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初涉政壇
一七三三年，我開始學習外語，很快就掌握了法語，能輕鬆地閱讀法文書籍，接著又學習了義大利語。思兔sto55.com當時我有個朋友也在學習義大利語，並常邀我陪他下棋。後來，我發現這個活動占用了我太多的學習時間，便拒絕再陪他下棋，除非他答應我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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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盤棋的勝者要為敗者布置作業，可以是背誦語法知識，也可以是翻譯；戰敗的一方要以名譽擔保，到下次見面時一定完成作業。
我們的棋藝相當，每次下完棋幾乎都各有作業做，這樣一來，義大利語很快就被我掌握了。後來，我又下了一番苦功學習西班牙語，直到能閱讀書籍。
我之前說過，自己曾在拉丁語學校接受過一年的教育。不過那時還太小，很快就將學會的拉丁語拋之腦後，忘得一乾二淨了。當我掌握了法語、義大利語和西班牙語之後，再翻閱《新舊約全書》時驚奇地發現，我竟然還記得拉丁語的不少內容，至少比我想像中要好得多，這讓我重新激起了學習拉丁語的信心。在之前幾種語言的輔助下，我很快就掌握了拉丁語。
從我學習語言的過程看，我想到我們現在教授外語的方法實在不太合理。在學習外語時，老師總是要求我們先學習拉丁語，說學好拉丁語後，其他現代語言就容易掌握得多了，因為其他語言都是從拉丁語衍生出來的。要是這樣的話，那麼為了學好拉丁語，為何不先學習希臘語呢？道理是這樣的，就拿爬樓梯來說吧，如果你不用順著階梯爬就能達到頂層的話，那麼下來時必然容易許多。但是，如果你能從較低一層的台階一級一級地往上爬，你便很容易達到最高層。因此，我要向負責青年教育的人士建議，有許多人學了好幾年拉丁語也毫無長進，於是就像我一樣丟棄它了，這樣一來，他們所學的也就成了無用的東西，白白浪費了自己的光陰。所以，不如先從法語開始學起，再學習義大利語，然後慢慢地再去學拉丁語。這樣，在花費同樣時間的前提下，即使最後沒能掌握拉丁語，也已經掌握了一兩門外語，而且都是現代十分實用的語言，對日常生活亦是大有裨益的。
在離開波士頓十年後，我的境況日漸好轉，便回去了一趟，探望那裡的許多親戚，在以前，我是沒有條件旅行的。回家的途中，我到新港去看望了在那裡定居並開了印刷店的哥哥，這次見面我們倆盡釋前嫌。他熱情真誠地招待了我，只是他的健康狀況大不如前，他總覺得死期將至，希望我在他去世後，照顧他十歲的兒子，將其撫養成人，讓兒子開印刷店。我照他的話做了，在侄子自己開業之前，先送到學校學習了幾年，這期間由侄子的母親經營印刷店，直到侄子長大成人。我哥哥的那套鉛字已經破損，我便送了一套新的給侄子。我那麼早便離哥哥而去，沒有盡到徒弟的義務，這套鉛字就算是小小的補償吧！
一七三六年，我失去了一個兒子，他只有四歲。他十分漂亮可愛，是天花要了他的命。我對此悲痛不已，至今活在懊悔與痛苦之中，都怪我沒有及時給他接種牛痘，這太令人傷懷了。我提起這件事的目的，就是為了警醒那些不給孩子接種牛痘的父母，他們總以為自己的孩子會因為接種牛痘而死，那麼他們將永遠無法原諒自己，但事實證明，不接種牛痘，也會像我一樣活在悔恨之中。因此，這兩種情況比較起來，還是要選擇安全性大的。
我們「君托社」是個十分有益的組織，成員們對此十分滿意，因此還會熱心地介紹自己的親朋好友入會，不過我們社團有規定，團隊成員的人數不得超過十二人。當初成立社團時，我們就發誓要對外保密，這一點大家都信守不渝。其實這麼做的目的，是為了避免不適宜的人申請入社，因為在這些人中，很可能有的是我們根本無法拒絕的。我就是堅決反對擴招成員的人之一，不過凡事都沒有絕對，我想出了一個替代方法，即提出一個書面建議，每個成員可以單獨發展一個分會，可以跟「君托社」採用相同的討論規則，但不能向他的成員泄露與「君托社」的聯繫。我在建議中指出這個辦法的優點，通過發揮我們社團的作用，可以讓更多的青年得到提高，我們也可以更好地接觸和了解各階層民會的意見，因為「君托社」的成員可以按自己的意願提出任何討論題目，這些題目經過分會的討論後上報到總社。有了這些反饋意見，我們便可以增加事業上的利益，擴大我們在公共事務上的影響。我們還可以把社團的主張和看法散播到分社中去，這樣可以增強我們為社會服務的能力。
我的建議被採納了，於是每個成員都各自組織分會去了，但大多數都沒有成功，只有五六個分會組織起來了，有的叫「青藤社」，有的叫「聯合社」，有的叫「團結社」，等等。這些社團的成立不但對他們自身有益，而且給我們提供了很多有趣的信息和教益。另外，在某些對公眾有影響的問題上，他們還能在很大程度上幫助我們作答，這十分符合我們的既定目的。關於這點，我會在適當的時候舉例說明。
一七三六年，我第一次得到提拔，被選為州議會的秘書，這是在無人反對的情況下一致通過的。然而到了第二年，事情就沒那麼順利了，當我再次獲得提名時（秘書的任期同議員一樣，都為一年），一位新任議員發表了長篇大論來反對我的提名，以便讓其他候選人當選，但我還是成功當選了。這份工作十分適合我，除了讓我拿到秘書職位的薪酬之外，還讓我有機會同各位議員建立良好的關係，我則從中爭取到印刷選票、法律文本、紙幣和其他零碎的公家業務，這讓我獲利不少。
我當然不希望這位新任議員反對我，他的家底殷實，受過良好的教育，還是個紳士，他的才能使他在一定時間內很可能對議會產生不小的作用，後來事實證明確實如此。但我並不想搖尾乞憐博得他的好感，一段時間後，我採取了另外一種方式。我聽說他的藏書中有一本罕見的珍藏本，便寫了一張便條給他，其中盡表我想看到這本書的熱切之情，請求他借我看上幾日。沒想到，他立即就把書送來了，大約一周後我把書還給了他，其中另附了一張便條，熱情而誠摯地表達了我的謝意。等我們下次在議會相見時，他第一次十分客氣地對我說，今後隨時願為我服務。從此，我們成了好朋友，這種友誼一直延續到他去世。這又一次印證了那句古老格言的正確性：「為你做過一次好事的人，以後會比受過你恩惠的人更樂意幫助你。」同時也證明，對敵人與其怨恨、報復、針鋒相對，不如謹慎地握手言和。
