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關於「聯邦政府」的設想
一七五四年，與法國的戰爭就要再次打響了。思兔閱讀520官網根據商務大臣的命令，各殖民地的議會代表都要前往阿爾巴尼會合，在那裡同印第安人六個部落的首領商議保衛美洲領土的辦法。漢密爾頓州長接到命令後就通知議會，要議會為印第安人準備一些禮品，以便開會時相贈。他提名議長諾里斯先生和我，以及托馬斯·潘恩、彼得斯秘書一同作為賓夕法尼亞州的代表團前去。議會本來不樂意在賓州以外的地方進行會談，但最終還是通過了提案，提供了禮品。於是，我們於六月中旬抵達了阿爾巴尼，同其他州的代表團會面。
在去阿爾巴尼的路上，我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計劃：把各個殖民地聯合起來，由一個政府來領導，這樣一來，不管防務還是其他目標，實施起來都很方便。經過紐約的時候，我向詹姆士·亞歷山大先生和甘迺迪先生闡明了我的計劃。這兩位先生在公共事務方面很有經驗，而且學識淵博，得到他們的讚許讓我信心倍增，於是，我決定在代表大會上將這一設想提出來。按照當時的情形來看，其實其他州也都有過類似的設想，但現在擺在大家面前的問題是，是否應當成立一個聯邦。最後，大家竟一致同意。每個州派出一個代表組成委員會，針對成立聯邦的問題擬定計劃和報告。我的計劃湊巧地被委員會選中，經過稍許修改之後，就提交到了大會上進行討論。
按照我的設想，要由英國國王任命一名總統來領導聯邦政府，總統應受英國國王管轄，由各殖民地的代表們選舉聯邦政府的成員以組成內閣。就這樣，在阿爾巴尼會議上，代表們一面討論著印第安人事務，一面討論著這個計劃。在討論的過程中，也湧現出各種反對意見和困難，但都被一一解決了。最後代表們一致通過了這個計劃，把計劃的副本送往商務大臣和各州議會那裡，但結果卻相當不妙：各州議會不贊成的原因是因為聯邦政府的「特權」太強大了；而英國方面則表示，聯邦政府太「民主」了。結果，商務大臣既不贊同這項計劃，也沒向英國國王提交計劃。此時，有人提出了另外一個計劃，以為能達到與此相同的目的。按照這個計劃，各州州長和參政會部分成員，應該在一起商討招募軍隊、修建堡壘等事宜，而這些費用則從英國國庫支付。英國議會可以通過一項在美洲徵稅的法案，以稅款償還這筆費用。
關於我的計劃以及提出計劃的理由，都可以在我出版的政治文集中找到。那年冬天，我在波士頓同謝利州長又多次討論了以上兩個計劃。在這些談話中，我們達成一致的方面也收錄在了我的那些文集中。人們越是對我的計劃持不同看法，或持相反意見，我越相信它的確是可行的。直到現在，我仍然深信，如果採納了我的建議，將有益於大西洋兩岸的共同發展。殖民地聯合起來後，就有足夠的力量進行自衛，根本不需要從英國方面調來軍隊，因此再沒有理由向美洲徵稅了，為了徵稅問題而發生的流血爭鬥也就可以避免了。但錯誤總是無法避免的，歷史上帝王將相所犯的這類錯誤簡直數不勝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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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顧人間世界，有幾人明白自身利益的所在，明白且能奮起直追者又能有幾人！
那些統治者手頭上的事務已是千頭萬緒，因此不喜歡另給自己找麻煩去思考或實施新的計劃。以至於那些對公眾有利的舉措，往往不是通過謹慎思考而採納的，而是為形勢所迫。
賓夕法尼亞州州長將我的方案送交到議會時，表明自己是贊成這個方案的。在他看來，整個方案清晰明了，判斷有力，因此希望諸位議員仔細認真謹慎地進行考慮和衡量。但還是有議員耍了小手段，他們趁我缺席時將議案提出來進行討論（這對我很不公平），根本沒有予以重視就草率地否決了，這讓我覺得恥辱。
這年，在去往波士頓的旅途中，我在紐約見到了新上任的賓夕法尼亞州州長莫里斯先生，我過去同他交往很密切。他剛從英國回來，奉命接替漢密爾頓先生。漢密爾頓州長厭倦了總是受到領主的擺布和約束，這讓他常常跟議會爭吵不休，於是索性掛冠辭職了。莫里斯先生問我他是否也會像前任一樣艱難度日，我回答他：
「不，恰恰相反，你只要儘量避免同議會鬧翻，將會諸事順利。」
他轉憂為喜道：「我親愛的朋友，你怎麼能建議我避免爭論呢？
你難道不知道我向來喜歡爭辯嗎？這可是我人生的一大樂趣。不過為了尊重你的建議，我答應你，將來無論如何都會盡力避免陷入爭論。」他說他喜歡論辯，這不是空談。他的確能言善辯，思維敏捷，只要陷入爭論中，十有八九都會取勝。這緣於從小的訓練。
我曾聽他說過，他父親在吃完晚餐後，就會讓孩子們圍坐在餐桌旁，彼此間展開討論，並以此為樂。不過我卻不贊同這種做法。據我觀察，但凡喜好爭辯、攻擊和駁倒別人的人辦起事來通常不是很順當，即便有時取得了成功，也不會博得別人的好感，這一點往往很重要。我們在紐約分別後，他趕往費城赴任，而我則去了波士頓。
從波士頓返回的路上，我在紐約看到了議會的議案表決記錄，不難發現，儘管我們的新任州長向我做出了保證，但他和議會間的爭論已經發展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在他的任期內，他與議會的關係就像打一場持久戰，始終處於戰鬥戒備狀態，隨時準備開火。回到議會後，我自然也被捲入爭辯之中，他們派我到各個委員會去回擊他的演說和信函，並為委員會起草反駁文件。我們的回擊跟他的來函一樣尖酸刻薄，甚至到了粗俗謾罵的地步。後來，他知道是我在為議會起草這些文件，人們便開始想像我倆見面時一定免不了一場唇舌之戰，但是他天性善良，那些爭辯並沒有影響到我們的私人關係，我們反而會經常在一起用餐。
有一次，我們正因為公務吵得不可開交，當天下午，我竟然在大街上碰到了他。他說：「富蘭克林，今天你一定要跟我回家，晚上我們一起消遣消遣，而且我那裡有幾個朋友你一定喜歡。」說著，他就拉住我的胳膊，把我帶到了他的家中。晚餐後，我們一邊品嘗著紅酒，一邊聊天。他還開玩笑地說，他覺得桑科·潘查的想法十分有趣，當別人提議讓他管理一個政府時，他卻說那還不如去管黑人，因為當黑人不聽話時，他就可以將他們賣掉。這時，他的一位朋友就說：「富蘭克林，你為何還跟那些該死的長老會糾纏在一起呢？還不如把他們賣了，說不定領主還會出大價錢將他們買走呢。」我回答道：「因為州長還沒將他們抹得夠黑啊！」的確，州長給議會的所有信函中都在抹黑議會，但議會立即將其擦乾淨又回敬給州長，把他的臉抹得更黑。當他發現自己已經黑得完全像黑人時，就效仿前任州長漢密爾頓，厭倦了爭吵，索性辭職而去。
這些公務方面的爭吵其實都是由領主引起的，他們是這裡世襲的統治者，每當需要資金來進行防務時，他們卻小氣得一毛不拔。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們竟然指示代理人不得放行一切徵稅法案，除非議案能夠保證他們的巨額財產免予徵稅。他們甚至拿出契約來迫使代理人唯命是從。對於這些不正當的行為，議會頑強地鬥爭了三年，但最後還是被迫屈服。後來，莫里斯州長的繼任丹尼上尉拼死抵制這些指令，那麼他的反抗帶來了怎樣的結果呢？我日後會講到。
我的故事講得過快了，以至於莫里斯州長在任時發生的幾件事被落下了，現在有必要提一下。
殖民地同法國的戰爭，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打響了。麻薩諸塞州準備進攻王冠岬，於是派昆西先生到賓夕法尼亞州尋求支援，又派鮑納爾先生（後來成為鮑納爾州長）到紐約尋求支援。我跟昆西先生是同鄉，同時我又是賓夕法尼亞州的議員，對議會的情況非常了解，所以，昆西先生就請求我利用我在議會的影響力來助他一臂之力。我將他的請求轉達給了議會，沒想到得到了良好的反響，議員們都表示願意伸出援助之手。這樣，議會投票通過了撥款一萬鎊給麻薩諸塞州購買糧草的法案。但州長卻拒絕批准這項法案（這一法案包括一萬鎊的援助款和另一筆給英國國王的費用），除非附加上另外一個條款，即免除領主因該項支出所需繳納的稅金。議會非常想援助新英格蘭，但不知道如何才能達成心愿。昆西先生便使出渾身解數與州長周旋，爭取他的同意，但州長實在太頑固了。
