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再回費城
我們於十月十一日登陸費城。思兔閱讀sto55.com我發現城裡發生了很多變化，凱思已經不再是州長了，接替他的是戈登上校。當我見到凱思時，他正像一個普通市民一樣走在大街上。見到我時，他面露慚愧之色，我們就這麼擦肩而過沒說一句話。里德小姐在收到我的信後陷入了深深的絕望之中，她的朋友都堅信我不會再回來了，於是勸她和另一個人結婚，那人叫羅傑斯，是個陶工。婚禮是在我不在場的情況下進行的，如果不是這樣，恐怕當我再見到她時，同樣會面露慚色。同羅傑斯結婚後，里德小姐生活得並不幸福，很快就同他離婚了。她拒絕和他住在一起，也不用他的姓氏，聽說那人已經另有妻室了。羅傑斯是個不錯的工人，但生性卑鄙，里德小姐的親友正是看中了他的手藝才促成了這樁婚事。他欠了債，大約於一七二七年至一七二八年逃到西印度群島，並死在了那裡。凱默爾的印刷店在經過擴建之後，又新開了一家文具店，裡面的貨物豐富齊全。他還添了許多新的鉛字，又多請了一些幫手，雖然技術全都不怎麼樣，不過生意看上去挺紅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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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漢先生在水街開了一家店鋪，我們便將帶回的貨物陳列出來，我開始學著照料生意和記帳，不久我便成了銷售行家。我們同吃同住，他像父親般對我諄諄教導。他真誠待我，我也十分敬重他，我們本來可以相處得十分愉快，然而，在一七二七年二月初，我剛過二十一歲的時候，我們兩人都病了。我得了胸膜炎，幾乎喪了命，在經歷如此大的痛苦之後，我甚至產生了輕生的念頭。後來，當身體一天天康復的時候，我反倒更喪氣了，因為想到以後還要再次經受這種瀕臨死亡的痛苦，就感嘆萬分。我不記得鄧漢得的是什麼病了，他病了很久，最後還是過世了，他口頭給我留了一份小小的遺產，作為對我的關懷。然後，他再次將我孤身一人留在了這廣漠的人世，由於他的店鋪由遺囑執行人接管，所以我便失了業。
我的姐夫霍爾姆斯現在住在費城，他建議我繼續干我的老本行。凱默爾也表示願意收留我，並給我不薄的薪水，讓我去管理他的印刷店，而他則繼續經營他的文具店。我在倫敦從他妻子和朋友口中聽說了他的不良品性，因此不願再與他有什麼瓜葛。之後，我還試圖當一名商店店員，但是找不到人雇用我，最後我還是答應幫凱默爾做事。他的印刷店裡有這些夥計：休·梅萊迪斯，一個威爾斯籍的蘇格蘭人，三十歲，從小就干農活，誠實而聰明，有很強的觀察力，喜歡讀書，不過有酗酒的惡習；史蒂芬·波茲，一個剛成年的農村人，干農活出身，天資聰穎，機智幽默，只是有些懶散。凱默爾每星期只給他們低廉的工資，答應等他們技藝提高後，再漲工資，以此來留住他們。梅萊迪斯做的是印刷工作，波茲做的是圖書裝訂工作，凱默爾本身對這兩樣活一竅不通，但按照協議，他需要教他們做好。約翰是個粗野的愛爾蘭人，什麼活都沒幹過，凱默爾從一個船主手中買斷了他四年的工作期限，想把他培養成一名印刷工。喬治·韋伯是一名牛津大學的學生，凱默爾買斷了他四年的工作期限，打算把他培養成一名排字工。還有大衛·海利，他是一個鄉下孩子，凱默爾收他當學徒。
很快我就發現了凱默爾給我高工資的意圖，他讓這些廉價的幫手從我這裡學習，等他們都學會了，就得因為合同約束而繼續幫他工作，而我就沒有了存在的價值，不得不捲鋪蓋回家。但我還是很樂意去工作，並將印刷店管理得井井有條，之前這裡是一團混亂。我的存在多少讓這些僱工們更專心致力於本職工作，並幹得越來越好。