一七三七年，施波茨伍德上校（前任維吉尼亞州的州長）任郵政部長，撤銷了其代理人的職務，並指明要我接任，原因是他的前任代理人玩忽職守、帳目不清，他對此十分不滿。我欣然接受了這一職務，因為它對我有百利而無一害。雖然這個職務薪水比較低，但同外界有著密切的關聯，十分有利於報紙的傳播。這樣一來，報紙的發行量果然增加了，而且還增添了許多GG，使我獲得了不小的收益。跟我競爭的老對手的報紙則漸漸走向了衰落。過去他當郵政局長時，曾一度禁止傳送我的報紙，但現在我不打算對此實施報復，因為我對現狀已經很滿足了。而他由於不懂帳目栽了大跟頭。我提這件事旨在告誡那些被人雇用的年輕人，應該學會清楚準確地記帳，不時地向老闆匯報，並上繳款項。這麼做能讓你得到更多的就業機會，還能有效地擴大你的業務。
現在，我開始逐漸投身於公共事務中。當然，最開始還是要從小事著手，於是我想到了整頓城市值夜制度。值夜是由各區的警官輪流負責的，同時，警官會要求一些戶主陪同巡夜，不願意巡夜的戶主可以每年交付六先令的處罰金而免除此項義務。這些繳來的錢用來僱人值夜，但會有大大的剩餘，於是警官的職務便成了肥缺。警官們經常花一點兒酒錢，就可以招攬一大幫無賴跟著他們去巡夜，這樣一來，體面的戶主就更不願意同這些人混在一起了。因此，巡夜的工作越來越被忽視，費城許多個夜晚都是在猜拳喝酒中度過的。為此，我寫了一篇文章在「君托社」中宣讀，披露和譴責了這項工作的混亂無序，還特別強調了警官以每年六先令的價格徵稅是極其不公正的。因為他們不加區別地予以徵稅，財產不過五十鎊的窮寡婦同那些倉庫中貯藏著上千鎊貨物的富商所付的金額一樣多。
對此，我提出了一個有效的建議，即雇用適當的人長期負責巡夜工作。徵收這項工作的稅金要根據戶主的財產多少來定，這樣才能更加公平合理。這個建議得到了「君托社」各位成員的贊成，然後又在分會進行討論，以便聽取各個分社的意見。這個方案沒有得到立即執行，卻為今後的改革做足了思想準備，也為數年後制定這方面的法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那時我們各個分社的成員已經具備了很大的影響力。
大約在這個時候，我寫了一篇文章（先在俱樂部宣讀，之後發表），談論了由於各種事故和意外而造成的火災，以及如何謹慎防火和滅火的辦法。這是一篇被公眾認為很有價值的文章，它直接導致了一項計劃的產生，那就是成立消防隊，一旦發現險情，消防隊便組織起來幫忙，轉移並保護財產。這個計劃很快就得到了落實，自願參加的多達三十人。我們還制定了規章條款，要求每個成員嚴格遵守秩序，隨時準備好滅火用具，比如皮水桶、結實的口袋和筐，以便隨時趕往火災現場。大家還同意每個月用一個晚上舉行一次集會，討論和交流關於火災方面的體會，這對我們今後的防火救火工作十分有價值。
聯合消防隊的價值很快就體現出來了，越來越多的人自願加入進來，人數比我們一開始設想的多得多。如此多的人不再適合待在一個隊伍里，於是我們就另外組建了一支隊伍。就這樣，救火的隊伍像雨後春筍般一個接一個地成立起來，幾乎絕大多數有產業的居民都參與了進來。我在講述這些情況的時候，距離我組織「聯合消防隊」已經長達五十年之久了。這支隊伍如今仍然存在並不斷壯大，雖然除了我和另外一個比我大一歲的人之外，第一批成員均已去世。如果成員因事而無法出席每個月的集會，便會被處以小小的罰款，這些錢全部用來購買滅火器、雲梯、救火鉤和其他消防器具。我懷疑世界上沒有哪個城市比費城能更好地消防滅火了。事實上，自打消防隊成立以來，費城從未發生過燒掉一兩間房子這種程度的火災，因為大火通常在燒到房屋的一半時，便已經被我們的消防隊撲滅了。
可敬的懷特菲爾德牧師
一七三九年，我們這裡來了一位愛爾蘭牧師，他叫懷特菲爾德。作為一名巡迴傳教士，他的確十分出色。起初，人們允許他在我們這裡的一些教堂布道，卻遭到了當地牧師的反對，他們拒絕讓他在教堂布道，還把他趕到外面的空場地。這樣一來，反而會有不同教派的人有機會聽他布道，一時間人數眾多，我也是其中之一。我親眼見到他神奇的雄辯術對聽眾產生的非凡影響力，儘管他常常對著聽眾責罵訓斥，說他們一半是野獸一半是魔鬼，但這一點兒也不影響人們對他的崇敬，我對此也很費解。但事實是，居民的生活方式確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甚至到了令人驚嘆的地步。過去，人們對宗教總是持無所謂的態度，沒人真心把它當一回事，而現在似乎整個世界都瀰漫著濃郁的宗教氛圍，每到夜裡，大街小巷總能聽到家家戶戶傳出來的悠揚的讚美詩。
露天布道在惡劣的天氣下，尤其會顯示出它的不便，於是不久就有人提議，專門為他進行布道建造一所房子，並指定專人負責募款項目。很快，人們就募集到了足夠的金錢去租賃地皮和建造教堂。這個教堂建成後長一百英尺，寬七十英尺。人們建造教堂的熱情空前高漲，工程的進度更是超出了人們的預料。建成後，房產和地皮交由託管委員會保管，並明文指出，這所教堂是給來到費城的任何教派的所有牧師使用的，這是他們臨時落腳的場所，並且可以在這裡向人們傳道。修建它並不是為某一個教派提供方便，而是為了所有的居民。即使是來自君士坦丁堡的伊斯蘭教的傳教士，也可以在此登台布道，宣傳伊斯蘭教教義。
懷特菲爾德先生離開費城後，在各個殖民地沿途布道，後來輾轉到了喬治亞州。那時，喬治亞州的殖民運動剛剛開始，但去往那裡的人並不是勤勞堅韌和喜歡勞作的為了在此開荒拓地的農民，而是一些拖家帶口的破產商人和其他破產債務人，他們懶惰成性，甚至有些人剛從監獄中被釋放不久。這樣的人突然來到這片森林定居，既幹不了開荒種地的工作，又不堪忍受新移民點的艱苦，結果死了不少人，留下許多孤苦伶仃、無人撫養的孩子。這種慘境觸動了懷特菲爾德的惻隱之心，他決定在那裡修建一座孤兒院，以撫養和教育這群孤兒。在返回北方的路上，他沿途宣傳這項慈善事業，募集到了大量的捐款。他的辯才能打動聽眾的心靈，這讓他們紛紛慷慨解囊，我也是其中一個。
我並不反對他的計劃，但我想的是，喬治亞缺乏材料和工人，要是全部運過去耗費又太大了，不如把孤兒院修在費城，然後把孩子們接到這裡來撫養，豈不更好！我將自己的建議提了出來，但他卻不為所動，一直堅持原來的方案，因此，我拒絕了捐款。不久，我碰巧參加了他的一個布道會，料想他在演講結束時會搞募捐活動，於是暗下決心不掏一文錢，儘管我的口袋裡裝著一把銅錢、三四個銀幣以及五個西班牙金幣。然而，在聽他演講的過程中，我就心軟了，捐出了所有的銅幣；當他慷慨陳詞後，我甚至覺得羞愧難當，又捐出了銀幣；沒想到他的結束詞演講得如此精彩，我又將口袋裡所有的錢都掏了出來，包括金幣和所有的零錢，最後它們都被放進了募捐盤子中。我們「君托社」的一個成員也來聽他布道，本來他在喬治亞修建孤兒院的問題上跟我意見一致。他也想到可能會有公開募捐這一環節，於是在離開家之前，就把兩個口袋都清空了。不過在演講即將結束時，他強烈的捐款欲望被調動了起來，甚至向旁邊的鄰居借錢捐款。不巧的是，這位鄰居似乎是眾多聽眾中唯一沒被傳教士打動的人，他是這麼回答的：「霍普金森朋友，如果在平時，你想借多少錢都沒問題，但現在不行，你看起來失去理智了。」