面對這種情況，我提出了避開州長就能實現願望的辦法，即通過貸款局發行債券。按照法律，議會有債券的發行權。事實上，貸款局並不好過，因為他們根本沒有多少存款。所以我提議，這些債券只要在一年內兌現即可，但要付給購券者百分之五的利息。有了這些債券，就能很容易購買到糧草了，議會毫不猶豫地照我的方法辦了。債券很快就印刷好了，我負責簽署和發行這些債券，債券的錢要用全州紙幣貸款的利息以及消費稅償還。大家都知道這兩項基金足夠償還債券本息，因此，債券具備了良好的信用，大家不但用債券購買糧食，許多有錢人還把手頭富餘的錢兌換成債券。這樣做實在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將錢換成債券，就能收穫不少利息，而且任何時候都能充當現金使用。這樣一來，大家便競相購買，不到幾個星期就將債券搶購一空。這件事之所以能辦得如此順利，得多虧我想出這麼一個辦法。為此，昆西先生在議會上發表了一篇措辭優美的答謝詞，對我們的支持表達了誠摯的謝意。然後，他就帶著完成使命後輕鬆愉悅的心情返程了。從此以後，我們結下了最誠懇、真摯的友誼。
鞍前馬後效力英軍
在阿爾巴尼提出的將殖民地組成聯合政府的設想，被英國政府否決了，他們甚至不允許殖民地有自己的防務，以免殖民地因軍事力量過於強大而對他們構成威脅。對待殖民地，他們始終抱有懷疑和猜忌的心理，於是派布拉德多克將軍率領兩支正規的英國陸軍軍團前來負責美洲的防務工作。這兩支陸軍軍團在維吉尼亞的亞歷山德里亞登陸，之後向馬里蘭州的弗里德利克城進軍，然後在那裡駐紮，等待車馬運送輜重。
我們的州議會早就聽說這位將軍對我們的議員抱有極深的偏見，以為議會不歡迎他來從事美洲的防務工作。這樣，議會就希望我以郵政局長的身份，而不是以議會的名義去拜訪他。拜訪的理由是，同他商議如何用最快捷穩妥的辦法保持他和幾位州長的通訊聯繫。這種聯繫十分必要，而且這筆費用由議會來承擔。隨同我一起進行拜訪的，還有我的兒子。
我們在弗里德利克城見到了這位將軍。那時，他派了一些手下去馬里蘭州和維吉尼亞州的邊境收集車輛，我們見到他時，他正在焦躁不安地等待這些手下回來。我和他一起待了幾天，每天一起進餐，目的就是找尋機會消除他對議會的偏見。我跟他說，議會一聽到他要來，就提前做了布置以支持這次軍事行動，之後還將繼續為他效勞。當我們準備動身返回時，那批被派去收集車輛的手下回來了，不過只收集到二十五輛，其中還包括一些破得不能再使用的車。將軍和其他一些軍官大失所望，認為這次遠征計劃八成要破產，根本不能進行下去了。於是，他們開始破口大罵國務大臣的愚蠢無知，讓他們在一個找不到運載車輛的窮鄉僻壤登陸。要知道，他們至少需要一百五十輛車才能將軍需物資運走。
這時，我不經意地說了一句：「沒在賓夕法尼亞州登陸真是可惜，那裡的鄉村幾乎家家戶戶都有馬車。」這位將軍聽了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樣，急切地問：「既然如此，先生，你在那裡是有地位的人，你或許能幫助我們籌集到車輛吧，我懇請你幫幫我們。」於是我問他能為提供馬車的主人支付多少報酬，他便讓我把所需的報酬寫在紙上。我認為這十分有必要，便照辦了，他也同意了我開出的條件，然後立即為我準備好委任狀和徵集車輛的告示書。
我一到蘭開斯特，就將這張寫有報酬的告示書張榜公布，沒想到這真是份神奇的GG，馬上就產生了巨大的效果。我將此GG全文抄錄了下來。
通告
一七五五年四月二十六日蘭開斯特
茲因國王陛下軍隊將在維爾港集結，需要一百五十輛運輸馬車，每車配備馬四匹；另外還需要一千五百匹鞍馬或馱馬。布拉德多克將軍閣下授權我辦理訂立車馬僱傭合同事宜，特此通告。
自即日起至下周三晚上在蘭開斯特，自下周四早晨到周五晚上在約克辦理此項事務。我將於上述兩地租用車馬，條件如下：
1.備有好馬四匹、馭手一人的車輛每日租金十五先令；良馬配有馱鞍或其他馬鞍和裝備的，每日兩先令；每匹沒有配備馬鞍的良馬每日十八便士。
2.馬車的租金從抵達威爾港投入軍隊使用起開始計算。馬車必須在五月二十日之前抵達威爾港，來回的路費將得到合理補償。
3.每一輛馬車、套車，每一匹鞍馬和馱馬由我和主人共同選擇公證人進行估價。假如馬車、套車、馬匹在運輸過程中丟失，將照價予以補償。
4.在訂合同時，如有必要，每輛馬車、套車、馬匹的主人均可向我預支七天的租金，餘款將由布拉德多克將軍或軍需官在解僱時或按照需要另行支付。
5.馬車的馭手或照料雇用馬匹的人，在任何情形下無須履行士兵的職責或承擔其他照料車馬以外的工作。
6.凡由馬車或馬匹運抵軍營的燕麥、玉米或其他糧食，除飼養馬匹所需之外，全部由軍隊按照合理價格予以收購。
備註：我的兒子威廉·富蘭克林有權在坎布蘭與任何人訂立此項合同。
班傑明·富蘭克林
致蘭開斯特、約克和坎布蘭
居民書
朋友們，鄉親們：
幾天前，我偶然到弗里德利克軍營，發現將軍和軍官們正因為缺乏馬匹和車輛而大為惱怒。他們本來以為賓夕法尼亞州有足夠的能力提供這些輜重，因此很是期待。但是，由於我們的州長和州議會意見不合，所以沒有為此撥款，也沒有另行採取措施。
曾有人提議，立即派一支部隊進入本州各郡，強行征取所需車輛和最好的馬匹，並按照所需強征一定數量的人去充當馭手和照料馬匹。
我擔心英國士兵帶著此種目的進入本州各郡，尤其考慮到他們怒氣未消，以及對我們的敵視，會給居民帶來巨大的不便。因此，我願意不辭辛勞，試用更為公平合理的方法解決這個問題。本州邊遠地區的居民最近曾向州議會抱怨說他們缺少貨幣，而現在正是一個獲得現金的大好機會。因為假如這次的遠征有一百二十天的話（看來極有可能），租用這些車輛和馬匹的費用將會超過三萬鎊，而且全用英國國王的金銀幣來支付。
這種差事輕鬆又簡單，因為軍隊每日的行程不會超過十二英里。這些馬車和馱馬所運的物資對軍隊來說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它們必須跟部隊同行，不能走得太快；同時，為了安全起見，不論行軍還是紮營，軍隊總會將車馬安置於最安全的地帶。
如果你們的確如我所相信的那樣，是國王陛下善良而忠實的臣民，那麼現在就是一個盡忠的機會，把這件事當成一件義務去自願完成吧！如果由於農忙，一個家庭無法單獨提供一輛馬車、四匹良馬和一個馭手，那麼可以三四家合起來，一戶出馬車，一戶出一到兩匹馬，再有一戶出馭手，費用你們可以按比例分攤。面對如此優厚的待遇與合理的酬勞，你們若仍不肯自願為國王和本州效力，那麼就有必要懷疑你們的忠心了。國王的任務必須完成，那麼多勇敢的戰士遠渡重洋來保衛你們，絕不會因你們的遲疑和退縮而無動於衷。車輛和馬匹是行軍作戰必需的，即使採取強制手段也在所不惜。到時你們不但得不到應有的報酬，就算到了叫天呼地都不應的地步，也不會博得人們半點兒同情。
辦理這件事，我得不到絲毫益處，因為我只是想盡力來行善積德。假如這一辦法不能獲得所需的車輛和馬匹，那麼我只好在十四日之內如實報告給那位將軍。我猜想，約翰·聖克萊爾爵士會立刻帶著一隊輕騎兵到賓夕法尼亞來強徵車馬。真到了那個時候，我將深感遺憾，因為我是你們最真誠信賴的朋友和同情者。
班傑明·富蘭克林
將軍給我八百鎊作為預支租用車馬的費用，但這些錢根本不夠，我自己又墊付了二百鎊。兩個星期之後，一百五十輛馬車和二百五十九匹馬向軍營進發了。通告上曾作出保證，如果車馬丟失，則按照估價予以賠償，但車主們對此存疑，他們表示不認識布拉德多克將軍，因此不敢相信這樣的保證，假如我願意擔保的話，他們便相信，於是我答應了他們的請求，為他們做擔保。
在軍營的時候，一天晚上，我跟鄧巴上校及其麾下的軍官們共進晚餐。他對我說，他很擔心手下人的情況，他們並不富裕，此處的物價又高，想買什麼東西都力不從心；況且在長途跋涉的行軍過程中，置身於荒山野嶺，想買都無處可買。我對他們的處境十分關切，想為他們做一點兒事以減少他們的難處，不過當下我並沒有表示出來。第二天，我就給議會處理公款的委員會去了封信，希望他們能看在這些軍官的困難上，贈送給他們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及食品。我兒子對軍營生活有所體驗，便為我擬出一張單子，隨信寄給了委員會。委員會立刻採納了我的建議，抓緊時間處理。在我兒子的帶領下，所需物品連同車馬一道送到了軍營，一共有二十袋東西，每袋裝有如下物品：
塔糖六磅格羅斯特乳酪一塊
上等黑糖六磅上等牛油一桶（二十磅）
上等綠茶一磅陳年白葡萄酒二打
上等紅茶一磅牙買加酒二加侖
上等咖啡粉六磅芥末粉一瓶
巧克力六磅上等熏腿二隻