值得一提的是，一個牛津大學的學生被買來當傭工，這實在是罕見的奇聞。韋伯那時還不到十八歲，以下是他告訴我的一些情況：他出生于格洛切斯特，在當地的一個文法學校受教。在學校組織的戲劇表演中，他總能顯出高人一等的才華，因此他在學生中很有名氣。他還是一個叫作「維蒂俱樂部」的成員，寫過一些詩和散文，並在當地的格洛切斯特報上發表過，因此被送到牛津大學學習。學習了一年之後，他覺得十分不滿，因為他的心愿是到倫敦遊覽並成為一名戲劇演員。後來，他獲得十五個金幣的助學金，但他並沒有拿它來還債，而是逃出了城。他把牛津校服扔在路邊的荊棘叢中，步行到了倫敦。在倫敦，由於沒有熟識的朋友而誤入歧途，很快他就將身上的金幣花了個精光，但還是沒能找到進入戲劇圈的門路。沒錢花時他就變賣衣服，但這並不是長久之計。當他忍飢挨餓在街上閒逛，不知道下一步該幹什麼時，有人把一張人販子散發的傳單塞到了他手裡，上面說凡是願意簽訂合同前往美洲服役的人，就能馬上得到款待和獎勵。他立即找到了人販子，簽了合同，於是被帶上船，來了美洲，而他的親友對此一無所知。韋伯朝氣蓬勃，辦事聰明伶俐，受過良好的教育，實在是個令人愉快的夥伴，但他懶散、輕率和魯莽，已經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
愛爾蘭人約翰很快就逃跑了，我跟剩下的人相處得十分不錯。他們對我尊敬有加，特別是當他們發現凱默爾其實什麼也教不了他們，而只能從我身上學點兒東西時，就對我更加尊敬了。我們星期六從不工作，因為這是凱默爾訂立的安息日，這樣我便有兩天時間來讀書。我在城裡認識的有學識的人越來越多，凱默爾對我也客氣有加，除了維龍的那筆債務，實在沒有什麼讓我不爽的事情。目前我仍無力償還這筆債款，因為我不懂節約，而維龍卻很講情義，從來不提這筆錢。
我們的印刷店常缺活字，當時美洲還無法製造這種活字。我在倫敦詹姆士印刷店時見過他們如何澆鑄活字，不過沒留心具體操作方法。但我自己發明了一種模具，利用我們現有的鉛字作為沖模，鑄造了新的鉛字，這樣便解決了眼下鉛字不足的問題。偶爾，我還刻寫東西，製作油墨。我管理著一個倉庫，什麼事情都干，總之，我儼然是一個管家。
但我發現，不管我多麼有用，我已經漸漸變得不那麼重要了，因為其他僱工們在業務上已經有所提高。當凱默爾付給我第二季度的工資時，他告訴我他給我的工資太高了，應該適當降低一些。他對我也不再那麼客氣了，經常擺出老闆的派頭，吹毛求疵，無事生非，隨時準備跟我翻臉。但我仍舊耐心地為他工作，認為他只是因為經濟狀況不好才變得這樣。最後，我們的關係還是因為一件小事而破裂。
一次，我聽到法院附近吵吵嚷嚷非常熱鬧，便將頭伸出窗外，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這時，凱默爾正在街上，抬頭看到了我，便開始對我破口大罵，斥責我沒有專心工作，這讓我勃然大怒，因為所有的鄰居都看到了他對我的態度。接著，他又跑上樓來繼續指責我，於是我們兩人對吵了起來。他讓我按照約定三個月內走人，還說這個期限太長了。我對他說，根本沒有必要嫌期限太長，因為我現在就離開他的印刷店，說完拿起帽子就走。在樓下，我碰到梅萊迪斯，便請他幫我照看我的東西，把它們帶到我的住處。