這其實是因為懷特菲爾德的敵人故意散布謠言，說他募捐是為了填滿自己的腰包，但我了解他的為人（他曾讓我幫他印過布道文和日記等），我從來不懷疑他的誠實，直到今天，我仍然認為他的所作所為都無可挑剔。我跟他在宗教上沒有任何聯繫，因此，我的證明應該是有分量的。他確實勸我加入他的教派，但我沒同意。我們之間的友誼是純粹的世俗友誼，彼此真誠以待，並且這份友誼一直延續到他離世為止。
下面我將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我們之間的關係。有一次，他從英國來到波士頓，便給我來信說很快就到費城了，但不知道自己該住在哪兒，因為他的老朋友兼房東尼澤特先生已經搬到日耳曼城去了。我這樣回答他：「你知道我家的地址，如果你不嫌棄，我十分歡迎你到我這裡來住。」他回答說：「假如你是看在基督的分上留我住宿的話，那麼一定會得到上帝的賜福。」我回答說：
「你不要搞錯，我是看在你的分上而不是看在基督的分上才讓你留宿的。」我的一個朋友知道後開玩笑說：「聖徒們有個習慣，當他們接受恩惠時，不會把這份人情記在自己頭上，而是送到天上的父那裡。」而我呢，早已經把這份人情記在了地上。
我最後一次見懷特菲爾德先生是在倫敦，當時，他就孤兒院的問題向我徵詢了意見，他想把孤兒院改辦為一所學校。
懷特菲爾德的聲音洪亮清晰，字字句句都清楚準確，即使站得很遠的人也能聽得清楚明白。還有一個原因是，儘管他的聽眾人數眾多，但都能保持安靜。一天晚上，他站在法院的最高一級台階上布道，法院坐落在市場街的中央，第二街的西面，兩條街呈直角相交，結果兩條街都站滿了聽眾，一直延伸到很遠的地方。我本來站在市場街最靠後的位置，因為好奇他的聲音究竟能傳多遠，便邊聽布道邊向後退，一直退到了聲音嘈雜的前街，他的聲音才被吞沒。我設想，假如以我跟他的距離為半徑畫一個半圓，在這其中填滿聽眾，再假設每個人占二平方英尺的空間，那麼我估算有三萬以上的人可以聽到他的聲音。這時我才相信報紙上說的，他在曠野向兩萬五千人布道的事，以及古代歷史中所講的將軍向全體士兵高聲訓話的事。在這之前，我是絕對持懷疑態度的。
由於常常聽他布道，我很容易就能區分出哪些是他新編的演講詞，哪些是他沿途多次布道講過的演講詞。因為反覆講過多遍的演講詞經過了不斷的改進，每個詞和每個句子的重音都設置得十分完美，處理得十分得當，即使對他的布道題目毫無興趣的人，也會樂意聽他演講。因為他的演講就像動聽的音樂一樣能帶給人愉悅。這就是巡迴傳教士比固定傳教士占有優勢的地方，固定傳教士不可能有那麼多練習的機會，布道技術也就難以提高。
他寫的東西和印出的東西常常給他的敵人以可乘之機。在布道過程中，稍有表達不慎的地方，或者出了錯，事後都可以作以解釋或補充說明，以此挽回局面，甚至可以乾脆否認。但是落筆無悔，文字的東西只要寫下就難以補救。於是，他的敵對者們總是抓住把柄，而後猛烈地予以抨擊，看似還十分有理，這樣一來，不但減少了他原有的信徒，也阻止了新信徒的增長。所以，依我看，假如他不留下什麼文章，身後反而會留下一個人數眾多、地位顯耀的教派，而他的聲譽也將會持續增長。沒有文章便沒有證據，那些反對派便無從對他非難和貶低他的人格，而他的皈依者們則可以盡情地頌揚他的美德。
加強國防
我的業務量不斷地增長，生活境況也日漸好轉，這全要歸功於我的報紙。它給我賺了不少錢，有一段時間，它成為本州和鄰近幾個州唯一一份報紙。這時，我體會到一句格言的真諦：「當你賺到第一個一百鎊後，賺第二個一百鎊就容易多了。」錢本身是可以生錢的。
我在卡羅來納州的合夥經營也十分成功，這大大地鼓勵了我，使我產生了在其他地方多發展幾個分點的想法。於是，我提拔了幾個表現好的工人，像在卡羅來納州那樣，將他們派往各個殖民地創辦印刷店。這些工人大多幹得很不錯，在六年合夥期滿後，都有能力買下印刷店，獨立經營業務，然後通過這種方式成家立業。許多合夥經營常常因各種紛爭而散夥，但我們的合作卻十分愉快。在合夥期結束後，我們總是十分順利地散夥，這大概是因為在訂立合同時，我們預先考慮到了很多措施以防止出現糾紛。合夥雙方的權利和義務規定得十分明確，因此我們沒什麼可爭的。在此，我很樂意向那些想合夥經營的人推薦這種預防方法。因為在訂立合夥合同之前，不管雙方是如何體面的人物，又表現得如何互相尊敬和信任，到最後散夥時都會產生嫉妒和憎恨，認為在業務經營和負擔分配方面存在很多不公，等等。這直接導致了友情與合作的破裂，甚至會產生法律糾紛和其他不愉快的結局。
總體來說，我十分滿意當年選擇在賓夕法尼亞州開業。不過還是留下了兩個遺憾，一是本州沒有防務措施，二是沒有為青年人提供完備教育的地方，即無民兵組織，沒有大學。於是，我在一七四三年的時候提出了一個建議——創立一所學院。那時，彼得斯牧師正賦閒在家中，他便成了我考慮範圍內最適合管理學院的人選。於是我向他說出了這個計劃，但他認為為有錢的領主服務更加有利可圖，就謝絕了我的邀請，後來證明，他在那方面的確很成功。但是一時間我又找不到可信賴的人擔當此任，就暫時將事情擱置了下來。第二年，即一七四四年，我又提議成立一個「哲學學會」，沒想到這個計劃很快得到了落實。在我的著作中可以找到我為此所寫的文章。
至於防務方面的問題，也相當緊迫。西班牙和英國的戰爭已經打了好幾年，後來法國也參戰，加入到西班牙的隊伍中，這讓我們陷入了更加危險的境地。為此，州長托馬斯不辭辛苦，一次又一次地試圖說服長老會通過一項民兵法案和其他保衛本州安全的措施，但他的努力最終以失敗告終。這讓我下決心要在人民中徵募志願團隊。為了促成此事，我發表了我寫的小冊子，題目為《顯而易見的真理》。在這篇小冊子中，我將本州毫無防衛的現實情況指出來，然後強調了徵召訓練防衛團隊的必要性，並表明在幾天內我就會提出成立人民防衛團隊的建議，到時希望大家能為此簽名。令人意外的是，這本小冊子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
