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被稱為犯罪群體的群體

  被稱為犯罪群體的群體——群體犯法時在心理上不能叫作犯罪——群體行動的絕對無意識性——「九月慘案」參與者的心理——他們的邏輯、殘忍和道德品性。思兔閱讀520官網

  在一段興奮時期過後，群體就會進入一種非常純粹的無意識狀態，在這種無意識狀態下，它會受到暗示的引導，因此似乎很難把它看作一個犯罪群體。我會保留這一錯誤的描述，因為近期的心理學研究讓這一描述變得時髦了起來。群體的一些行為，如果單單從其自身的角度來看，的確是犯罪行為，不過在某些情況下，這種犯罪行為就如同一隻老虎為了找樂子，會讓小老虎把一個印度人撕得半死不活，然後再把他吞掉的事例一樣。

  通常來說，群體的犯罪動機是非常強大的暗示，那些參與了這些犯罪行為的個人，在事後會認為自己是在履行責任，這和普通罪犯的情況完全不同。

  群體犯罪的歷史說明了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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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士底獄監獄長的遇害可以當作一個典型的事例。當監獄長的防禦手段被摧毀以後，他被一群異常興奮的人團團圍住，從各個方向對他拳打腳踢。人們打算把他吊起來，砍掉他的頭，把他系在馬尾巴上。就在他同這群人進行爭鬥的時候，他踢了其中一個人。於是有人提議，讓那個挨踢的人割斷監獄長的喉嚨，他的提議立即得到了群眾的陣陣歡呼。

  這個人，一個幹完工作的廚師，他來巴士底獄的主要原因就是無事可做的好奇心，他就是想來這裡看看發生了什麼事。但是，既然普遍的意見就是如此，那麼他就把這看作一種愛國主義的行為，他甚至認為，應為殺死一個惡棍而得到表彰。他拿著一把借來的劍突襲了那光禿禿的脖子，但是這把劍有點鈍，並沒有刺進去，於是他從口袋裡拿出了一把黑柄小刀（既然有廚子的手藝，所以他對於砍肉非常有經驗），成功完成了刺殺行動。

  以上指出的過程的作用，清晰地反映在這個例子當中。我們服從別人的暗示，它會因為來自集體而更加強大，謀殺者會認為自己做了一件非常值得誇耀的事情，既然他獲得了來自他的同胞們的一致贊同，那麼他有這樣的想法就顯得不足為奇了。從法律的角度來看，這種行為可以視為犯罪，在心理上卻不是犯罪。

  犯罪群體的普遍特徵與我們所遇到的其他所有的群體特徵並無不同：易受慫恿，輕信，易變，把無論是好還是壞的感情加以誇大，展現出某種道德，等等。

  我們可以發現，在法國的歷史上留下最兇殘記錄的群體——引發「九月慘案」的群體之中，都能發現這些特徵。事實上，它與製造聖巴托羅繆慘案的群體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我在此借用一下泰納依據當時的文獻資料所做的敘述。

  我們並不知道到底是誰下了屠殺罪犯、空出監獄的命令。或許會是丹東或其他什麼人，這都不重要。對於我們來說最關心的事實是，被指控犯下謀殺罪的群體受到了強烈的暗示。

  這個謀殺群體殺了大約300人，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異質性群體。這個群體除了有極少數的職業惡棍之外，主要是店主和各行各業的技工：靴匠、鎖匠、理髮師、泥瓦匠、店員、郵差等。在別人的暗示下，他們就好比之前提到的那個廚子一樣，堅信自己是在完成一項愛國主義任務。他們湧進了一間雙開門的辦公室，同時擔任法官和執行者，但是他們從來都不會把他們自己看作罪犯。

  他們深刻地意識到自身任務的重要性，開始搭建審判台，與這一行為相關聯的是，他們立刻表現出群體的坦率和幼稚的正義感。考慮到被指控的人非常多，他們一致決定把貴族、僧侶、官員和王室僕役統統處死，沒必要一一審判他們的案件——這就是說，在一個偉大的愛國主義人士的眼裡，對於所有人而言，單憑職業就能夠辨別出他們是否犯下了罪行。其他人將會依照他們的個人情況和名譽來進行審判。通過這種方式，群體幼稚的道德心才能得到滿足。現在能夠合法地進行屠殺了，兇殘的本能將會得到盡情的釋放。我在其他地方闡述過這種本能的來源，集體總是會將它發揮到相當之高的程度。然而，就像群體在平日裡所表現出來的那樣，這種本能並不能阻止他們表現出一些相反的感情，例如他們的同殘忍一樣極端的同情心。

  「他們對巴黎的工人擁有寬廣的憐憫之心和敏銳的理解。在阿巴耶，當那些成員當中的其中一人得知囚犯們已經連續24個小時沒喝上水，甚至想把獄卒打死，如果那些囚犯們沒有勸阻他的話，他一定會這麼做的。當一個囚犯被（臨時法庭）宣告無罪釋放後，包括守衛和劊子手在內的所有人都快樂地擁抱他，對他致以熱烈的掌聲」，然後開始了大屠殺。在這個過程中，歡樂的狀態從未間斷。人們在屍體旁邊又跳又唱，凳子全都被安排成了「女士專用」，以讓她們高興地目睹貴族被處死。而且，這種表演一直表現出一種特別的正義氛圍。

  一個阿巴耶的劊子手曾經抱怨道，為了讓女士們看得清楚，把她們安排得太近了，在場只有極少數的人享受了殺掉貴族帶來的快感。於是人們決定讓被行刑的人緩慢地從兩排劊子手之間經過，讓行刑者用刀背砍他，藉此延長他遭受痛苦的時間。在福斯監獄，被行刑的人會被扒得一點也不剩，在半個小時內施以「凌遲」，當所有的觀眾都心滿意足地觀看了這個過程後，再用刀切開他們的內臟，了結他們的性命。

  劊子手自身也會有顧慮，會呈現出我們之前指出的存在於群體中的道德意識。他們拒絕拿走被行刑的人的錢財和珠寶，把這些東西全都放在會議桌上。

  群體頭腦特有的幼稚的推理方式，經常能夠從他們的行為之中找到。因此，在屠殺了1200到1500個種族的敵人之後，有人提議說，那些關押著老年人、乞丐和流浪漢的監獄實際上是在養著一群毫無利用價值的人，所以還不如將他們統統殺掉，他的意見很快就被接受。在他們當中自然也會出現人民的敵人，比如一位名叫德拉盧的婦女，一個下毒者的寡婦：「她一定對坐牢非常憤怒，如果可以的話，她會縱火燒了巴黎。她肯定這樣說過，她已經這樣說過了。將她除掉是個不錯的選擇。」這種說法看起來非常具有說服力，囚犯們無一例外地被處死了，其中包括50個年齡從12歲到17歲不等的小孩子，他們或許已經成了人民的敵人，於是全部被除掉了。

  當一周的工作結束時，所有的行動都會畫上一個句號，那些劊子手們終於可以休息一下了。他們會堅信自己為國家效了力，於是動身前往政府要求獎賞。最熱情的人還要求被授予獎章。

  1871年巴黎公社的歷史提供了一些與之相似的事實。既然群體日益增長勢力，政府的權威在他們的面前不斷做出讓步，因此我們註定能夠發現許多性質相同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