晚上，梅萊迪斯照我說的來到了我家。我們談起了我的事，他對我十分尊重，不希望我離開而他卻留下。我產生了回家的念頭，但他卻勸我打消這個念頭，他說凱默爾的債務已經到了極限，這讓債權人們十分不安。凱默爾將印刷店搞得一團糟，為了得到現金而不顧長遠利益，做不賺錢的買賣；他經常賒帳卻又不記帳，肯定是要栽跟頭的，而這對我來說是個可乘之機。我表示自己手頭沒那麼多錢，他說他的父親對我印象很好，會出錢支持我們開業。他還說：「我跟凱默爾的合同春天就到期了，那時我們就從倫敦採購自己的印刷機和活字。我自知技術不精，但你若是願意的話，你提供技術，我提供資金，將來利潤對半分成。」
這個建議聽起來不錯，而且梅萊迪斯的父親就在城裡，也對此表示贊同，當他知道我對他兒子的影響竟如此之大時，就更贊同我們的合作了。我已經勸梅萊迪斯戒酒有一段時間了，當我和梅萊迪斯的關係越來越親密時，他囑託我幫他兒子徹底戒掉這一惡習。我給他列出一張清單，他便將這張清單委託給一個商人訂貨去了，在貨運到之前，我們要嚴守秘密。這期間，我開始重新找工作，有可能的話，我還是希望另找一家印刷店工作。但一時半會兒又找不到，便賦閒了幾天。這時，凱默爾因為承攬了新澤西州的紙幣印刷業務而需要一些雕刻圖版和各種活字，這些只有我會做。同時，他又怕布拉福德將我雇去而搶了他的生意，於是給我寫了一封十分客氣的信，信中說，老朋友不應該因一時氣憤而翻臉，希望我能回去。梅萊迪斯也勸我回去，這樣他就能在我的指導下提高技藝了。因此，我再次回了到凱默爾那裡，我們的關係也比之前融洽多了。
我們拿下了新澤西的業務，為此，我發明了一種銅版印刷機，這種機器在美洲還是第一台。我還為紙幣雕刻了一些花紋和字碼。我跟凱默爾一道去了柏林頓一趟，從而圓滿地完成了工作，使他得到一大筆訂金，靠著這筆訂金，凱默爾可以繼續苟延殘喘一陣子了。
在柏林頓，我結識了不少當地的顯耀人物，其中一些人由州議會任命監督我們的印刷工作，以確保印刷的鈔票符合法律規定的數量。他們必須輪流來監督我們，通常監督時總要帶上一兩個朋友來作陪，由於我讀的書比凱默爾多，見地也比他高，使得大家都喜歡跟我談話。他們還邀請我到家中，介紹他們的朋友給我認識，並且對我客氣有加。反倒是凱默爾，雖然是個老闆，但卻沒有人理會他。說實話，這個傢伙有點兒古怪，不懂得生活，只喜歡狂躁地駁斥大家都公認的觀點，穿戴方面也不修邊幅，甚至有些骯髒不堪。他執著於宗教中的某些觀點，而骨子裡則透露著無賴的氣息。
我們在新澤西工作了將近三個月，那時已經認識的朋友，包括法官艾倫、州議會秘書撒繆爾·巴斯蒂爾、州議會議員伊薩克·皮爾遜、約瑟夫·庫柏，還有幾個姓史密斯的人，以及測量部主任伊薩克·迪考。迪考是個機智敏銳、富有遠見的老人，他說自己年紀輕輕就自立了，一開始做搬運工，成年後才開始學習寫字，為測量員背測量鏈，而他們則教會了他測量的技術。現在，通過自己的勤奮努力，他已經有了一份不錯的家業。他還說：「我認為你有一天一定會把那個傢伙擠出印刷業，你在費城絕對可以靠這個行業發家。」那時，他還不知道我要在費城或其他地方開業。這些朋友後來對我都有所幫助，偶爾我也給他們提供一些幫助，他們都十分尊敬我。
在我正式開業之前，我想有必要讓你了解一下當時我心中對人生原則和道德的看法，這樣你就會知道它們對我未來的人生將會產生多麼巨大的影響。我父母很早就教育我成為一個虔誠的信徒，整個童年時代，我都受著新教的薰陶。不到十五歲時，我讀了幾本書，發現書上對一些教義頗有爭論，這讓我對教義產生了懷疑，進而開始懷疑《啟示錄》本身了。我又弄到幾本反對自然神論的書，據說這些書就是波爾布道時演講詞的梗概。它們的確對我產生了影響，只不過是相反的影響。為了駁斥自然神論，他引用了一些自然神論的觀點，我所看到的是，這些被他引用的觀點反而更有道理。總之，在他的影響下，我很快就成為一名徹頭徹尾的自然神論者。我的觀點還影響了一些人，尤其對柯林斯和拉爾夫的影響巨大，但這兩個人在讓我吃了大虧之後，都毫無愧疚感地離我而去了。回想起凱思對我的所作所為（他是另一教派的自由思想者），以及我對維龍和里德小姐的所作所為，我有時會陷入困惑，甚至懷疑自然神論的教義了，儘管它是正確的，卻沒什麼用處。我在倫敦寫的小冊子曾以德萊頓的詩作為扉頁的題詞：