我應邀負責團隊的組織和準備工作，並和幾個朋友一起草擬了組織方案，決定在大會議廳召開市民大會。當時的情形令我至今難忘，只見會議大廳內人頭攢動，我準備了大量印刷好的志願書，並在廳內各處備好筆和墨水，然後我開始向與會者說明防務方面的各種問題，宣讀完志願書的內容之後，便將志願書散發下去，大家竟然競相簽名，無一人反對。
散會之後，我們將志願書收集上來，發現簽名的人數達到了一千二百人。我們又將另外一些志願書發送到鄉下，竟徵集到了一萬人以上的簽名。這些人儘快自我武裝起來，組成了連隊、團隊，並選出了指揮官，每周集中訓練一次，主要進行槍械方面和其他一些軍事訓練。婦女們則集資捐獻了絲綢旌旗，並在旌旗上畫上圖形，寫上格言，分發到各個志願部隊中，這些圖形和格言都是由我提供的。
費城團隊各連隊的指揮官們選我作為上校指揮官，但我自覺無法堪當重任，便謝絕了，然後推薦勞倫斯先生。他是個品德高尚且影響廣泛的人，於是大家選他作為軍事首長。接著，我認為該募集一些軍事費用了，比如在城下修築炮台、配置大炮等，因此，我建議用發行獎券的方式來募集。果然，款項很快就募集夠了，我們就修築起了炮台。炮架的雉堞是用圓木搭成的，裡面填滿泥土。我們又從波士頓買來幾門舊大炮，但這還不足以防衛，於是又寫信到英國，要求他們提供大炮。同時，我們還向有錢的領主們請求支援，雖然我們對此並不抱什麼希望。
與此同時，志願兵團派我和勞倫斯上校、威廉·艾倫、亞伯拉姆·泰勒一同前往紐約，向柯林頓州長借幾門大炮。起初他斷然拒絕了我們的請求，不過事情出現了轉機，因為在和他的僚屬們進餐時，我們按照當地的習俗喝了大量的馬特拉酒，這讓他很滿意，立刻轉變了態度，答應借給我們十門大炮，到了最後他又慷慨地加到十八門。這些大炮全是優質上等的大炮，能發射十八鎊的炮彈，而且還附帶著炮架。我們很快將它們運回，裝在建好的炮台上。戰爭期間，團隊士兵每天晚上都在這裡輪流值勤站崗警戒，而我和其他成員也像普通士兵一樣參與其中。
我在這方面的積極行動得到了州長和議會的讚賞，讓他們對我信任有加，經常同我商議各種有益於團隊訓練的方法。為了團結一切力量，爭取到宗教的支持，我提議訂立一個齋戒日，以求得到上帝的賜福，推動團隊訓練的發展。這個建議立刻被採納，不過這是本州有史以來的第一次齋戒，秘書團因無前例可循而沒有辦法草擬文告。我曾在新英格蘭受過教育，而那裡每年都要舉行一次齋戒，沒想到這些知識竟在這裡起到了作用。於是，我就按照新英格蘭通常採用的格式起草了一些文告，然後將其譯為德文，印成兩種文字，公告全州。這次齋戒使得各派的牧師們也開始召集會友加入訓練，如果和平之日很快就到來的話，我想大概所有的教派都會參加到團隊訓練中。
我的一些朋友認為我熱衷於這些事務會得罪教友會，而州議會中教友會的成員占大多數，這就意味著我將失去對州議會的影響力。有一個年輕紳士，在州議會中認識幾個朋友，便想取代我的位置成為議會秘書。他便對我說，議會已經決定解除我的職務，並善意地奉勸我辭職，這樣總比被解職要體面些。我曾讀過和聽過一些公職人員立下的規則：從不謀求職務，也從不拒絕職務。我的回答是這樣的，我說：「我十分贊同這些規則，但還需要有一點補充，即我從不謀求、從不拒絕、從不辭去職務。如果他們要將我解職，並將這一職位讓給別人，當然他們可以這麼做，但我即使放棄了職位，也決不放棄我適時向對手施以報復的權利。」後來，我再沒有聽到解職一說。次年，在選舉中我又像往年一樣當選。大概他們不喜歡我跟參政會交往過密，因為參政會總是站在州長那邊的。最近，他們因為軍備問題經常同州長爭執不休，使得議會長期陷入麻煩之中。我如果離參政會遠一點兒，議員們肯定十分高興。不過我不這麼做，他們對此也沒有辦法，因為不能僅僅因我熱衷於團體操練的事務就將我解職。
我有理由相信，任何議員在保衛國家的事情上絕不會有任何異議，不過就是別指望他們伸出援助之手罷了。我發現，大多數人雖然反對侵略，卻不反對防衛自己，而這批人的數量遠遠超出了我的想像。圍繞這一問題，已經發行了許多小冊子，裡面包含了正反兩方面的觀點。其中一些贊成防務的文章是由教友會的優秀成員寫的，這些文章說服了不少教友會的年輕成員。
這時，消防隊發生的一件事讓我了解了隊員們的普遍想法。為了購買為建築炮台而設置的獎券，有人建議動用消防隊現有的六十鎊存款。不過我們有規定，動用公款的建議提出後，要等到下次會議決定才能通過。消防隊共有三十名成員，其中二十二名出自教友會，只有八名是其他教派的。我們這八人準時出席了會議，也想到教友會中應該有人站出來支持我們，不過絕沒有想到有這麼多。二十二名教友會的成員，只有一名成員即詹姆斯·莫里斯先生公開表示反對這項提議。他對這項提議深表遺憾，因為他堅信，所有的教友會成員都會反對這項提議，而這可能會直接導致消防隊解體。我們對他說不會發生這種事的，因為我們只是少數票，假如教友會的成員都持反對意見，那麼按照消防隊的規則，少數必須服從多數。很快到了投票時間，有人建議開始投票表決，他說這符合規則，但請稍等一會兒，因為很多教友會的成員都會出席會議反對此項議案，等他們都來了才能保證投票的公正。
正當我們爭執不下時，有人傳話告訴我，樓下有兩名紳士希望能跟我說話。我下樓後，發現是教友會的兩名成員，他們告訴我附近的酒館裡聚集著八位教友會成員，如果有必要，他們就立即過來投票贊成我們。不過他們還是希望這種事不要發生，因為一旦他們投了贊成票，就會跟長老以及其他教友發生衝突。聽到他們的話，我心裡有了底。返回樓上後，我們表面上稍作猶豫，然後勉強答應延長一個小時再投票。對此，莫里斯先生認為很公正。結果，他所期望的投反對票的教友一個都沒出現，這讓他大為吃驚。一個小時過去後，我們照常進行了投票，結果八比一。教友會成員中有八名投了贊成票，另外十三名缺席則表示不打算投反對票，那麼真正對防務持反對意見的教友會成員的比例就是一比二十一。這二十一人統統是教友會的忠實信徒，有著良好的聲譽，而他們也十分清楚本次會議要決議的方案。
教友會有一位德高望重而又博學多才的羅根先生，寫信給他的教友們，宣稱他贊成防衛提案，並且強有力地論證了自己的觀點。他交給我六十鎊購買獎券，說無論中了哪一等獎，都全部用於修建炮台。之後，他還給我講了一下他的老主人威廉·潘恩關於防禦戰爭的事跡。年輕的時候，他是領主潘恩的秘書，跟著領主從英國乘船而來。當時正值戰亂，他們的船被當成了敵船，被一艘武裝艦緊緊尾隨。船長做好了抵抗的準備，然後轉向威廉·潘恩和其他教友會朋友們，表示自己不指望他們來幫忙，他們也不必冒險，可以退到船艙里去。所有人都下去了，只有詹姆士·羅根選擇留在甲板上作戰，船長於是讓他看守一門大炮。後來他們知道，那隻緊緊尾隨他們的船不是敵船而是友船，因此什麼事情也沒發生。當羅根先生跑下去將這個喜訊帶給大家時，威廉·潘恩嚴厲地指責了他，認為他留在甲板上幫助防禦的行為違背了教友會的原則，況且船長並沒有要求他們幫助防衛。羅根在所有人面前遭受如此責備，心中十分惱火，於是回答道：「既然我是您的僕人，為什麼不命令我下船呢？當您認為危險降臨時，我看您倒是很情願我留在甲板上抵禦敵人。」