頂級白餅乾五十磅醃舌六磅
胡椒半磅米六磅
頂級白甜酒一夸脫葡萄乾六磅
這二十個大包包裝完好，分別放在二十匹馬上運走，每匹馬運送一袋，連包帶馬作為禮物送給每一位軍官。他們感激莫名之餘，便欣然接受了。兩個團隊的上校給我寫信表達了他們深深的謝意。將軍對我辦理租用車馬一事非常滿意，當下付清了我所墊付的二百鎊款項，並一再向我表示感謝，除此之外，還希望我今後能與之多多合作，為他們運送糧草。這件事我也幫忙辦理了，直至聽到他在前線失敗的消息為止。運送糧草的事讓我又墊付了一千多鎊，於是我便把這份帳單寄給他看。幸運的是，帳單在開戰之前寄到了，他立即給我回復，命令軍需官支付給我一千鎊，餘款答應下次一併結清。我認為能收回這一千鎊已經是萬幸了，後來果然再沒收到餘款，今後我還會再提及這件事。
我認為布拉德多克將軍是一員勇將，如果把他放在歐洲戰事上，他很可能會成為卓越的將領。但是他這個人過於自負，對正規軍隊的戰鬥力估計過高，對美洲人和印第安人的實力判斷過低。喬治·克羅根作為翻譯，同一百名印第安人一起參加了遠征。如果將軍能友好地對待這些人，把他們當嚮導、偵察兵，無疑會對作戰起到很大的作用，但他太小看這些人了，印第安人被忽視後便漸漸離開了他。
一次，他跟我談話時提起了他的行軍計劃。他這樣說：「拿下杜奎斯堡後，我將揮師攻取尼亞加拉，到那時如果季節允許的話，就接著進攻弗隆泰耐克。我想，拿下杜奎斯堡用不了三四天，接下來還有什麼能阻止我奪取尼亞加拉呢？」在他說這話之前，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他的部隊要在狹長的小道上行進，中間還要穿過森林和灌木叢，隊伍一定會被拉得很長；另外，我還看到過一篇報導，說一支一千五百人的法國軍隊在艾洛奎伊戰爭中被擊敗，因此，我對他的作戰方案十分懷疑和憂心。不過我還是幫他打氣說：「當然，將軍閣下，您有如此優秀的部隊，裝備如此精良的大炮，再加上杜奎斯堡的防禦設施還未完工，守軍又不多，其稍作抵抗後就能將其拿下。但令我擔心的是，印第安人神秘莫測的伏擊戰會對我軍不利，由於長期實踐，印第安人十分擅長打伏擊，在排兵布陣上可以說達到了精妙的地步。我們的隊伍因為道路狹長而被拉成一字形長蛇陣，前後幾乎有四英里長，這樣很容易受到印第安人的側面突襲。一旦被襲，部隊就會被分割成幾段，彼此拉開距離後就再不能及時互相救援了。」
聽了我的話，將軍笑我無知，說：「這些野蠻人對於你們這些未經訓練的美洲民兵來說的確是個勁敵，但我們可是受過嚴格訓練的皇家正規軍。先生，在我們眼中，他們根本不值得一提。」這時我意識到，跟軍人辯論他的專業是十分不合時宜的，因此便不再多說話。敵人的確沒有像我所擔心的那樣，對長長的行軍隊伍來個側面突襲，而是任其通行，直到離目的地還有九英里的地方。這時，先頭部隊便停留在對岸等待後續部隊過河，而所處的位置正好是整個行程中最寬闊的地帶，這使得部隊的人數變得密集起來。結果，就在這時，躲在森林和灌木叢後面的敵人對先頭部隊發起了猛烈的進攻。此時將軍才意識到敵軍正在眼前，但先頭部隊遭受突襲後已經自亂陣腳，所以將軍只好催促後續部隊加速過河前去救援。一時間，車輛、行李、牲口混在大軍中，加速過河的命令無疑讓整個部隊陷入了更加混亂的狀態中。這個時候，敵軍已經悄悄迂迴到側面向他們開火。軍官們騎在高高的馬上，十分容易被辨認出，於是他們成了敵人射擊的靶子，一個接一個地倒在地上。士兵們失去了指揮官更是擠作一團，根本無法聽到命令，只能待在原地，被動挨打，結果犧牲了三分之二的人。剩下的士兵們被嚇壞了，逃命的念頭占據了他們的頭腦，慌亂之下四處逃散。
馭車手每人卸下一匹馬，騎上後匆匆逃走，這引發了其他人的效仿，於是車輛、糧草、大炮和其他軍需全都留給了敵人。將軍在慌亂中受了傷，他的副官好不容易將其救出，卻在他身邊被擊斃。八十六名軍官中，負傷陣亡者多達六十三人；一千一百名士兵中，七百一十四人被射殺。這一千一百名士兵是整個軍隊的主力軍，其餘負責押送大部分軍需、糧草和行李的士兵則跟隨在大軍之後，歸鄧巴上校統率。
四下逃散的士兵一直逃到了鄧巴上校的軍隊中，他們其實並沒有受到追擊，卻把恐懼的氣氛傳遞給了這支隊伍。鄧巴有一千多名士兵，而擊敗布拉德多克的印第安人和法軍的人數總共還不到四百人，但他卻不想揮師前進，挽回敗局，反而命令士兵就地毀掉所有軍需和炸藥以減輕負重，然後騎著馬匹逃回駐地。返回駐地後，維吉尼亞、馬里蘭、賓夕法尼亞等州的州長請求他把軍隊駐紮在邊境，以確保州內軍民的安全，但他卻只顧撤退，一直穿越全州，抵達費城後才覺得安全了，因為費城的居民可以保護他。這件事讓我們美洲人第一次對神勇無比的皇家軍隊產生了懷疑。
英國軍隊在初次登陸開始的第一次行軍中，打家劫舍，無所不為，搞得貧苦家庭徹底破產。假如有居民對此抱怨，立刻就會遭到侮辱和謾罵，甚至被拘禁和虐待。再加上臨陣脫逃，有足夠的理由讓我們討厭這些所謂的皇家保衛者了，前提是我們真的需要他們保護。相比之下，一七八一年，我們法國朋友的所作所為就顯得太高尚了。那時，法國軍隊在穿過羅德島到維吉尼亞的人口密集地帶時，行軍將近七百英里，從未聽說過有哪戶人家丟失一頭豬或一隻雞，哪怕是一個蘋果的，更別說有什麼抱怨了。
身負重傷的布拉德多克將軍連同他的一個副官奧姆上尉被一同救了下來。之後，奧姆上尉一直同將軍在一起，直到幾天後將軍去世。奧姆上尉告訴我，將軍在受傷後的第一天一言未發，直到晚上才說了一句話：「誰能想到竟是如此結局。」接下來的幾天，他又一言不發，直到臨終前說道：「若再給我一次機會，我就知道如何對付他們了。」幾分鐘後，他便咽了氣。
凡是秘書所保管的文件，包括將軍所有的指令和信札都落入了敵人手中。他們從中選擇了一部分，將其翻譯成法語，公開發表，用來證明英國在宣戰之前就早有敵意。在那些信札中，我看到將軍在給政府的信中對我為軍隊效力的事大加讚揚，並懇請政府予以重視。幾年後，當上英國駐法公使赫特福德爵士秘書的戴維·休謨，後來又成為國務大臣康威將軍的秘書，他告訴我，他曾在政府的檔案中看到過布拉德多克大力推薦我的信件。不過，隨著這次遠征的失敗，我鞍前馬後的效力也就沒有什麼價值了，而這些推薦信也從未發揮過它們的作用。
至於將軍本人，我只提了一個要求作為酬謝，就是請他下令讓他的軍官不再徵召我們的僕役，已經徵召的請求予以釋放，他倒是痛快地答應了，果然，幾名僕役因我的請求順利地回到了他們主人那裡。不過當鄧巴成為總指揮時，事情就沒那麼順利了。他撤逃到費城後，我曾請求他釋放蘭開斯特郡的三個貧苦僕役，並表示這是已故將軍生前下達的命令。最後，他給了我一個允諾，即過幾天他會進軍到紐約，途中會經過特靈頓，如果那幾個僕役的主人願意到特靈頓見他，他就兌現諾言，放了他們。結果，那幾個主人花了錢，一路顛沛抵達了特靈頓，但他卻拒絕兌現諾言。幾個主人因此蒙受了極大的損失，現在又陷入了極度的失望中。
當戰敗的消息傳開，車輛和馬匹的主人得知他們的車馬丟失後，都跑到我這裡來，要求我予以賠償，這給我帶來了極大的麻煩。我告訴他們，應該向軍需官索要他們的賠償，但這需要得到謝利將軍的命令，我向他們保證已經向這位將軍去信申請賠款了，但由於路途遙遠，恐怕需要耐心等待一段時日。可是這些說法根本無法滿足大家的要求，有人終於開始起訴我。最後，多虧謝利將軍將我從可怕的境地中解救出來，他及時派來幾個委員，對人們的各種要求進行了一番調查，然後給予合理賠償，最後付款總數竟高達兩萬鎊。如果這些統統要我來支付的話，我就得破產了。
在這次慘敗之前，有兩位姓邦德的醫生來向我募捐，說是要為慶功晚會籌募金錢，一旦攻占杜奎斯堡的消息傳來，他們就開始慶祝，並燃放焰火。我板著臉說，等到我們真的勝利需要慶祝時，也有足夠的時間進行準備工作。他們聽了大吃一驚，其中一個問道：
「難道你認為我們的軍隊無法攻下敵人的據點？」我說：「我並不是說肯定攻不下，但我明白一個道理，就是戰爭中總會有許多不確定因素的。」我仔細闡明了懷疑的理由，於是募捐的事暫時作罷，這兩位募捐者也因此避免了一場尷尬。只是在後來的一些場合中，邦德醫生多次向人抱怨自己不喜歡富蘭克林的先見之明。
奔赴前線
在布拉德多克戰敗之前，莫里斯州長一直跟議會發生爭執和衝突，他催促議會應為保衛本州而籌集款項，但前提是不能向領主徵稅。對此，議會不贊成，因此，送到州長那裡的全是不對領主保持例外的徵稅法案，州長則一概予以否決。現在，本州面臨著更為嚴峻的危機，即防務工作迫在眉睫，於是他向議會催得更緊了，因為越是在這個節骨眼上，他成功的概率也就越大。不過，議會的態度依然堅決，因為他們相信正義始終站在自己這邊，如果他們對州長妥協而修改撥款議案，那就等於放棄了自己的基本權利。最後有一項議案是要撥款五萬英鎊，州長對此只建議修改一個字。