存在即是合理，雖然半瞎的人，只看見鏈條最近的一環，他的雙眼看不到公平的秤桿，即使它高懸於青天白日之中。
在這本小冊子裡，我還從上帝的屬性，他的至公、至義、至全能得出結論，即世界上沒有什麼是錯的，惡與善本就是一種虛妄之想，不存在於現實世界。現在看起來，這些觀點並不像我認為的那麼出色，我懷疑有些錯誤可能會不知不覺地混入我的論斷，以至於影響到後來的理論，這在哲學思辨中是十分常見的。
漸漸地，我確信，人與人的交往中，只有真實、誠摯和正直才是能獲得幸福最重要的東西。我寫下了自己的決心，打算將這些道德原則（航海日誌中可以看到）作為畢生努力的方向。與它們相比，《聖經》中的《啟示錄》根本不足掛齒。我認為，有些東西並不能因為《聖經》中禁止就認為它是壞的，也不能因為《聖經》讓我們這樣去做，就說它是好的。我們當考慮事物所處的環境和它們的自然屬性，以此來確定哪些行為應當被禁止，哪些行為應當去實行，這要看它們對我們是否有利。
這些信念是借著上帝的祝福，或守護天使的幫助，或僅僅是情勢使然，也可能是三者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從而幫助我度過了危險的青年期，使我在沒有父親的監督和勸告下，安然渡過了險境，沒有因任性而做出不道德或不正義的行為。要知道，由於我缺乏信仰，這些錯誤原本是很有可能發生的。至於我提到任性，是由於我那時年輕，缺乏經驗，再加上別人的欺騙，所以上面所提到的一些事情是有其必然存在性的。正因為我的人生在一開始就有了這些良好的品質，我將更加重視和珍惜它，並保持下去。
回到費城後不久，梅萊迪斯訂的鉛字就從倫敦運來了，於是我們同凱默爾結了帳，在他什麼都不知道的情況下，協商離開了他。然後我們在靠近市場的地方找到一間出租的房子，每年只有二十鎊的租金（後來聽說漲到七十鎊了）。為了節省租金，我們讓玻璃匠托馬斯·戈德福利一家跟我們同住，共同承擔租金，然後還把伙食供應承包給了他。在我們還沒來得及打開活字箱，將印刷機拼裝好時，我的一個熟人喬治·赫斯就帶了一個鄉下人到我這裡來。赫斯是在大街上遇到他的，當時這個鄉下人正打聽哪裡有印刷店。我們把現金都用在了必須置辦的東西上，所以身無分文，而這個鄉下人帶來的五先令成了我們第一筆收益，就像一場及時雨一樣珍貴，這讓我們興奮極了，超過之後掙來的任何一筆錢。
而我對赫斯的感激之情更是無以言喻，只能以樂於幫助初入社會的年輕人作為報答了，不然的話我是沒有這麼熱心的。
任何國家都有預報災難的預言家，當時費城就有這麼一個人，是個很有名氣的長者。他外表睿智，說話時神情肅穆，他叫撒繆爾·米克爾。我與他素未謀面，然而有那麼一天，他突然站在了我家門口，問我是不是新開張的印刷店青年。我回答他是，他說為我感到惋惜，因為我開業所花費的錢將來都要虧蝕掉。費城是個正走向沒落的城市，許多人都已經瀕臨破產，可是表面現象卻正好相反，高樓大廈拔地而起，房租水漲船高，但這些據他判斷都只是一個幻象，而這些幻象很快就會把我們帶向毀滅。他又向我詳細講述了當時發生的災難和將要來臨的災難。等他離開後，我陷入了抑鬱中，假如我在開業前認識他的話，可能永遠不會開業了。事實上，這位先生一直住在這座他預言將要衰落的城市中，並不斷地向人們重複著同樣的言論。許多年來，他都沒買一所房子，因為一切都將毀滅。不過，最終我還是很欣喜地看到，他以比第一次預言時高出五倍的價格買了一棟房子。