我在州議會供職多年，議會中大多數議員都是教友會成員，因此我常常有機會看到這樣的場面：每當英國國王下達命令，要他們籌備軍費以備戰爭需求時，他們便處於一個十分尷尬的局面，因為這與他們反對戰爭的原則是相違背的。他們不能得罪政府而斷然拒絕，但又不肯違背教規而失信於教友。於是，他們只能找出各種藉口來推託，實在推託不掉時，就用各種託詞加以掩飾，最後往往以「為國王所用」為藉口撥款，至於究竟用到了哪裡，沒有人再關心。
如果要求撥款的命令並不是來自國王，那麼以上這個藉口就不適用了，便得另想他法。比如，當需要火藥時（我想這是給路易斯堡守軍用的），新英格蘭的州長便請求賓夕法尼亞州給予支援。於是托馬斯州長敦促議會通過這項決議，因為火藥對戰爭來說是必需品，但議會絕不會同意撥款去購買火藥，他們最多只能投票贊成支援三千鎊，這筆款由州長自己掌握，但必須用於購買麵包、麵粉、小麥和其他糧食。參政會的人勸州長不要接受這筆款項，因為這並不是他想要的東西，接受它只能讓自己顏面掃盡。但州長卻回答說：「我當然要拿這筆錢，他們的意圖我再清楚不過了，所謂的其他糧食即是火藥。」於是，州長拿著那三千鎊購買火藥，也未見任何人反對。
從這件事中我得到了啟發，在消防隊裡，當我們擔心購買修築炮台的獎券的提議不能通過時，我就對隊裡的一位朋友辛格先生說：「假如我們的這項提議不能通過，那麼就另外提一個新的，說用這筆錢來買滅火器，這樣教友會的人肯定不會反對。」於是我們兩個組成一個購買委員會來辦理這件事，然後堂而皇之地買回一台大炮，因為大炮就是滅火器①（滅火器和大炮在英文中為同①此處原文是「fire-engine」，意思是「救火機」，即滅火器。但如果照字面解釋，也可說是一架「火機」，即大炮。
一個詞）。他說：「我明白了，你在議會這些年真是長進不小，這一語雙關的提案跟『小麥和其他糧食』如出一轍啊！」
教友會之所以總是處於這種尷尬的局面，是因為他們曾確定並公布了這樣一條教規：凡戰爭即非法。教規一旦宣揚出去便很難再推翻，儘管他們很有可能已經改變了立場。這讓我想起了另一個教派，它的做法就十分謹慎，這就是浸禮會。教派成立不久，我就認識了它的創始人之一麥可·韋費爾。他曾向我訴苦，說他們是如何受到其他教派的排斥和誹謗的，雖然很多人對浸禮會一無所知，卻指責浸禮會有著令人憎惡的教義和行為。我安慰他說，任何新教派成立初期都會遇到這樣的情況，並建議他最好能發表一篇文章，將他們的信仰和教規寫出來，這樣就能消除這些惡意中傷。他說他曾提出過這個建議，但沒有得到大家的同意。至於理由，他這樣說：「當初我們聚集起來成立這一教派，是上帝啟迪了我們，點亮了我們心靈的智慧，讓我們看清了原來信奉的真理事實上卻是謬誤的教條。上帝不時地給予我們教誨和指導，這使我們的教義得以不斷改進，謬誤不斷減少。現在，我們不敢肯定已經達到了心靈之學或神學理論的頂峰，因此擔心一旦將教條公布，就會受到它的限制和束縛，進而不會再有提高。而我們的後人更會如此，認為先人確立的教條神聖不可侵犯，因此更不敢越雷池半步。」
一個教派能做到如此謙遜，我想這在人類歷史上恐怕都難以找到。其他教派總是認為自己已經掌握了全部真理，如果誰與他們的觀點不同便是大謬和異端。這就像一個人行走在大霧中一樣，走在他前面的人看上去被迷霧包圍著，走在他後面和兩邊田野里的人也同樣被迷霧包圍著，只有那些靠近他的人才能被他看清，其實他不知道，自己在別人眼裡一樣被濃霧包圍。教友會遇到的種種尷尬境地，讓他們常年面臨著兩難的選擇。最近幾年，他們已經逐漸淡出議會和政府公職，因為他們寧可選擇放棄權力，也決不放棄教義。
走近科學和教育
按照時間順序，我早該講一講發生在一七四二年的一件事了。那一年，我發明了一種能使屋內變暖，又節省燃料的爐灶——開爐，之所以節省燃料，是因為當冷空氣進入時就已經被加熱了。我做了一個爐子模型，並把它當作禮物送給了老朋友羅伯特·格雷斯先生，他有一個制鐵廠。隨著爐子的需求量不斷增加，他發現為這種爐子生產鐵板是十分賺錢的買賣。為了擴大銷路，我還發布了一本小冊子，標題就是《新發明的賓夕法尼亞州的鐵爐說明書》，書中特別闡明了爐子的結構和使用方法；在室內取暖方面無可取代；凡有疑必答，有任何異議必解釋，等等。
這本小冊子起得了良好的市場反應，托馬斯州長對我所描述的爐子的結構十分有興趣，於是答應給我幾年的專利，而我基於以下原則謝絕了。我始終遵循這樣一個原則，即既然我們已經從別人的發明中得到了極大的便利，現在就應該為自己做出的一點兒回報而感到高興，因此，應該將發明無償奉獻給社會。
倫敦有一個鐵器商人從我的小冊子中剽竊了不少東西，之後，他稍加改造就宣稱這是他自己的發明了。不過，因為對爐子的結構做了些許變動，也就影響了爐子的使用效果，但這還是讓他在那裡取得了專利權，發了一筆小財。這並不是我被竊取發明的唯一案例，儘管有些人並沒有成功。我從來沒有想過要為此爭辯，因為我也沒有指望通過專利謀取利益，我本身就討厭這樣的爭辯。總之，這種爐子在家家戶戶得到了廣泛的應用，甚至推廣到了本州以外的其他殖民地，為居民省下了不少木材。
戰爭結束後，我們的防務團隊也就結束了訓練，現在我又有精力投身於辦學院這件事上了。第一步，我先邀請了一些熱心的朋友，其中大多數都來自「君托社」；第二步，我撰寫並印發了一本名為《賓夕法尼亞青年教育之建議》的小冊子，然後將這些小冊子免費送給當地有地位的人士，等過一段時間，我認為他們已經仔細閱讀完小冊子並在心理上做好準備後，便開始為籌辦學院募捐。捐款每年交一次，五年內交清。爭取這種分期交款的方式，我估算著募集的款項會多一些。事實上的確如此，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所募集到的款項總額不下五千鎊。
在建議書的序言部分，我做了些說明——興辦學院的提倡者並非是我，而是一些熱愛公益的紳士們。這是我另一條辦事原則，即凡是公益事業，我會儘量避免向公眾宣布我是某項公益事業的發起人。