文件是這樣寫的：
所有的動產和不動產，都一律納稅，領主也不例外。
州長的修改建議是將「不例外」改為「可例外」，改動雖小，卻是實質上的大變動。當遠征軍敗北的消息傳到英國後，我們的英國朋友極為憤慨地指責了領主，非但不仗義疏財，還用那麼卑劣的手段對州長做那樣的指示。有的甚至揚言，既然這些領主妨礙了本州的防務，那麼就再不需要對他們進行保護了。領主們受到恐嚇之後，就下令他們的財政總管，不管議會撥出多少錢，他們都將追加五千鎊。
議會接到指令後，就將這五千鎊當成一般的稅金接受了，同時提出一項附有意外條款的議案，最終得以通過。根據這項議案，我被任命為處理這六萬鎊撥款的委員會成員之一。議案的整個過程，我都積極參與，並最終讓它順利通過。與此同時，我又草擬了組建和訓練職員民兵的議案，這個議案沒有經歷多少波折，因為我們給了教友會成員極大的自由，無論是否參加都不受約束。組建民兵需要成立組委會，為了促成這件事，我又寫了一篇對話，在對話中，我列出了所有能想到的反對建立民兵隊伍的聲音，然後一一予以回答和駁斥。這篇對話一經發表，就產生了極大的效用，這和我預料的一樣。
當城鄉的幾個連隊得以組建並投入訓練時，州長派我去西北前線負責防務工作，因為那裡經常有敵人騷擾居民，我們應當予以保護。派我去的目的，是要我去組織部隊，修建要塞。雖然我自認為軍務能力仍嫌不足，但這項任務是義不容辭的。臨行前，州長給了我一張全權委任狀，還有一包空白的軍官委任狀，只要我認為誰合適就能當即任命誰。招募士兵並沒遇到什麼困難，很快就招募到了五百六十人。我兒子在上次同加拿大的作戰中曾當過軍官，這次他作為我的副官，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印第安人在納登哈特燒殺搶掠，屠殺了當地居民，那個地方是摩拉維亞教友建立起來的村莊，而且是構建要塞的最佳地點。
為了向邊界進軍，我把部隊聚集在了伯利恆，這裡是摩拉維亞教友的主要聚集地。到了那裡之後我才發現，他們的防禦工作做得實在太好了，簡直令人驚訝，原來正是納登哈特的毀滅讓他們意識到了危機。在這裡，所有重要的建築都被柵欄保護起來，他們還從紐約購買了大量的武器和彈藥，還在高大建築物的窗子上放滿了鋪路石，當印第安人來犯時，躲在建築物中的婦女們便可以拿起石頭襲擊他們。教友們也都武裝了起來，像任何城鎮的守軍一樣站崗放哨，輪班交替，紋絲不亂。我跟斯潘根伯格主教進行了談話，並表達了自己的驚訝。我原以為他們會一絲不苟地置身事外，因為議會已經通過了法案，特許他們免除在殖民地服兵役的義務。他回答說，他們本來並沒有要免除服兵役的義務，只是在這條法案下來後，許多人才把反對服兵役當成了自己的信條。但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發現只有極少數的人才遵守這一法案，這讓他們自己都感到驚訝。看來，之前他們不是在自欺欺人，就是欺騙了議會，一旦理智遇到了危機時刻，往往就能勝過那些奇怪的想法。
一月初，我們便開始著手修建要塞。我派了一支小分隊到米尼辛克，指示他們在鄉村高地上修建一個要塞；另外又派了一支小分隊到鄉村的低地去修建要塞。我自己則率領餘部到納登哈特，在那裡立即動工。摩拉維亞教友們提供給我五輛馬車，以便運送工具、軍需、行李等物品。
當我們要離開伯利恆時，十一個農民來報，說他們被印第安人趕出了農場，請求我給他們武器，好讓他們奪回自己的牲口。於是，我留給他們每人一支槍和足夠的彈藥就離開了。沒走多遠，天下起了雨，而且一下就是一整天，沿路又沒有可以避雨的地方，直到傍晚，我們才找到一所德國人的房子，便一起擠進了穀倉，那時已經渾身濕透。幸運的是，路上我們並沒有遭到襲擊，我們的武器都是極普通的那種，士兵們不懂得怎樣保護槍械不受潮，而印第安人則精於保護槍械。就在那個雨天，剛才提到的十一個農民遇上了印第安人，其中十個被射殺，只有一個倖存者跑了回來。他告訴我們，他們的槍全都成了廢鐵，因為火藥被雨水淋濕了。
等第二天天放晴了，我們就繼續行軍，終於抵達已成一片廢墟的納登哈特。那兒附近有一個鋸木廠，周圍留下了幾堆木板，我們便用木板搭成了營房。當時正值寒冷的季節，我們又沒有帳篷，是這些木板救了我們的命。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那裡暴露在外的屍體統統掩埋好。之前，鄉親們大概只是草草地掩蓋了一下。
第二天上午，我們忙於規劃要塞並做好標記，整個要塞的周長是四百五十五英尺，如果每英尺需要用一棵樹來做柵欄的話，那麼總共需要四百五十五棵樹。我們當時共有七十把斧子，大家立即動手砍樹，由於個個都是用斧子的好手，所以很快就完成了這項工作。我十分好奇，何以這麼快就能砍倒一棵樹。於是當兩個人開始合力砍一棵樹時，我便用手錶計時，發現他們在六分鐘之內就能將樹放倒，而且樹的直徑足有十四英寸。每棵樹可以做成三根長十八英尺的柵欄，而且柵欄的一頭還被削尖。當一撥人做這項工作時，其他人則在要塞周圍挖了三英尺深的壕溝，用來將柵欄植入。我們還將馬車的車身卸下，然後將連接前後的轅杆拔掉，最後再把前後輪分開，這樣，五輛馬車就變成了十輛，兩匹馬拉一輛車，將做好的柵欄從林地拉到要塞。柵欄固定好後，我們又在柵欄周圍搭上一個離地面六英尺高的平台，為的是能讓士兵登高望遠，並借著槍眼進行射擊。另外，我們還帶來了一門旋轉炮，然後把它裝在了要塞的一個角上。裝好之後，我們就試開了一會兒炮，好讓附近的印第安人聞風喪膽。當然，如果附近有印第安人的話，他們一定能感受到這門大炮的威力。
雖然隔一天就下一場大雨，嚴重影響了我們的施工，但我們的要塞（假如如此簡陋的木頭柵欄可以配得上這麼雄偉莊嚴的名稱的話）總算在一個星期內完工了。
通過這件事，我發現，當人有事可乾的時候就是最滿足的時候。因為在工作時，人總是脾氣溫和、心情愉悅的，充實地幹完一天的工作後，到了晚上就能舒心地睡一夜。如果一個人整日無事可做，那麼就會無事生非、桀驁不馴、爭吵不休，甚至衝著肉和麵包挑剔個不停，無端發火撒氣。這讓我想到一位船長，他駕馭水手的方法就是讓他們不停地幹活。一次，他的副手向他匯報，說已經做完了所有的事，再沒有什麼可做的了。船長回答說：「哦，那好，讓他們把錨沖洗乾淨吧！」
如此簡陋的要塞儘管看起來不怎麼樣，但抵禦沒有大炮的印第安人卻足夠了。我們身在安全地點，遇到緊急情況也有地方可退，於是放開膽子到附近村莊挨個搜索。我們雖然沒有發現印第安人，卻發現了他們在山上隱藏的用來窺視我們行動的據點。這個地方被巧妙地偽裝過了，實在值得一提。當時正值冬季，很有必要生火取暖，但如果像平常一樣在地面上生火，就容易暴露他們的位置，他們就在地上挖了一個直徑為三英尺、深三英尺的洞。我們還能看到留在那裡面的焦炭灰燼。這些焦炭是從林中被燒焦的木頭上砍下來的，有了這些東西，就很容易在洞內生火。他們甚至還能在洞的四周躺下，草地上留下了他們躺下的痕跡。他們把腿伸進洞中以保持足底的溫度，這至關重要。用這種方法生火，不會因火光、火焰、火星甚至煙霧而暴露。總之，他們人數不多，而且已經發現我們人數眾多，不是我們的對手。
貝蒂先生是一位熱情的隨軍牧師，來自長老會，他跟我抱怨士兵們不常聆聽他的祈禱和訓誡。在徵召士兵時，我曾答應他們，除了薪金和口糧之外，每天保證給他們一及耳甜酒。這些甜酒按時發放，一般上午發一半，下午發一半。我發現他們領酒時倒是很準時，於是我對貝蒂先生說：「作為一名牧師，讓您去分發甜酒可能有失尊嚴，但如果您在發甜酒之前進行一番祈禱的話，我保證他們都願意聆聽。」牧師覺得這個辦法極好，就欣然接受了這一差事，在幾個人的幫助下，分發甜酒的工作井然有序，而前來聆聽布道的人也從未這麼多和這麼準時過。所以，我以為這一招比用軍法處置不參加禱告的人更有效。
事情很快就完成了，當我們剛為要塞儲備下足夠的糧草時，接到了州長的來信，信中說他已經召集了議會開會，如果我那邊形勢不太緊張，可以脫身的話，希望我能返回參加會議。同時，我在議會的朋友也都勸我如果有可能，務必出席。當時，我要修建的三個要塞已全部完工，當地居民在它們的保護下可以安心從事農耕了，於是我決定返程參加會議。更讓人安心的是，這裡來了一位新英格蘭的上校，名叫克萊普漢姆，同印第安人作戰很有經驗。他碰巧來參觀我們的要塞，於是我委託他來接替我的指揮工作。我給他發放了委任狀，在檢閱士兵時，我大聲宣讀了這一委任狀，並將上校介紹給大家，告訴他們，他在軍事上的才能比我更適合做大家的指揮官。我對士兵們進行一番激勵之後，便動身出發了。