創辦君托社和報紙
我早該提到一件事，這件事發生在前一年的秋天。當時，我招攬了很多有才能的朋友，組成了一個相互切磋討論的社團，我們叫它「君托社」，定於每周五晚上開會。我起草了一個章程，規定每一位社員必須提出一兩篇研討論文，可以是關於道德、政治或自然哲學方面的任何問題。我們在會上進行討論，然後每隔三個月提交一篇論文，由大家宣講，題目不限。辯論會由會長主持，目的是探求真理，而不是好勝爭辯。由了防止在辯論中出現情緒過激現象，無論贊成的一方還是反對的一方，都應該限制爭辯時間，違者罰款。
首批會員包括：
約瑟夫·布賴斯特納爾，公證事務的謄寫員，中年，為人善良，待人友好，說話通情達理；喜歡詩歌，見到詩非朗讀不可，自己也寫一些倒還可以的詩；平時擅長製作一些小玩意兒。
托馬斯·戈弗萊，一個自學成才的數學家，有很深的專業造詣。後來，他發明了一種儀器，現在被人們叫作「哈德里象限儀」。不過，除了數學以外，他對其他領域知之甚少，而且不太擅長和人交往。
像大多數數學家一樣，他要求人們對每個問題都做到絕對精確，對於瑣碎的事情，他只會採取兩種態度，要麼永遠否定，要麼永遠區分，這常常干擾了大家的討論。不久，他就離開了俱樂部。
尼古拉斯·斯卡爾，測量員，後來成為測量局局長。他熱愛讀書，有時也寫幾首詩。
威廉·派爾遜，是個鞋匠，卻十分愛讀書，掌握豐富的數學知識。他從占星學的角度研究數學，後來以此當作笑談。在這之後，他當上了測量局局長。
威廉·毛格里治，工藝極其高超的工匠，做事腳踏實地，為人通情達理。
還有幾個人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他們是休·梅雷迪斯、史蒂芬·波茨和喬治·韋布。
羅伯特·格雷斯，一位年輕的紳士，十分富有，樂善好施，性格活潑，說話機智俏皮，愛交朋友。
還有威廉·科爾曼，是某個商店的職員，年齡與我相仿。在我熟悉的人中，他的頭腦最冷靜、性格最熱情、人品最端正、心地最善良。後來成為備受矚目的成功商人和這個州的法官。在他有生之年，我們的友誼從未斷過，長達四十年之久。
我們的俱樂部持續了將近四十年，無論在哲學、道德還是政治研究方面，都是這個州中最好的學術團體。我們打算討論的問題，大概在一個星期前就宣讀過，這樣有利於大家從多方面進行深入思考，發言時也能做到有的放矢，不放過任何細節，同時也有利於培養我們良好的討論習慣。章程規定，任何問題的討論都是為了學習，以此避免彼此之間因意見不同而心生嫌隙。正因為如此，俱樂部才能長久地堅持下去。關於這個團體，我以後還會經常提到。
在這裡提到俱樂部的情況，是為了讓你知道我從中獲益匪淺。俱樂部的成員無一不盡心盡力為我招攬生意，尤其是布賴斯特納爾，他從教友會給我們拉來一單生意，即印刷該會的會史，篇幅有四十個印張，凱默爾則承印了其餘部分。這單生意要價很低，因此工作十分艱苦。成書要對開本，用四號字，標題要用大號長體字。我每天得排一大張，然後梅萊迪斯負責印刷。等印刷完畢後，還要拆版，為第二天的工作做準備，因此我常常忙到晚上十一點，有時還要更晚，因為中間不時會有朋友介紹來的一些零散活兒。儘管如此，我還是堅持每天完成對開一大張的排字工作。
一天夜裡，當我裝版結束，認為當天的工作已經完成時，發現不小心弄亂了一個版面，有兩頁的鉛字被打亂了。我當即拆散，重新排版，一直幹完了才睡覺。鄰居們看到我如此敬業和勤勞，都對我大加稱讚，這大大提高了我們的信譽。我還聽到有人這樣說：在商人的夜間俱樂部里提到新開業的印刷店時，大家都認為會垮台，因為城裡已經有了凱默爾和布拉福德兩家印刷店了。只有貝爾德博士（多年後，我跟你曾經在他的故鄉蘇格蘭的聖安德魯斯教堂見過他）不這麼認為，他說：「像富蘭克林那樣勤奮的人，在他的同行中我還沒見過。晚上我從俱樂部回家時，他還在工作；而當第二天街坊鄰居還在睡覺時，他已經在工作了。」這番話讓不少人深受觸動，不久之後就有一位商人找到我們，要我們為他代銷文具，但那時我還沒有開文具店的想法。