為了儘快落實這個計劃，捐款人從他們中間選出了二十四個理事，又指定了兩個人起草學院管理的章程，一個是我，另一個是檢察官弗朗西斯。章程起草完畢後，大家簽字通過，然後租房子，聘教師，學院就正式開課了。我想，這大概也是同一年（一七四九年）的事了。
學生的人數正在不斷地增長，我們租賃的校舍很快就裝不下了，所以只能另外尋找一塊地皮，另建校舍了。上帝保佑，我們幸運地得到一座現成的建築，稍作改建後，便能適用於教學了。這座建築正是我前面提到過的，懷特菲爾德牧師捐資建造的那個大會場。
應當指出的是，這座建築是由不同教派的人捐資興建的。房子和地皮的保管工作由託管委員會負責，當時事情辦理得很謹慎，沒有讓任何一個教派占據優勢，為的就是避免日後有的教派利用此種優勢而將建築獨占，這不符合當初修建的意圖。因此，當時是由每個教派提名一人出任理事，即英國國教一名、長老會一名、浸禮會一名、兄弟會一名，等等。如果出現了死亡空缺，將由捐款人在該教派中補選一位繼任人。後來，兄弟會因為跟其他教派不和，在兄弟會的理事死後，他們便決定不再推選這個教派的人做理事。可這又面臨另一個難題了，即在選舉新理事時如何避免同一個教派有兩名理事。有幾個被提名的人均因為上述原因而沒有獲得通過。最後，有人提名我。他們大概看到我是個誠實的人，又不屬於任何教派，這兩條足以讓他們說服所有人選我擔任理事。
那時，大家早沒有了修建這座建築時的那股熱情，理事們再也無法募捐到新的款項來維持地皮的租金，以及償還當初建房時欠下的債務，種種問題讓他們感到棘手。而現在，我成為兩個委員會的理事，一個是這座建築託管委員會的理事，另一個是學院管理委員會的理事。這十分有利於同雙方的理事會進行商洽，使他們最終達成協議。根據協議，這座建築的託管委員會同意將它轉給學院管理委員會，所有債務也一併轉移；這座建築在改為學院後仍然會保留最初的建築意圖，即開闢出一個大房間用來供外來傳教士布道使用；同時，還要開辦一所免費學校，供窮苦人家的孩子接受教育。
雙方據此簽訂了書面協議，在償清債務後，學院便接手了房產。我們將高大的廳堂分為上下兩層，每層隔出若干個房間作為教室，又在周圍購買了幾塊地皮，將環境儘量改造得符合教學所需。學生們隨即搬進了這所新學院。而召集工人、置辦建材以及督促工程等操心事和棘手事則一股腦兒地落在了我的身上。不過我倒是樂此不疲，因為這並不妨礙我的私人業務。一年前，我跟踏實能幹且勤奮誠實的大衛·霍爾先生合夥經營，我對他十分了解，因為他曾經為我幹過四年。他從我那裡接管了印刷店事務，定期送上我應得的分紅。我們的合作持續了十八年之久，雙方都很成功。
一段時間後，學院管理委員會領到了政府頒發的執照，組成了社團。由於英國方面的捐款，學院的基金增加了不少；由於領主的捐贈，學院的土地也擴增了不少；州議會也下撥了不少資金。就這樣，我們的費城大學建成了。從它的建立之初，我就是理事之一，到如今已經過去四十年了，看到眾多青年從這裡走出來，成為聲譽卓著和對社會有用的人才，我感到無比的欣慰。
之前我說過，我已經從私人業務中解脫了出來，而且手頭已經有了一筆財產，雖然數目並不巨大，但也足夠了。這時候，我便開始利用空閒時間進行哲學研究和休閒娛樂活動。我購買了全套的斯賓塞博士的儀器，興致勃勃地做起了電學實驗。斯賓塞是從英國前來講學的。不過閒暇下來的我卻被公眾抓住不放，要我為他們服務，政府各部恨不得讓我同時為他們效力。州長讓我進治安委員會；市政會議選我當市政會的議員，後來又選我當參議員；多數市民選我當州議員，以便在州議會中代表和維護他們的權益。我對州議會議員一職倒很有興趣，因為作為州議員的秘書，我已經厭煩了坐在那裡聽議員們的辯論，我不能加入任何一方，只能在紙上亂畫圈圈框框以解煩悶。我想我成為議員後，就有了發言權，這樣就能做更多好事。當然，我並非對這些提拔無動於衷，還是感到很驕傲的。想到我出身卑微，這些提拔對我無疑是非常重要的，尤其令我驕傲的是，這些靠的是我個人的努力和公眾的信任，而不是靠投機鑽營得來的。
我在治安委員會幹了一段時間後，參加了幾次庭審，旁聽了別人審理案件的過程，發現我所掌握的法律知識不足以讓我擔此重任，我就漸漸退出了這項工作，所找的藉口就是州議會還有重要的立法工作要我去做。這十年來，我每年都當選為州議員，而且沒有一次要求公眾為我投票，也從未直接或間接地表達過當選的願望。在我當了州議員後，州議會秘書的職務便由我的兒子擔任。
第二年，由於要同印第安人在卡萊爾簽訂條約，州長便給議會發函，建議從州議會中提名幾位議員和參政會成員組成一個代表團去簽約。州議會指定了議長諾里斯先生和我，我們奉命前往卡萊爾，見到了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酷愛喝酒，不醉不休，喝醉之後又變得吵吵鬧鬧，場面一片混亂，於是我們對他們下達了嚴格的限酒令。他們對這項限制措施抱怨紛紛。這時我們便告訴他們，如果能在談判期間不飲酒的話，條約簽訂完成後，我們將提供給他們足夠的甜酒。他們同意了，因為在談判期間他們也的確買不到酒，這讓談判進行得非常順利，雙方對結果十分滿意。之後，他們就跟我們要酒喝，我們慷慨地送給了他們許多酒。那是一個下午，大約有一百個印第安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聚居在城外一個臨時搭建的方形木屋裡。到了晚上，我們聽到那裡人聲鼎沸，便同代表團的成員們一起去看個究竟。到了那裡，發現他們在廣場中央燃起了篝火，全都喝得酩酊大醉，男人和女人們爭吵著、毆打著。借著篝火的光亮，我們看到他們半裸著黝黑的身軀，舉著火把，口中發出可怕的怪聲，互相追逐廝打，簡直就是一派人間地獄的景象。打鬧聲一直持續了很久，我們便回到了住處。到了午夜，一群印第安人來敲我們的門，向我們索要甜酒，我們不予理睬。
到了第二天，大概是酒醒之後，他們終於發現自己有失體統，並冒犯了我們，就派了三名長老向我們道歉。不過他們居然把罪魁禍首歸為甜酒，接著又為甜酒開脫罪名，說：「偉大的神創造了各種東西，每一樣都有它各自的用途，既然造出了一樣東西，我們就應該把它的作用發揮出來。神創造了甜酒，而且說『這酒是給印第安人喝醉用的』，所以我們當然要遵旨行事。」的確，假如上帝的旨意是想要消滅這些野蠻人，而為拓荒者空出位置的話，那麼甜酒用於這個目的大概沒有什麼錯，因為之前沿海一帶的那些部落已經被酒消滅掉了。
城市的醫療和衛生
一七五一年，我的一位好朋友托馬斯·邦德醫生想在費城創立一所醫院（這個計劃十分有益，人們後來將它歸功於我，其實最初提出設想的是他），用來接受和治療無錢看病的患者，不管他們是本州人還是外地人。邦德始終積極而熱情地為這項事業籌款，但這個計劃在美洲還是個新生事物，人們並不了解它，因此並沒有取得什麼進展。