他們先送我到了伯利恆，在那裡稍微休整了幾天。第一天晚上，當我躺在一張舒適的床上時，竟然無法入眠，這跟我在納登哈特用一張毯子裹住全身睡在地板上的情形簡直是天壤之別。在伯利恆期間，我還順便了解了一點兒摩拉維亞教派的風俗，他們之中有人專門陪伴我左右，對我十分友好。他們把剩下的財產全部充公，好多人聚在一起，在同一張桌上吃飯，睡在公共宿舍里。在他們的宿舍里，我發現四面牆在接近屋頂的地方，每隔一定的距離就會出現一個小孔，應該是用來換氣的。他們的教堂迴蕩著悅耳的音樂，是用小提琴、雙簧管、長笛和單簧管伴著風琴演奏出來的。他們布道的方法也跟我們有所不同，他們不會將男女老少聚在一起布道，而是時而集中已婚的男士，時而集中已婚的女士，然後是未婚的男士、未婚的女士，最後是小孩子，這樣將他們分開進行布道。我在那裡聽到了給小孩子的布道，這些孩子在進入教堂後，就自覺地按照順序坐在板凳上，男孩由男老師引導，女孩由女老師引導。布道過程中，瀰漫著親切而令人愉快的氛圍，目的是哄孩子們向善學好，而孩子們也很好地接受了布道。他們總是中規中矩，但看上去臉色蒼白，不太健康，可能是因為在家中待了太長時間，缺乏鍛鍊導致的。
我還調查了摩拉維亞教徒的婚配習俗，因為我十分好奇他們是否像傳聞中的那樣由抽籤決定婚配。他們告訴我，的確有抽籤婚配的方式，不過那只是在特殊情況下才用的。通常，當一個年輕男士到了適婚年齡，並有婚配願望時，他會把自己的想法告訴班上管理他們的年長者，這人再同管理年輕婦女的老婦人商量。這些管理者對自己學生的脾氣和性格都比較了解，因此能做出最好的搭配。他們的裁決最終都會被當事者接受，但如果碰到三名女子正好都與一個男子匹配的話，就會採用抽籤的方式。對此，我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如果婚姻不是由雙方自主選擇的話，他們可能會不幸福。但他們卻這樣回答：「即使你讓他們自主選擇，也未必人人都會幸福。」這的確是事實，我無法否認。
回到費城，我發現民團訓練的事進展得十分順利，不少教友會的人都參加了民團，還按照新的法律組織了連隊，並選出了上尉、中尉和少尉。B博士來看我，告訴我他是如何努力宣揚新法令的，以及如何收穫了成功。在這之前，我還以為這一法律的通過全歸功於我那篇《對話》，但現在看來，他的話或許也有道理，所以姑且將這份虛榮心讓給他吧！每當碰到這類事情，我最好的辦法就是這樣。
民團的軍官們召開了會議，選舉我為他們的民團上校，這次我接受了這一職位。我不知道一共有多少支連隊，只在列隊閱兵時看到有一千二百名威武的士兵；另外還有一支炮兵連，配置了六台銅製野戰炮。對於大炮，他們已經操作自如，每分鐘可以打出十二發炮彈。在我第一次閱兵完成後，他們親自護送我回家，並在我家門口鳴了幾通炮以示尊敬，結果把我的電學儀器中的幾個玻璃杯子震落在地上摔了個粉碎。沒想到的是，我的這份榮耀也像那幾隻玻璃杯子一樣脆弱，沒過多久，英國就廢除了民團法，我們的軍銜全被撤銷了。
在那段短暫的任職期間，有一次我要到維吉尼亞去，連隊的軍官們突發奇想，認為護送我出城才能彰顯我的身份。於是我剛騎上馬，他們就騎馬來到我家門口，總共有三四十人，個個身穿制服。我並不知道他們的計劃，否則一定會制止他們，因為不管什麼場合，我都反對大擺排場。他們的出現讓我很生氣，但我無法阻止他們送我的心意。更糟糕的是，我們剛啟程，他們就拔出劍來，一路上高舉著劍，奔馳而過。
有人向當地領主報告了這件事，那領主極其憤怒，因為連他本人也從未在州里受過如此待遇，州長也從沒享受過如此殊榮。
照他的話說，只有王室嫡親才能享受這般榮譽。他說的或許很對，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我都不知道什麼情況下應該有什麼樣的禮節。這件事實在愚蠢之極，惹怒了領主，讓他對我更加怨恨了。他本來就對我有很深的成見，因為我一直態度強硬地在議會中反對免徵他的財產稅。他在向議會要求這個特權時所用的卑鄙手段和不義之舉，沒少受到我的痛罵。這次，他總算找到機會向內閣指控我了，說我嚴重妨礙他執行皇家公務；還說我在議會中利用自己的影響，使得籌款法案不能通過；還舉例說明軍官為我列隊送行，預示著我隨時會以武力奪取州政府權力；他還請郵政大臣埃弗拉德·福克納爵士解除我的公職，但是很遺憾，他並沒有成功，福克納爵士反倒是對他進行了一番勸誡。
不過，州長同議會之間的爭執從來沒有停止過。而我作為一名議員，並且是非常活躍的一名議員，卻從來沒有因為這些爭執而同州長先生關係破裂，我們從未有過私人恩怨。有時，我想他之所以很少對我抱怨，是因為他是律師出身，職業習慣使然。大家都知道他給議會的信件都是由我回復的，他可能把我和他分別當成了雙方的辯護律師，他為領主辯護，我為議會辯護。因此，他有時還會十分友好地拜訪我，同我商討一些難題。有時他也會接受我的勸告，雖然這並不常見。
當時，我們一起協力為布拉德多克的軍隊提供幫助，我更是鞍前馬後。當將軍敗北的消息傳來後，州長急忙將我叫去，跟我商量如何避免讓邊遠鄉村居民逃亡。我忘了當時提的是什麼建議了，但我想應該是寫信給鄧巴，說服他儘可能駐軍邊境，保衛本州，直到各殖民地的援軍趕到再繼續他的遠征。我從前線回來後，州長又命我帶兵去攻取杜奎斯要塞。鄧巴和他的人馬因另有任務而不能助陣。州長當即任命我為將軍，我的軍事才能當然沒有他誇讚的那麼高，而且我相信他的這些誇讚並非出於真心。但他看中的是我的名望，這有利於招募工作的順利進行。而且以我在議會的影響力，肯定能說服議會更多地撥放軍餉，多到或許能免除領主的財產稅。但後來當他發現我並不能像他想的那樣帶來這些益處時，便立刻停止了計劃。之後，他很快離開了州政府，繼任者正是丹尼上尉。
從事科學研究
在這位新任州長的領導下，我又從事了不少公務活動，但在這之前，我想先談一談這幾年我在科學研究方面的情況，因為在這方面，我也做出了一些成績，收穫了一些聲譽。
一七四六年，我在波士頓的時候，遇到了剛從蘇格蘭來的斯賓塞博士。他向我展示了一些電學方面的實驗，因為他在這方面也不是行家，所以實驗做得並不完美。不過，對於我這個門外漢來說，既覺得新奇又覺得驚異，另外還有一絲歡喜。回到費城後不久，我們的訂閱圖書館收到了倫敦皇家學會會員柯林遜先生寄來的一個禮物，那是一根玻璃管，而且附有用它做實驗的說明書。我迫不及待地拿起這根玻璃管，重複在波士頓看到的那個實驗。經過反覆實踐，我已經學會做說明書中所寫的實驗了。除此之外，我還嘗試了其他實驗。我所提到的「反覆實踐」，是指在一段時期內，我家常常擠滿了人，他們都來觀看我搞的這些新奇玩意兒。
為了讓朋友們也加入我的實驗行列，我在玻璃廠定做了一批大小相同的玻璃管，讓他們人手一個，這樣，我們就多了好幾個人進行實驗。其中成績比較突出的是金納斯利先生，他是我的鄰居，人很聰明，當時正賦閒在家，我便鼓勵他通過實驗來賺錢，我還為此草擬了兩篇講稿，上面將實驗的順序和方法，由淺入深地做了解說。為了做好實驗，他購買了一套精緻的儀器，以前我自己製造的那套粗糙的儀器，經由機械師的加工變成了精密的玩意兒。聽他演講的觀眾很多，大家對他的表演十分滿意，後來他還到各殖民地進行巡迴表演，在每個首府都要演示一番，因此也賺了一些錢。實際上，這種實驗要是放在西印度群島上，將會十分困難，因為那裡的空氣濕度實在太大了。
既然柯林遜先生把玻璃管當成禮物贈送給我們，那麼我們必須拿出一點兒誠意作為答謝禮，我想，沒有什麼比我們在玻璃管方面取得的成績告知他更合適的了，於是我便寫了幾封信，將我們實驗的情況告訴了他。他在皇家學會上宣讀了我們的信件，起初，那些聽眾們認為這些根本不值得在《皇家學報》上發表。後來我為金納斯利先生寫過一篇文章，論述了閃電和電的相同性。我把這篇文章寄給了我的一個朋友米切爾博士，他也是皇家學會的成員，他給我回信說，我的文章已經在學會上宣讀，但遭到了其他人的嘲笑。而福瑟吉爾博士看到這些論文後，卻認為這很有價值，不應當就此埋沒，於是立即發表出來。柯林遜先生便把文章交給凱夫，讓他在《紳士雜誌》上發表，不過，他卻把文章印成獨自成篇的小冊子，由福瑟吉爾博士撰寫序言。這些文章連同後來一起寄過去的文章湊成了一冊四開本書，前後出版了五次，看起來凱夫對利益的判斷能力的確很強，只不過他一次都沒有付給我版稅。