我這樣毫無顧忌地談論我的勤勞，似乎有點兒自吹自擂，但我的目的是激勵子孫後代——當他們讀到這本冊子時，我要讓他們知道正是勤勞推動了我的整個事業，那麼他們就會珍惜這種美好的品德了。
喬治·韋伯交了個女朋友，這個女人替他交了贖金，於是他便從凱默爾那裡離開了。現在他找到我，想到我這裡來工作。當時，我還不能雇用他，但我卻傻傻地告訴他一個秘密計劃，即不久之後，我打算辦一份報紙，等到那時我再雇用他。我還告訴他，我把成功的希望全押在那份報紙上了。當時，費城只有布拉福德辦的一家報紙，是一份經營無方、毫無價值又枯燥乏味的報紙，但他居然也從中賺到了錢。因此，我想辦一份更好的報紙，肯定會受歡迎。我對韋伯千叮萬囑，讓他千萬不要將這個秘密泄露出去，不過他還是告訴了凱默爾。於是，凱默爾立即在我之前宣布了辦報紙的計劃，而韋伯就被他錄用了。我對此十分生氣，但那時還不具備辦報紙的能力，便在布拉福德的報紙上寫了幾篇消遣性的文章來反擊他們，標題為《愛管閒事的傢伙》。後來，布蘭特內爾又將這一專題續辦了好幾個月。總之，這讓群眾的注意力全部轉移到這家報紙上了，而凱默爾的計劃則在我們的諷刺挖苦下無人問津。他還是辦起了報紙，但最多時也只有九十個訂戶，勉強堅持一個季度之後，他就把那份毫無價值的報紙賣給了我。我那時已有所準備，立即接手了。事實證明，在以後的短短几年內，我因這份報紙賺了不少錢。
我習慣用單數第一人稱說話，儘管此時我已經同梅萊迪斯成為合伙人，大概是因為整個業務其實全仰仗我一個人。他既不會排字，印刷水平又不高，而且很少有不喝得酩酊大醉的時候。朋友們都在為我和他合夥感到惋惜，但我只希望能把事情做好。
我們的第一份報紙出爐了，與此地其他報紙相比，顯然大有不同，我們的報紙字體清晰、印刷精美。當伯內特州長同麻薩諸塞州議會之間發生爭執時，我寫了幾篇言辭激烈的評論，觸動了一些重要人物，使得報紙和它的發行人成為人們議論紛紛的話題。不到幾個星期，他們全成了我們的訂戶。這些人帶動了更多的人，我們報紙的訂戶因而穩步上升，這全賴於我能寫文章。會寫文章的另一個好處是，那些大人物在得知是一個會寫文章的人創辦的報紙後，就會對他施加恩惠，予以鼓勵。
布拉福德仍然承印選票、法律文書和其他一些公家業務。不過，他在給州長印刷州議會的呈文時，質量粗劣不堪、錯誤百出，我們便將它重新印了出來，印得精美漂亮、準確無誤。我們把自己的作品給每個州議員寄了一份，相信他們不難比較出兩者的差別，這讓我們在州議會的朋友揚眉吐氣，於是投票贏得了第二年公家業務的承攬權。
在州議會的朋友中，最令人難忘的是漢密爾頓先生。先前我提到過他，而此時他已經從英國回來，並成了州議會的議員。他在這件事上對我鼎力相助，以後的日子裡，他同樣對我關照有加。維龍先生正是在這個時候才跟我提起了那筆欠款，但他並沒有催我還。我還是給他寫了一封信，坦率地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並懇請他再寬延一段日子，他答應了。後來，我一有足夠的錢就連本帶利全都還給了他，同時向他致謝。可以說，我以自己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自己的過錯。