最後，他來到我這裡，對我進行了一番恭維，說少了我的參與，沒有哪項公益計劃會成功。他說：「每當我向別人募捐時，他們總要問，『這事富蘭克林參與了沒？他是怎麼想的？』當我告訴他們還沒有同你商議時，他們就放棄了捐款，只是說會再考慮考慮。」於是，我認真地向他了解這項計劃的性質和益處，並且從他那裡得到了滿意的答案和說明。接著，我不但自己捐了款，而且熱心地為他設計募捐的方案。我的做法一般是這樣的：在募捐之前，我會設法圍繞這項計劃在報紙上撰寫文章，好讓人們有一個心理準備。這次他把這個步驟省略了。
一開始，人們紛紛慷慨踴躍地捐資，但沒過多久就越來越少。我看這大概是因為少了議會的幫助，這樣下去是不可能籌集到足夠的資金的，於是我提議議會撥款，議會同意了。不過，代表鄉村的議員們卻不贊成撥款，他們反對建設醫院的計劃，認為這僅僅有利於城市人，應該由城市市民支付這方面的費用，而且他們懷疑城市市民是否也贊同這一計劃。我提出了相反的觀點，認為人們對這項計劃相當支持，籌集到兩千鎊的捐款是不成問題的，但他們卻對此表示懷疑，說我對此高估了。
面對這個局面，我想出了一個辦法，請求議會通過一項提案：讓捐款人組成一個社團，並按照他們的要求撥出若干資金。州議會之所以答應提出這個議案，是因為他們考慮到一旦多數人不贊成它，還可以在議會上將其否決。我的目的則是提出一個重要條款作為附加條件，這個條款是：經本議會決定，該項目的捐款人必須開會選出經理和財務主管，並籌集到若干基金（把該基金的年利息用於在醫院就診的窮苦病人的住院費、伙食費、護理費、診治費、醫藥費等）。如果議長對籌集到的資金數額感到滿意，那麼議長應將這項提案視為合法，並簽發命令通知州金庫支付兩千鎊。這筆錢可在兩年內付清，用來支付醫院的創立、修建、裝備等費用。
這一附加條件使議案得以通過。那些原先持反對意見的議員認為，既然不破費分文就能獲得一個樂善好施的美名，何樂而不為呢？於是投了贊成票。在募捐時，我們故意向人們透露議案中那個附加條件的條款，這無疑也是一種動力，因為每個捐款者都好像捐了兩倍的金錢。這樣，附加條件的條款在兩方面起到了推動作用，捐款金額很快就超過了所需數字。我們將它上報給議會，也得到了議會的捐款，建造醫院的計劃終於得以實現了。很快，一座方便、美觀的建築就建成了。經過長期的實踐檢驗，醫院確實十分有用，直到今天仍然在發揮著巨大的作用。我想，在我一生所有成功的計劃中，沒有哪一項比這件事更讓我愉快的了。現在想想這件事如此成功，就不必計較當時所施展的一點兒小詭計了。
正在此時，又有人造訪我，向我提出了一項計劃，他就是吉爾伯特·泰龍特牧師。不過他是想請我幫忙募集資金來建造一座新教堂。這座教堂是用來供長老會的教友，也就是以前追隨懷特菲爾德先生的信徒們聚會用的。我不願因頻繁的募捐而招致市民的反感，便拒絕了他的請求。但他還是不甘心，希望我能根據自己以往的經驗，列出一份慷慨大方又熱心於公益事業人士的名單。但我不想讓這些好心人剛剛贊助過我之後，又遭受其他募捐者的糾纏，這麼做實在太不仗義了，於是我也拒絕了這個要求。最後，他說至少能從我這裡得到一些建議。我說：「這倒可以。首先，我建議你去拜訪那些你認為會捐款的人，向他們募捐；其次，你帶著已捐款人的名單，去找那些你不確定是否會捐款的人，給他們看名單，然後請他們募捐；最後，不要放棄那些你認為肯定不會捐款的人，因為其中總有一些人，你會估計錯誤的。」他聽了十分高興，連連向我道謝，說一定會按照我的方法去做。果然他成功了，他向每一個人募捐，獲得的捐款金額甚至超出了原計劃。於是，他用這筆錢在拱門街建造了一座氣勢恢宏的教堂。
費城雖然規劃得井井有條，又頗具美觀，街道寬闊且橫平豎直，兩街相交呈直角，不過街道的路面卻因長期缺乏修繕而成為整個城市的敗筆。每到下雨天，沉重的車輛駛過街道後便留下深深的碾印，大街立刻變為泥淖，路人很難通行；而在乾燥的日子裡，則塵土瀰漫，令人呼吸困難。我住在澤西市場附近，每當看到居民們小心翼翼地踩著泥漿去購買日用品的情形時，心裡就十分不快。最後，市場中央終於鋪上了一條磚路，在市場裡面。人們能保持腳下的乾淨，但在去市場的路上仍舊會沾滿泥土。我同其他人討論了這個問題，又寫了一些文章，終於起了點兒作用，至少住宅前的街道兩旁鋪上了磚，一直通向市場。這樣，行人從居民區走到市場就比較方便了，再不會把鞋子弄濕或弄髒。不過街道的其他地方並沒有鋪上磚，當馬車從泥濘的地方行駛到這裡時，又會把泥土帶過來，很快，鋪上磚的路又成了爛泥灘。不要指望有人清理這些泥土，因為城市從來沒有清潔工。
經過幾番查訪，我終於找到一個貧窮但勤勞的人，他願意從事街道清掃的工作，且答應每周清掃兩次，還負責將垃圾從居民的門前清走，他的酬勞是每周六便士，由每戶每周支付。然後，我為此寫了一篇文章，指出這筆小小的費用就能改善和提高居民的生活質量。比如，鞋子不再帶一大攤泥土回家，這就保證了室內清潔；顧客很容易就能走進商店，店家就會有更多生意；颳風的時候，也不用擔心店裡的貨物上落滿沙塵，等等。然後，我將文章印好分發出去，保證每戶都有一份。一兩天後，我便挨家挨戶去問是否同意支付六便士，大家最後一致同意。在那段時間裡，垃圾清運的工作進行得十分順利。城內所有居民都因為市場周圍乾淨的路面而感到心情舒暢，這件事給所有人帶來了便利。於是，一個更大的想法在大家心中萌生：為何不將城市所有的道路都鋪起來呢？他們十分樂意為這個項目納稅。
過了一段時間，我就草擬了一份城市鋪路計劃的議案，將它提交給議會。這是在我去英國之前，大概是一七五七年的事。直到我離開後，這個議案才通過，但在平定稅額的方式上做了些變動，我不太贊成這些變動。不過議案中附加了一個設置路燈的條款，這是一個不錯的想法。這要歸功於一個平民百姓——已故的約翰·克利夫頓先生，他率先在自家門口裝了一盞燈，使得大家看到了路燈的實際效果。這盞燈令人印象深刻，於是有人提議應當把全城都照亮。
有人將這項公共事業發起人的榮譽給了我，其實這項殊榮應該給克利夫頓先生，我不過是照他的樣子，在改變路燈的形狀方面提供了一些意見。我們的路燈在形狀上與之前從倫敦購買的燈有所不同。倫敦那種球形燈存在種種不便：燈的下面不通空氣，一旦燈內進了煙霧也無法從上面排出，只能在燈罩內打轉，最後吸附在燈罩壁上，很快就讓燈光變得暗淡。這樣，你就必須每天擦拭燈罩，擦拭的過程中難免碰壞，如此一來，整個燈罩就成了擺設。因此，我建議燈罩由四面平板玻璃拼成，上面裝上長煙筒以便排出煙霧，下面留下縫隙用來通氣，促使煙霧上升。這樣一改進，燈罩就能保持乾淨，不會出現像倫敦那樣照不了多久就暗淡下來的情況。我們的路燈徹夜長明，就算偶爾碰壞一塊，也不過是換一塊玻璃那麼簡單。