然而，在一段時間內，我的這些文章在英國並沒有收到什麼反響。一次很偶然的機會，法國的布封伯爵發現了我的文集，他不但是法國，更是全歐洲著名的科學家。看到我的文集後，他立即讓戴利巴爾先生把文章譯成法文，並在巴黎出版。這件事激怒了諾萊神父，作為王室的自然哲學導師和一個十分有能力的實驗家，他曾編寫並出版過電學理論方面的書籍，而且十分盛行。他不相信這些文章出自美洲某個名不見經傳的人，並認定那是他的敵人在巴黎炮製出來的，目的是要詆毀他的理論體系。不過後來，他相信在美洲的費城的確有個叫富蘭克林的人。他對我寫了好多公開信並將其發表，信中堅定地捍衛他的理論，否認我的實驗以及實驗結論的真實性。
我曾一度想要給這位神父回信，而且都動筆寫了個開頭，但後來轉念一想，我在文章中所寫的都是實驗方法，任何人只要重複實驗就能輕易印證，即使不能印證，我做口頭的辯解也是無謂的。況且，我的論點是以推論的形式一步步得出的，並不是武斷的臆想和猜測，所以更沒有必要做辯解。同時，我還考慮到由於我們兩個人的爭論是使用不同的文字，它們可能會因翻譯出錯而將論戰拖得更久，彼此發生誤解。事實的確如此，神父的某一封信就有不少地方翻譯錯誤。所以，我不打算為此做辯解，與其花時間為做過的實驗辯解，不如把這些時間用在做新的實驗上，因此，我一封信都沒給神父回過。在我保持沉默的同時，我發現事態的發展並沒有讓我失望，因為我的朋友李·羅依先生替我展開了論戰。我的文章被譯成義大利文、德文、拉丁文。我的理論慢慢地被歐洲的科學家們接受，他們不再相信諾萊神父的理論。所以最後，諾萊神父成了自己理論的唯一支持者，另外還有巴黎的B先生，他是神父的得意門生和正宗傳人。
最終讓我的文章迅速被人們接受的是戴利巴爾先生和德羅先生在馬利的實驗取得了成功，他們按照我的方法從雲層中成功地引出了閃電，這在整個世界引起了轟動。德羅先生有一套科學實驗的設備，並且在這個領域有一定的權威，而他反覆所做的實驗則稱為「費城實驗」。後來，他還在英國國王和大臣面前進行實驗表演，引來了許多好奇的圍觀者。關於這個重要的實驗，我不想過多描述；之後我在費城所做的用風箏成功引電的實驗，我也不想過多描述，因為這兩件事在電學發展史上有目共睹。
一位名叫賴特的英國醫生，在巴黎給一個皇家學會的朋友寫信，說我的實驗在國外引起了普遍關注，但令人不解的是，我的理論在英國卻一直遭受冷遇。直到這時，學會才開始重新審視在他們面前宣讀過的那些信件。著名的華生博士對我的信件以及後來我寄往英國的關於電學方面的文章做了摘要，然後對我大加讚賞。這一摘要後來發表在他們的學報上。倫敦一些皇家學會的成員，尤其是聰明睿智的坎通先生，用一根針成功地從雲層中引出閃電，證實了我的理論，並將這個消息報告給了學會成員。這些事使得他們一改過去對我漫不經心的態度，在我未申請的情況下，就將我納為學會會員，還免除了我二十五畿尼的會費，並免費為我寄送學報。除此之外，他們還授予我一七五三年的戈德福利·柯普萊爵士金質獎章一枚。在頒獎大會上，學會主席麥克利斯菲爾德爵士發表了演說，優雅而客氣地將我誇讚了一番。
這枚獎章是我們的新任州長丹尼上尉從英國幫我帶回來的。在費城為他舉辦的接風宴上，他將獎章送給了我，同時向我表達了他的敬意，措辭客氣而殷勤，並表示對我的品德仰慕很久了。晚宴結束後，人們按照當時的習慣開始品酒。這時，他把我拉到另外一間屋裡，告訴我說他在英國的朋友都勸他跟我交往，因為我有能力向他提出最好的忠告和建議，並能協助他在政治上如魚得水，因而他渴望同我在所有的事情上達成一致，並且任何時候他都願意盡力為我效勞，只要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他還向我轉達了關於領主對本州的許多祝福之詞，並說如果長期以來一直對領主持反對意見的人能放棄己見，使得領主與民眾之間恢復和諧關係的話，對大家特別是對我都有益處。最後，他說沒有人比我更能推動這項工作了，事成之後我必然會得到足夠的酬謝和報答，等等。大家看到我們遲遲不回餐桌去，便叫人送來了一瓶白葡萄酒。州長開懷暢飲起來，而且酒喝得越多，他的懇求和許諾也就越多。
對於他的話，我是這樣回答的：「感謝上帝，我的境況還過得去，不需要領主給我任何賞賜和恩惠；同時，作為一個議員，我更無法接受領主的任何賞賜。」不過，我跟領主之間並無個人恩怨，如果他提出的是對公眾有益的計劃，那麼沒有人會比我更熱心地支持和擁護它的推行。我過去之所以反對領主所提的方案，是因為這隻符合他自身的利益，嚴重地損害了人民的利益。我非常感激州長對我善意的表白，並讓他相信，在我的職權範圍內，我將儘自己的力量幫助他的執政順利運作。同時，我希望他不要像前任州長那樣總是帶來糟糕的指示，因為這種指示只會陷他自己於手足無措的地步。
對於我的回答，州長當時並沒有做出任何解釋，但後來，當他在跟議會討論公務時，這種指示又出現了，使得雙方再次陷入了無休止的爭執中。我仍然像以往那樣採取強烈的反對態度，積極地抵制。我作為文件的起草人，首先帶頭反對把指示通告給議會，其次我反對對指示做出評論。這兩篇起草的文件都可以找到，因為我後來把它們刊登在了《歷史評論》上。不過，我跟州長之間的私人關係並沒有因此而互生敵意，我們經常會面，他是個有知識、有見地的人，言談風趣，令人愉悅。從他嘴裡，我才得知我的老朋友詹姆士·拉爾夫還活著，他成了英國公認的最好的政論家之一，還曾受委託處理過弗里德里克王子和國王之間的糾紛，為此收穫了年薪三百鎊的俸祿。但作為一個詩人，他的名望實在不值一提，波普在《丹西亞德》中對他的詩大加嘲弄，不過他的散文的確不比任何人遜色。
出使倫敦
議會曾給州長送去一項議案，即撥款六萬鎊供奉給英國國王使用（其中一萬鎊歸將軍勞登勳爵使用），州長則受制於領主的指示，否決了這項議案。議會最終做出了判斷，即領主頑固地堅持下達這些指示來束縛他的代理人州長，這與民眾利益是相違背的，而且也是同王室利益相矛盾的。這讓議會決定提請英國國王廢除這些指示，並要我作為代表到英國請願。
我答應了莫里斯船長，要乘坐他的郵船從紐約啟程到英國，行李也一併送到船上。這時，勞登勳爵竟然親臨費城，按照他的話說，目的是要調和州長和議會之間的矛盾，以便為國王分憂。因此，他要求州長和我同他會面，他好當面聽取雙方的意見。會面時，我們討論了當前需要解決的問題。作為議會代表，我站在議會的立場上，闡述了我們的理由。這些都記錄在當時的官方文件中，由我執筆，跟議會記錄一起付印。州長則為那些指示辯護，他表示自己必須遵守這些指令，如有違背，將會遭到貶黜。儘管如此，他表示如果勞登勳爵也建議取消指示的話，他願意冒這個風險同領主大幹一場。但勞登勳爵似乎並不打算這麼做，雖然我認為曾一度就要說服他了。最後，他寧願選擇要求議會聽命於領主的指示，並且請求我運用自己的影響力來達成這一目的。勳爵聲稱，他不會派出國王陛下的一兵一卒來駐守我們的邊境，如果我們自己不做好防禦工作的話，就將暴露於敵人面前。
我把這次會晤的經過告知了議會，並提出了我起草的一系列決議，宣布我們的權利。我們絕不會放棄這些權利，現在僅僅是由於外界的壓力，才不得不暫停這些權利，而且我們有理由對這些外界壓力表示抗議。最後，議員們同意放棄原先的議案，另外提出了一個符合領主指示的議案，這次州長當然沒有否決。
這件事之後，我才繼續我的遠航，但此時郵船已經帶著我的行李先行一步，這對我來說是個損失。而補償這一損失的，只有勞登勳爵對我不盡的感激，但這次和解全都歸功於他自己了。
勳爵先我一步到達紐約，郵船的開船時間也由他控制。當時碼頭上停泊著兩艘郵船，他說其中一艘很快就要起航了，我便問了他準確時間，以便及時趕到。他對我說：「我已經公布郵船將於下周六起航，但他要我保密，說只要周一早晨趕到，就能趕上船，再晚就不行了。」由於在擺渡船上遇到了些麻煩，我星期一中午才趕到紐約。我看了看天氣，風平浪靜，唯恐船已經開走了，但經過打聽，才知道船將於星期二起航，這才放下心來。許多人大概都以為我馬上就能動身去歐洲了，我當時對此也深信不疑，但那是因為我實在不了解勞登勳爵的脾性，他的性格極其猶豫不定。就拿這次的事來說，我到紐約時是四月初，可一直在那裡等到了六月底，船才起航。當時停在碼頭的兩艘船，都因為等待將軍的信函而一天天地拖延時間。他總是說明天就準備起航，結果就這樣扣下了兩艘船。等我們出發時，第四艘郵船都抵達了。因為我們的船已經滯留了很長時間，所以當由我們率先起航。
旅客們也都訂好了位置，有些人已經等得不耐煩了，商人們為他們的信件和秋季貨品的保單而焦躁不安。不過這些都沒用，勳爵大人的信件總也寫不好，而且無論誰拜訪他時，他都在那裡伏案寫作，奮筆疾書，於是，很多人都在想他一定有好多東西要寫。一天上午，我去拜訪他，那時他正坐在客廳見費城來的信使。