不過就在此時，發生了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梅萊迪斯的父親曾承諾要為我們的印刷店提供費用，他果然做到了，不過只提供了一百鎊，但他欠另外一個商人的錢甚至超出了一百鎊。那個商人等得不耐煩了，就把我們告到了法院。我們雖交了保證金，但如果到期仍不能償還債務的話，法院很快就會判決並沒收印刷機和鉛字而後拍賣，而且是半價拍賣。到了那時，別說是我們宏偉的事業藍圖了，連同我們自身都會毀於一旦。
就在這緊急關頭，兩個真正的朋友出現在我的生命中，雖然他們彼此互不相識，卻給予了我同樣的善良和友誼，這讓我終生難忘，哪怕我只能記住一件事，也不會忘記他們。我從來沒有請求過他們，但他們卻主動為我提供資助，這些錢能讓我完全獨立經營了。他們勸我不要再跟梅萊迪斯繼續合作下去，因為他整天就知道醉醺醺地走在大街上，或在啤酒館裡玩低級遊戲，這有損我的聲譽。這兩位朋友分別是威廉·科爾曼和羅伯特·格雷斯。我對他們說只要梅萊迪斯父子能夠履行協議，我就不能提出散夥。因為他們的確幫過我不少的忙，只要他們盡力，我就有義務跟他們繼續合作下去。但如果他們最終無法履行合夥協議的話，我就只能散夥了，到那時我就可以毫無顧忌地接受朋友們的幫助了。
這事姑且拖了一段時日。有一天，我對合伙人說：「你父親大概不希望我們兩個共同經營業務，所以才不願為我們墊付款項，假如你一人經營的話，他肯定會為你墊付的。如果這是真的，就告訴我，我立刻退出，東西全歸你，咱們從此分道揚鑣。」他說：
「不是這樣的，我父親倒是真的為此感到失望，他的確無力墊付款項，我也不想再讓他傷心，我看我不適合幹這行。我從小務農，三十歲進城才做學徒干起這個行當，這可能完全是錯的。很多威爾斯人準備到北卡羅來納去，聽說那裡的地價很便宜，我也準備隨他們去那裡，重操舊業。你可以找其他朋友幫助你了。假如你肯將債務歸於你的名下，願意為我父親償還一百鎊，再為我個人償還一些債務，再給我三十鎊和一副新馬鞍的話，我就退出合夥，這兒的一切全都歸你。」我立馬同意了這個建議，書寫成文，簽字蓋章，然後給了他想要的。他很快就去了北卡羅來納。第二年，他從那裡給我寄來了兩封信，信中描繪了他在那片新天地所享受到的一切美好，比如氣候宜人，土壤肥沃，還有他的耕作，他本來在這方面就是內行。我將這兩封信登在報紙上，吸引了不少讀者。
他一走，我就找到那兩位朋友，向他們尋求幫助。為了不偏袒任何一方，我從他們為我提供的援助中各拿了一半，償還了所有債務，並以我的名義開始獨立經營這家印刷店，然後登報公布我們的合夥已經解散。這大概是一七二九年前後的事。大約在這個時候，公眾發出了要求增加紙幣的呼籲，因為本州只印了一萬五千鎊的紙幣用於流通，而且紙幣的數量正在不斷地減少。富人們則反對增加紙幣流通，擔心會像新英格蘭那樣造成貨幣貶值，損害他們作為債權人的利益。我們在君托社將這問題拿出來進行討論，我贊同多發行紙幣，因為一七二三年那次少量增加貨幣的政策確實給社會帶來了良好的效果——增加了貿易、就業和移民的數量。而現在，我們滿眼所見的是，所有的老房子都住滿了人，許多新房子正在建設中；我還清楚地記得，那年我啃著麵包，第一次在費城的大街上閒逛時，胡桃街、第二、第三街的房子等，許多地方都張貼著「待租」的條子，板栗街也是這樣，這讓我覺得費城的居民好像都在向外搬遷。
我們的爭論讓我對這一問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為此，我寫了一篇匿名的文章，並將它印成了小冊子，題目是《紙幣的性質及其必要性》，受到大眾的歡迎，卻遭到富人們的排斥，因為它讓加印紙幣的呼聲更高，而他們當中卻無人能寫出一篇文章來予以反駁。就這樣，增加紙幣的議案在議會中通過了。我在議會的朋友們認為我對這一議案的通過有一定的貢獻，於是將增印紙幣的業務給了我作為回報。這可是筆不小的利潤，對我的事業有很大的幫助。這是我會寫文章所得到的另一大好處。