我有時會感到十分納悶，倫敦沃克斯霍爾街區的球形燈下面有一個小孔，因此能夠有效地保持燈的清潔，倫敦人為何不能從這一點受到啟發，在他們的路燈上也開個底孔呢？不過，這些小孔其實另有用途，他們將一條麻線穿過這些洞，使得火焰能夠迅速通過燈芯。除此之外，他們沒有想到這個可以起到流通空氣的作用，這就使得倫敦街道上的燈在點燃幾個小時後就會變得十分暗淡。
這個小小的改良讓我想起了一樁往事，即我在倫敦時，曾向福瑟吉爾博士建議過一件事。福瑟吉爾博士是我認識的人當中最為傑出的一個，他是一位公益計劃的卓越倡導者。我見過倫敦的街道在晴天時從不打掃，灰土積少成多，到了雨天，石磚路也就變成了泥漿路，行人寸步難行。幾天後，泥漿越積越多，越來越厚，只有窮人會用掃帚掃出一條小道來，其他街道仍舊不可通行。最後，實在沒辦法了，人們才會花費很大的力氣將泥土鏟起來裝進馬車裡運走。走在凹凸不平的道路上，車上的泥土又會從兩邊紛紛落下，令人很是惱火。那麼到底為什麼不清掃街面呢？原來是街道的商鋪和住戶怕揚起的灰塵飄進自己的店裡和家中。
其實，清掃街道未必需要很長時間，我也是通過一件偶然發生的事才知道的。一天早晨，我在克萊文大街的寓所門口，發現一位窮婦人拿著一把樺樹枝做的掃帚清掃街道，她看上去蒼白、羸弱，像大病初癒一般。我上前問她，是誰雇她在那裡清掃的，她回答：「沒有人雇我，因為我很窮，在富人家門前掃地，是希望他們能施捨給我些什麼。」於是，我讓她把整條街清掃一遍，然後付給她一先令。當時是九點整，到了十二點，她便來向我要錢了。我當時有些懷疑她是否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完成這項工作，因為我看她開始幹活時動作很慢。我便派了一位僕人前去檢查，僕人回來向我報告說整條街清掃得十分乾淨，所有灰塵都堆放在街中央的陰溝中，下次下雨就會被沖走。這樣一來，不管街道還是陰溝都會變乾淨。
那時我就在想，既然一個年老體弱的婦人只花三小時就能清理完一條街道，那麼一個正當壯年的男人大概能在一個半小時內完成這項工作。這裡我要補充說明一點：在那條狹窄的街上，中間一條溝要比街兩邊各有一條溝便利許多。因為在雨天，街面上的雨水會從兩邊匯集到路中央，然後形成一股強大的水流，把留在陰溝的泥土沖刷乾淨；但如果分成兩條溝，那麼匯集的水量就不足以沖刷泥土了，只能使泥土變成泥漿。這樣，車輪和馬蹄就會將泥漿帶到人行道上，弄得滿地骯髒濕滑，有時泥漿還會濺到行人的身上。
這些情形讓我向那位仁慈的博士提出以下建議：「為了更有效地清掃街道，保持倫敦和威斯特敏斯街道的乾淨，我建議雇用一批清潔工人，同他們簽訂合同，讓他們在晴天清掃街道上的泥土，雨天將積土刮掉，每人可以承包幾條街道和附近的小巷。可以提供掃帚和其他工具給他們，讓他們將這些東西放在固定地段妥善保管，以便給窮苦人使用。
「在乾旱的季節，清掃工作應該在商店和住戶開門之前完成，然後每隔一段距離便將清掃出來的垃圾堆起來，最後再由清潔工裝車運走。泥土堆積起來後，應該避免車輪和馬蹄碾踏，以防止再次使泥土四處飛濺。配置的清潔車不應該是那種高高地放在車輪上的馬車，應該是放置於低矮的滑軸上的車。滑軸的底盤應該做成格子狀，上面鋪上一層稻草，這樣泥水就可以透過稻草滲透下去，而泥土仍然保留在車上，另一方面也大大減輕了車身的負重，因為泥土的主要成分水已經滲下去了。馬車應該在離泥土堆積之處較遠的地方放置，先用手推車將泥土送到馬車那裡，等泥土瀝乾水分之後再由馬車運走。」
這條建議的後半部，不知道是否具有可行性，因為有的車道很窄，要找一個不礙事的位置來停放瀝水車，實在有些困難。但我認為建議的前半部分還是可行的，即要求在商店開門之前將垃圾清理乾淨，這在夏季是行得通的，因為夏季的天很早就亮了。記得有一次，我在早晨七點鐘沿著河濱街和艦隊街散步，那時太陽已經出來三個小時了，天色已經大亮，卻沒有一家商店開門營業。倫敦的居民寧願點著燈幹活，也要在日光下睡大覺，還抱怨蠟燭稅太高，油燭價格太貴，聽起來真是荒唐可笑。
有人大概認為這些瑣事不勞費心，但是一旦起風，那些灰塵就會吹進人們的眼中和商店裡。如果這還算微不足道的小事，那麼在人口眾多的城市裡發生同樣的事情，而且屢次出現，那這件事就顯得意義非凡了。這時，他們若再去指責那些總拿小事做文章的人就顯得過分了。人類的幸福，並不在那些千百年難遇一次的大事件上，而是由每天日常生活中點滴的利益積累而成的。
如果你能教一個貧窮的人學會自己修面，並把剃刀妥善保管好，這比送他一千個畿尼更能讓他幸福。因為你給他的那些錢，轉眼間就會花完，而剩下的只能是對衝動花錢的懊悔。但如果他自己學會了刮鬍子，那麼不但可以省下請理髮師修面的費用，而且可以省下等待修面的時間，同時還避免接觸到理髮師那髒兮兮的手、令人難以容忍的喘息聲以及遲鈍的刀片。他可以在自己家中，選擇任何方便的時候刮鬍子，不受時間限制，更能享受用鋒利的剃刀刮鬍子的樂趣。
我正是懷著這樣的感情，有些冒昧地提出了以上建議，目的是給這座城市的建設帶去些許有益的啟發。我熱愛這座城市，在這裡愉快而幸福地生活了許多年，我還希望這些啟發對美洲的其他城市也有用。
美洲郵政局局長曾一度聘請我做審計員，審查幾個分局並調查一些郵政職員。這位局長於一七五三年去世，之後，我和威廉·亨特先生共同繼任了這個職位，是由英國郵政總局局長發來的任命書。在這之前，美洲郵政局從來沒有向英國郵政總局繳納過錢物，假如我們能為郵政局多盈利六百鎊，那麼這筆錢就可以被我們兩個人平分。為了這個目的，我們很有必要大刀闊斧地進行一番改革。
當然，在一開始，這些改革是不可避免地要花些錢的，所以在頭四年，我們為郵政局投入了九百多鎊，但不久之後，我們便得到了補償。後來，我被一位任性的大臣撤了職。在撤職之前，我們上繳給英國國王的純利潤相當於愛爾蘭郵局的三倍，但自從我被隨意撤職以後，他們就再也沒拿到過一文錢了。
由於郵局方面的事務，讓我有機會去了一趟新英格蘭。在那裡，劍橋大學主動授予我文學碩士的學位；之前，康乃狄克州的耶魯大學也主動給我頒發過這類榮譽。從沒有上過大學的我，卻獲得了如此殊榮，這全要歸功於我在自然哲學中對電學理論方面所做的改進和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