信使是來送交丹尼州長托給勳爵的包裹的，還交給我一些費城朋友的來信。我問他什麼時候返程，在什麼地方會稍作耽擱，因為我準備寫幾封回信請他捎給朋友。他告訴我，勳爵讓他明天上午九點來取給州長的回信，然後立即返回。於是，我在當天就給朋友寫好了回信並交給他，可是兩星期後，我又在那裡碰到了他。
我很驚訝地問：「你回來了？」
「回來？不，我還沒走。」
「為什麼？」
「我這兩個星期每天上午都被叫到這裡等勳爵的信，但他總是寫不好。」
「怎麼可能？他是個勤於文案的人，我常常看到他坐在桌旁寫著什麼。」
「對，但他就像招牌上畫的聖喬治一樣，總是騎在馬背上，但永遠也不動一步。」
信使說的話其實是有據可查的。在英國時，我就知道他已經被阿姆赫斯特將軍和沃爾夫將軍所取代，他被免職的理由之一，就是大臣們從未收到過他的信函，不知道他每天都在忙些什麼。
在每天盼望起航的日子裡，已經有三艘郵船聚集到了港口，準備同艦隊會合。好多旅客認為最好在船上待著，以免郵船突然起航，而把自己落下。如果我沒記錯日子的話，我們在船上一待就是六周，把準備在旅途中吃的食品全都吃光了，因此不得不下船重新購買。終於，船隊出發了，勳爵和他的部隊都上了船，向路易斯堡進發，想要攻取那個要塞。而所有的郵船都受命跟隨勳爵的船隻一同前往，以便必要時接受勳爵的調遣。在起航的命令到來之前，我們又等了五天，然後才和船隊分開，向英國開去。另外兩艘郵船仍被他扣住，隨船隊到了哈利法克斯。他在那裡稍作停留，指揮士兵進行攻擊要塞的演習。然後，他又改變了攻打路易斯堡的主意，帶著他的部隊和兩艘郵船返回到了紐約。就在他離開時，法軍和印第安土著人攻取了紐約州的邊境喬治要塞，許多士兵被印第安人俘虜屠殺。
後來，我在倫敦見到了波奈爾船長，他是其中一艘郵船的船長。他對我說，當他的船被扣留了一個月時，他對勳爵說他的郵船底部都長滿了海藻貝殼，嚴重影響到了船的航行速度，這對一艘郵船來說十分重要，於是請求勳爵給他時間清洗船底。勳爵問他需要多長時間，他回答三天即可。勳爵說：「如果你能一天完成，我就答應你的請求，因為你的船後天就要起航了。」結果他的要求從沒被允許過，儘管他的船一天接一天地被扣留了三個月。
我在倫敦還遇到了一位乘客，他是波奈爾船長的乘客。他因為勳爵的欺騙，被扣留在船上那麼久，又平白無故地被帶去了一趟哈利法克斯，這讓他非常惱怒。他發誓要起訴勳爵，以賠償他的損失，後來是否成真，我便不得而知了，但他似乎真的蒙受了相當大的損失。
總體來說，當時我可能閱歷尚淺，十分納悶為什麼會讓這種人物擔當重任，指揮大軍。多年以後，等我見多了賣官鬻爵的伎倆後，也就見怪不怪了。在我看來，如果繼布拉德多克而掌握軍權的謝利將軍不被免職的話，一七五七年的戰役一定會打得漂亮得多，而勞登勳爵在這次戰役中輕舉妄動，耗資巨大，使我們的國家遭受到難以想像的恥辱。謝利雖然並非行伍出身，但他很有遠見，精明機警，樂於聽取別人的意見，決斷英明，總能迅速而正確地做出謀劃並執行。勞登則不讓大軍去保衛殖民地，反而讓殖民地暴露在敵人面前，自己則愚蠢地在哈利法克斯演習了一番，結果就丟掉了喬治要塞。此外，他還攪亂了所有的商業活動，為了不讓敵人獲得糧食，便長期禁止糧食出口，使我們的商業走投無路。其實這只不過是他的藉口，目的是壓低糧價，以便承包軍糧的人從中漁利。據說，人們懷疑他也從中分得了一杯羹。最後，當禁運令終於撤銷時，他還忘了將這個通知送往查爾斯頓，使得卡羅萊納艦隊多滯留了近三月，以至於船底受到了嚴重的侵蝕，其中許多船隻在歸途中就沉沒了。
讓一個不熟悉軍事的人指揮一支大軍，必然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因此，我倒相信謝利是很願意被免職的。當我參加紐約市民為勞登勳爵舉行的接風宴會時，碰到了謝利，雖然他當時已經被免職，還是出席了宴會。出席宴會的有許多軍官、市民以及不認識的陌生人，大概由於人太多，便向鄰居借了許多把椅子，其中有一把很矮，而坐在上面的正是謝利。我坐在他旁邊說：「先生，他們給你的座位太矮了。」他說：「沒關係，富蘭克林先生，我發現矮座位最舒適。」
在我逗留紐約的那段時間，我還收到了替布拉德多克採辦糧草等物的所有帳單，當初有些帳單還在請求我幫助提供軍需的人手中而沒有收回。於是我把帳單送到勞登勳爵那裡，請求償清餘款。他命令主管人員對這些帳單加以徹查，那位軍官認真核對了每一張付款憑單後，證明帳目和差額無誤，勞登勳爵就向我保證會給我一張支票。這件事一拖再拖，儘管我經常按照約定時間去取，但從來沒有拿到過。最後，在我動身離開紐約之前，他告訴我說經過仔細考慮，他不會把他的帳款和前任的帳款混淆，又說道：「到了英國，你把帳單呈送財政部，他們會馬上償清你的款項。」
我提出，由於我被迫長期逗留在紐約，這項巨大的意外開支使我蒙受損失，所以我要求立即付款。我還指出，在我墊付款項時並未得到任何佣金，因此他們應當立即償還我墊付的款項，不應當再繼續增加我的麻煩和繼續拖延。聽到這句話，他回答說：
「唉，先生，你不要試圖讓我相信你沒有得到什麼好處，我對那種事再清楚不過了，沒有誰不會從提供軍需中中飽私囊的。」我向他保證我絕不會這樣，我並沒有從中得到過任何好處，但很顯然，他不相信我的話，我知道確實有人在從事這項工作時發了橫財。
至於欠我的那些錢，直到今天都沒有得到償還，此事我日後還會再提到。
開船之前，船長大大地吹噓了一番他的船速度有多快，結果不幸的是，航行一開始，就證明它是九十六艘帆船中最慢的一艘，這使船長出了大醜。我們就船速過慢的問題做了很多推測。有一次，當我們靠近另外一艘跟我們一樣慢的船時，卻被它超越了。這時，船長命令全體人員都到船尾去，儘可能地站在旗杆附近。當時連乘客在內共有四十人，統統站在了船尾，船的速度奇蹟般地提了上去，一會兒就把旁邊的船遠遠地甩在了後面。這證明船長的推測是正確的，船頭裝的東西太重了。經過檢查，發現盛滿水的水桶都放在了船頭，船長便命人將這些水桶移到了船尾，這時船速果然提升了上去，成為船隊中速度最快的船隻。
船長說，這艘船曾經達到每小時十三海里的速度。船上有一位海軍乘客甘迺迪上校，他力辯說這是不可能的，沒有船能行駛得這麼快，一定是船長把測線上的刻度弄錯了，或是計程儀出了問題。於是兩人打賭，等有足夠風力的時候就一決勝負。之後，甘迺迪仔細端詳那根測線，認為達標後，決定親自動手來測量。過了幾天，我們遇到了很強的風力，郵船的船長路德維說航速達到了十三海里，甘迺迪親自做了測量，結果他輸了。
我之所以提到上面那件事，是想說明下面的觀點。我們的造船技術存在一個缺點，一艘新船造好之後，要想判斷它的好壞，得通過試航才能知道，因為儘管是嚴格按照好船的模型仿造出來的，但這艘新船很有可能在航行時速度很慢。我想部分原因是海員們裝貨、裝帆和航駛的方式各不相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方法。同一艘船，在不同船長的指揮下，行駛起來快慢不同，並且從來沒有一艘船從製造、裝備到航駛都是由同一人完成的。一個人造船身，另一個人造帆，第三個人裝貨、駕駛，其中沒有一個人能夠完全了解其他人的思想和經驗。這些因素綜合起來後，就難以判斷這艘船的優劣了。
即使是簡單的航海駕駛操作，我也注意到，在不同的值班時間裡，不同的船員會下達不同的命令，即使風向、風速是相同的。這個船員可能會比另外一個船員把帆船扯得高一些或平一些，而並無確定的規則可循。但我想或許可以做一系列的實驗來解決這一問題：第一，確定航速最適合的船體做樣本；第二，確定桅杆的大小尺寸和桅杆最合適的位置；第三，確定帆篷的式樣、數量以及隨著風向不同而扯動風帆的方式；第四，確定裝貨的位置。
如今是個實驗時代，我想，做這樣一系列的實驗，是大有裨益的。因此，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聰明的科學家會從事這種研究，我預祝他們成功。
航行途中，我們幾次受到敵艦的追擊，但沒有一艘敵艦追得上我們，三十天之內，我們就駛到了淺水地區。我們的航海測量很準確，船長根據他的判斷把我們迅速帶到法爾茅斯港附近，這樣，如果我們在夜間全速航行，第二天早晨就能駛過該港口的入口處。夜間航行可以避免引起敵艦的注意，因為它們常在海峽口附近巡邏。於是，我們儘可能地扯起所有的帆，順著強大的風力飛快航行。船長經過觀察確定了航向，以為這樣就可以遠遠地避開希利群島。但是，聖喬治海峽似乎偶爾會出現一股強大的海流，它經常讓海員上當，曾經就使得克勞徳斯利·肖維爾爵士的艦隊遇難。或許，這股海流正是使我們的船出事的罪魁禍首。