經過時間和實踐的檢驗，證明增加紙幣的決議是正確的，於是人們再也不為這個話題爭論不休了。很快，紙幣的發行追增到了五萬五千鎊，到了一七二九年達到八萬鎊，因為戰爭又激增至三十五萬鎊。貿易、建築和移民同時也在增加，不過我倒是認為紙幣增加的數量應該有個限度，否則過猶不及。
通過朋友漢密爾頓的介紹，我很快便獲得了承印紐卡斯爾紙幣的生意，這單生意又將帶給我很大的收益，至少在我眼裡是。
生活在下層的人就是這樣，一點點成就看起來也會很了不起，這些生意對我來說確實很有益，讓我頗受鼓舞。他還為我介紹了紐卡斯爾市的法律文本和選票的印刷業務，後來這項業務始終歸我承印。
我又開了一家小文具店，出售各種空白單據，這是市面上印刷得最精確無誤的一種單據，這完全得益於朋友布蘭特內爾的幫助。除此之外，我的店還出售紙張、羊皮紙和小販們用的帳簿等。我在倫敦認識的一個叫懷特瑪什的排字工，現在到我這裡工作了，手藝堪稱一流，對工作既有恆心又勤奮。我還收了一個學徒，是阿奎那·羅斯的兒子。
我開始慢慢償還創業時所欠的債務。為了贏得作為一個商人應有的信譽和聲望，我恪守本分，勤儉節約，努力克制自己以免誤入歧途。因此，我衣著樸素，從不在娛樂場所消遣，從不出去釣魚打獵，唯有讀書才能占用我的工作時間，而且盡少占用，以免讓人說三道四。為了顯示我的腳踏實地和兢兢業業，有時我會把購買來的紙張放在小推車上，沿著大街一路推回家。這讓我贏得了別人的尊重，認為我是個勤儉刻苦的好青年。
我進貨從來都是貨款兩清，從不賒帳拖欠，那些進口文具商都願意做我的生意，還有一些商人要我做他們的書籍代銷商。漸漸地，我的事業蒸蒸日上。與此同時，凱默爾的信用和業務則每況愈下，最後被迫賣掉了印刷店來償還債務。之後，他去了巴貝多，在那裡生活了多年，窮困潦倒。凱默爾的徒弟戴維·哈里買下了他的器材，繼續在費城營業。我在凱默爾那裡工作時曾指導過他，一開始，我還以為他會成為一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因為他手下有不少能幹和有勢力的朋友。我提出跟他合夥的方案，而他對此不屑一顧，後來當我看到他的所作所為時反倒十分慶幸。因為他驕傲自大，整天穿得像個富豪紳士，生活奢侈浪費，經常外出尋歡作樂，以至於債務纏身，也從不關心業務上的事。慢慢地，所有的客戶都不再跟他來往，當他沒有生意可做時，便學師傅也去了巴貝多，走時將印刷器材也帶了過去。在那裡，師徒兩個換了換位置，原來的徒弟做起了師傅，師傅則淪為了工人，兩個人經常吵鬧不停。哈里後來欠下了更多的債務，所以不得不賣掉鉛字，回賓夕法尼亞務農去了。買下哈里器材的人繼續雇用凱默爾來操作這些器材，但幾年後凱默爾便過世了。
現在在費城，我的競爭對手除了老布拉福德外，再無一人。布拉福德生活富足而悠閒，時而雇幾個臨時工做些少量的印刷活，並不為沒有生意而著急。他管理著郵局，因此，人們認為他比我能更多地獲得新聞，在他的報紙上刊登GG的效果會更好，於是他有了許多GG客戶，這對他十分有利，而對我卻很不利。儘管我也通過郵局接收和發送報紙，但人們不相信我，因為我是通過賄賂郵差，委託他們偷偷發送報紙的。這樣，我便被布拉福德抓住了把柄，他禁止我這麼做，我對此惱怒不堪，因為他實在太卑鄙了。等我到了他那個位置時，也絕不會像他這麼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