她已經笑著接下去說：「我開玩笑的，那我以後可不可以再來坐坐？」
這種自問自答的把戲我見得多了，卻還是沒法子拒絕，只好道：「哪天你碰巧又帶小岩去看病，又碰巧路過這裡，你當然可以再上來坐坐。」我故意頓了頓，又說道：「只不過我不能保證每次都有高檔紅酒招待你。」
她卻露出一副無所謂的樣子，「沒有紅酒，黃酒也可以的，白酒我也能喝一點。我雖然討厭毒品，卻喜歡酒。」人一有醉意，臉皮總是變得很厚。
但我很理解她的心情，當一個女人孤零零地帶小孩一起生活時，酒無疑是解憂的佳品。
我心裡默默嘆了口氣，看著她抱起小岩，又抓住孩子的手向我揮舞：「回家嘍，謝謝叔叔，跟叔叔說再見。」
「謝謝豬豬，豬豬再見。」這孩子肯定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我又好氣又好笑，幫她拎東西送他們到樓下。
「對了，手機號無論如何給我一個。」岳曉含回頭一本正經地說。
我只好掏出兜里的諾基亞，翻呀找呀，總算找出本機號碼給了她。
諾基亞鈴聲馬上響起，她晃了晃自己的手機，「我的號碼，再給你一次，雙保險。」
我忽然有種被捆住的感覺，瞅著他們鑽進計程車離去，拍了拍自己的額頭，「我為什麼不搬家呢」我對自己說。
可不知為什麼，我好像越來越不覺得岳曉含討厭了，至少我們有一個共同點，我們都沒有父母。
我上樓關上門，靠在門背上，「唐凱，王檢，史有義…難怪許子聞弄不清我到底是誰。」我喃喃自語，事實上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究竟是誰，歷史上可能用過無數個名字，至於我的本名是什麼，天曉得。
「一個人不能不明不白地活著」池田慧子那句話又在我耳邊響起，這個日本女人還在等我的回覆。
我不僅對下許連村和黃泉山熟悉，我甚至還上過那座山，然而相關的記憶已經被死死地鎖進了大腦最深處。
以我的性格，怎麼也不可能心甘情願給日本人帶路的，事後還老老實實把那麼重要的錄影帶交給他們，當時我究竟是出於什麼目的才那樣做的？
我一邊在水池裡洗著碗碟，一邊思索著這些問題。
雖然許子聞相信黃泉山上隱藏著村子裡怪異死亡的秘密，但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我死不掉也跟那座山有關。如果真是那樣，即使我因為不明原因上過山，這些事其實跟我就完全沒有關係，我完全可以拋開一切去另一個城市生活，讓那些人永遠也找不到我。
然而內心的直覺告訴我，不能走，必須留下，還有非常重要的事等著我去做。
現在只有兩點，我失去了和許子聞交往的記憶，他和楊平知道但不願意提及；我同樣沒有文革時和池田家族發生瓜葛的記憶，而池田慧子雖然可能知道但一樣刻意迴避，同時卻又迫切想獲得我和許子聞交往的信息，這兩者間是獨立存在的還是有什麼關聯？
必須找到一個突破口，於是我作出了一個決定，不能指望池田慧子告訴我六九年發生的事，我必須自己去查。
我拿出那半本紅寶書，小心翼翼一頁一頁反覆地查看，半黃半黑的紙張上沒有任何有價值的記號，也沒有署名，否則池田慧子不會把它還給我。她給我過去的東西，顯然算作是一份見面禮，如果我不給任何回饋，那麼道義上就沒有了制高點
我又把那支已經被火熏得烏黑的英雄牌鋼筆擺在手裡琢磨，這筆也出現在我和池田正里的合照里，在那個年代，如果不是知識分子，很少有人會在上衣口袋裡插支筆，所以那個時候我的身份應該不是工人農民，也不是軍人，而很可能是個文化人。
這時我腦子裡一道光閃過，我當時好像是一位歷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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