我們的船頭有一個瞭望哨，有人負責在那裡瞭望。人們總是不斷提醒他「注意觀察前方」，而他也總是回答「是，是」。但有時他的回答只不過是機械反應，而他可能正在打盹，以至於連前方的燈光都沒有看到。燈塔的燈光被副帆遮住了，所以掌舵的和其他值班的人都沒有看到，當船身偶然一偏時，他們立即發現了這個燈，大家大驚失色，因為我們的船正快速駛去，而此時燈光已經大似車輪了。這時正值午夜，船長正處於酣睡中，但甘迺迪上校跳上甲板，看到了險情，立即命令舵手調轉船頭。當時，所有風帆都高高地扯開著，這個動作對桅杆來說無疑是十分危險的，但這樣一來卻使我們躲開了燈塔的礁石，故而倖免於難。這次的經歷加深了我對燈塔的印象，在茫茫大海中，它的存在實在太有必要。於是我決心，如果我能活著回美洲的話，一定提倡多多修建燈塔。
到了第二天早晨，我們通過觀察，發現已經駛進港口了。但由於大霧瀰漫擋住了我們的視線，使我們看不到陸地。九點左右，霧氣開始消散，在水面上看就像舞台帷幕被拉開了一般，法爾茅斯的市鎮、港口的船隻以及四周美麗的田園風光都一一呈現在我們眼前。這漫長的一路，所能看到的無非就是海水，這樣的美麗風光實在是讓人心曠神怡。它讓我們從戰爭的焦慮中解脫，變得滿心喜悅。
我跟兒子立即前往倫敦。途中，我們只是稍作逗留去參觀了索爾思貝利平原的史前石柱、威爾頓的彭布羅克爵士的宅邸和花園，以及他收藏的奇珍異寶。一七五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我們抵達了倫敦。
查爾斯先生一早便為我們安排好了住所，安頓下來之後，我就去拜訪了福瑟吉爾博士。人們曾向他大力推薦我，並建議我向他請教關於訴訟方面的問題。他的意見是，反對馬上向政府提出控告，認為應當先同領主進行私下調停。也許經過朋友的調停和勸告，就能將問題友好地解決。接著，我又拜訪了老朋友——記者彼得·柯林遜先生，得知那個維吉尼亞的大商人約翰·漢伯雷委託柯林遜，等我一到就馬上通知他，他好帶我去見樞密院院長格蘭維爾勳爵，勳爵也希望能儘早見到我。我答應第二天上午與漢伯雷一同前去見勳爵。於是，漢伯雷先生來接我，我便跟他同坐馬車去見那位貴人。
格蘭維爾勳爵謙恭有禮地接待了我，就美洲的時局做了一些詢問並發表了意見。他對我說：「你們美洲人對憲政體制的認識有誤：你們力主國王對州長們下達的是指令，而並非法律，並認為可以自行判定是否遵循國王的指令。但這些指令並非是出使外國的大臣所攜帶的有關外交禮節方面的指示，它們是由熟諳法律的法官們起草，然後經樞密院考慮、辯論和修改之後，才由國王簽署的。所以，這些指令對你們來說就是王法，別忘了英國國王才是『殖民地的立法者』。」
我對勳爵說：「這種說法我聞所未聞，根據我們的憲章，我一向認為我們的法律是由我們，也應該由我們的議會制訂。當然，它的確也要呈請國王批准，但是一經批准，國王就再無權廢除或更改。所以，議會不經國王批准就不能制定永久的法律，但同樣，不得到議會的同意，國王也不能對我們立法。」他說我完全搞錯了，但我並不這麼認為。不過，經過這番談話我卻產生了一種憂慮，即英國國王政府對我們的態度而產生的憂慮。回到住所，我便把談話的內容記錄了下來。我記得大約在二十年以前，內閣向國會下議院提交的議案中有這麼一條，即將國王給殖民地的指令變成法律，但被下議院否決了。為此，我們還特別尊崇下議院為我們的朋友，自由的朋友。直到一七六五年，從他們對我們的態度中來看，當時之所以拒絕國王的絕對統治權，僅僅是為了給他們自己保留這一特權罷了。
幾天後，福瑟吉爾博士跟領主們交談過後，他們同意在潘先生的四季花園家中跟我會面。談話開始時，雙方都表示願意尋求合理的解決方案，但是我想雙方對於「合理」一詞一定各有自己的見解。接著，我們就我所列舉出來的雙方互相抱怨的問題進行了討論，領主們盡力為自己的行為辯解，我也替州議會的行為辯護。當時我們分歧很大，意見也是相距十萬八千里，在我看來根本無望達成什麼協議，但是最後他們卻要我把我們所控訴的項目寫成書面文件，交給他們，他們答應加以考慮。我照辦了，但沒想到的是，他們竟把我們的控訴交給了他們的律師斐迪南·約翰·保利斯。
保利斯替他們處理過跟鄰州馬里蘭的領主巴爾迪摩勳爵的訴訟，這件大訴訟案已經持續了七十年之久。領主同州議會爭論的所有文件和信函都是由他執筆的。這個人生性傲慢，脾氣暴躁，在過去州議會的復文中，我曾對他的文件進行過抨擊，說他的文件論據無力，言辭無理，於是跟他結下了不解之仇。每次見面，我都能從他的表情中看出仇恨，領主們要我和他單獨討論爭議的問題，我拒絕了，除了領主，我不會跟任何人談判。
然後，在律師的建議下，他們把我們的控訴交給了檢察長和副檢察長，徵求他們的意見，並希望他們提出解決辦法，但是這件案子在他們手裡拖了差八天就一整年的時間。在這期間，我多次要求領主們答覆，但是他們都以沒有得到檢察長和副檢察長的答覆而拒絕回復。後來，他們終於接到了檢察長和副檢察長的意見，但同樣沒有告訴我那是什麼。不過，他們倒是給州議會寫了一封冗長的咨文（由保利斯起稿和簽署的），文中引述了我的控訴書，說我粗魯無禮，同時為自己的行為做了些許辯解，最後表示，如果州議會派遣一個公正坦率的人前來談判，他們倒是願意和解，暗指我並非公正坦率之人。
所謂舉止粗俗，大概是指我在給他們的文件中沒有寫上他們的尊稱「賓夕法尼亞真正的絕對的領主」。我之所以省略這一稱謂，是因為在這個文件中沒有必要出現，此文件的目的，只在於把我口頭所講的內容用文字的形式表達出來。
在信件來往的期間，州議會已經成功動員丹尼州長通過了一項法案，即領主要跟百姓一樣必須繳稅，這成了當時的焦點問題，因此就沒再答覆領主的信函。但是當這個議案送到英國時，領主在保利斯的建議下，決定阻止國王批准該議案。於是，他們在樞密院向國王請願，樞密院決定為此舉行聽證會，領主們雇用了兩個律師來反對這個議案，我也雇用兩個律師來支持這個議案。他們聲稱，這一議案是為了加重領主的財產負擔而減輕民眾的負擔，一旦這個法案得以實施，以民眾對領主的反感和憎恨，就會隨意決定抽減稅率，任由他們擺布，這樣領主們必將破產不可。我們則回答，此項法案不含有這種目的，也不會出現他們所說的結果，因為評稅員都是誠實而謹慎的人，都曾宣誓要公正合理地進行估稅。況且，即便是通過增加領主的捐稅來減少他們的捐稅，這其中的利益也微小得可以忽略不計，他們沒必要為此發假誓。在我的記憶中，雙方就是在圍繞這件事爭論。另外，我們強烈反對廢除該法案，否則將導致嚴重的後果。因為我們將國王使用的十萬英鎊紙幣付印，而且已經發放流通了。這項法案一旦廢除，民間流通的紙幣將會成為廢紙，這會讓許多人破產，到時就更別指望政府撥款了。但領主們現在卻因為害怕被過高徵稅而強行製造這種災難，這完全是自私自利、損人利己的表現。聽到這裡，樞密院的成員之一曼斯菲爾德勳爵站了起來，向我招手，示意我到秘書室。於是，當律師們還在外面進行辯論時，我被他拉到了秘書室。他問我是否保證實施這項法案不會給領主們的財產帶來損害，我做了肯定的回答。他說：「那麼你大概不會反對立約擔保這一點吧。」我說：「不反對。」然後，他就把保利斯叫了進來。一番商議後，雙方接受了曼斯菲爾德勳爵的建議。於是樞密院的秘書起草了這樣一個協議，我和查爾斯先生一同在上面簽了字，查爾斯是賓州日常事務的代理人。接著，曼斯菲爾德勳爵回到了樞密院的會議室，這項法案就通過了。不過，樞密院又提了一些修正建議，我們向他們保證一定會把這些修正放在法案的附件中，只是州議會認為沒有這個必要，因為在樞密院的命令到達之前，該法案的第一年捐稅已經徵收完畢了。州議會指定了一個委員會來檢查估稅員的工作，當然，為了公平起見，在這個委員會中安置了領主們的幾個密友。經過全面細緻的調查工作後，他們全體一致簽署了調查報告，證明估稅工作公平和公正。
州議會審閱了我立約擔保的第一部分後，認為我對本州做出了重大貢獻，因為它確保了流通於民間的紙幣的信譽。在我返回費城後，他們向我鄭重地致謝。由於州長批准了這項法案，領主對他惱恨有加，要撤他的職，還威脅要起訴他，認為他違背了他應該遵守的盟約。但他也是奉命行事的，並且是為了英國國王的軍務，他在英國宮廷中也有一些勢力，根本不把領主的威脅放在眼裡，所以這些威脅最終從未實現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