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熱情，對已有關係不忘經常維繫

  釣到的魚不用再餵食，這道出了很多人的心態。思兔閱讀他們人際交往非常急功近利，且不知，這樣做斷送的不僅是剛剛建立的良好關係，更是自身的聲譽。

  試想，誰會願意和急功近利的人交往呢？社會上也是如此，今天偷工減料省了一塊錢，而明天可能少了十位顧客，這絕不是聰明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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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新墨西哥州聖菲北方34英里（約54公里）處，有一個叫羅斯阿拉摩斯的地方，此地建有一個秘密實驗室，在J.R.奧本海默博士的指導下，正在秘密地製造裝有起爆劑的原子彈。

  經過有關方面的長時間努力，格羅夫斯准將終於和當時的杜邦公司總經理卡班達達成了關於杜邦公司全面協助曼哈頓計劃的契約：

  1．杜邦公司負責全部計劃所需工程的設計、建造及安全運轉；報酬除成本費以外，再加上適當的利潤。但杜邦公司將利潤定為1美元。

  2．在整個計劃中，杜邦公司開發出的新技術應一律為陸軍所有。

  杜邦公司為了這項工程，將全體職工6萬人從東至西搬了2700英里（約4345公里），到頭來卻僅僅索取1美元的利潤，實在奇怪。無論如何，這項浩大的工程如期完工了。

  皮艾爾·S.杜邦確實具有了不起的才幹，他之所以僅以1美元訂下製造原子彈契約，是因為考慮到這項專門技術會在戰後帶來天文數字的財富，事實也證明了一點。他抓住這個時機，藉此積累財富，進行無休止的擴充；他重視技術，網絡了大批年輕的化學家，從德國接收大批技術人員，結果給他帶來了驚人的財富。

  戰後的杜邦集團，憑藉其製造原子彈帶來的重大政治影響和獲取的經濟實力，獲得了收斂巨富的極好機會。杜魯門總統的國務卿艾奇遜本人就是杜邦公司的法律顧問，艾森豪總統的國務卿竟然是杜邦公司GM的常務理事，他曾經以美國政府名義下大量輪胎訂單給杜邦公司。雖然杜邦聲稱製造原子彈只掙1美元，但他卻拿到了遠比表面財富更多的東西。

  杜邦公司的這種著眼於長遠，把政治與經濟相連，借官方開拓經營之道的做法，給我們很大啟示。作為一個商人，當然要謀利，問題是你要分清是謀當前的蠅頭小利，還是要今後的大量財富。

  而只求損人利己，絲毫不講商業道德的商人最終會被逐出生意場。

  山西票商經營的一項重要內容便是存放款業務，這與現代銀行經營相類似。票號贏利就在於存放款利息的差額，存款時票號付低息，放款時則收取較高利息。當時對於票商來說，最大謀利對象是在票號存款的富戶。官紳們並不把利息放在心上，只圖安全、方便。山西票商為圖長遠之利益，因而在放款時也收取較低的利息，這裡面以平遙幫票號最為人稱道，徐坷曾云：

  試以存款論，平遙幫之存款利息至高三厘，祁、太兩幫可由三厘至四厘，甚且有得四厘半者。以放款論，平遙幫放出之款，多僅六厘，至多亦僅七厘而止，甚至有僅取五厘者。若祁、太兩幫，則往往多至一分，平均之數亦七八厘。

  票商在存放款業務中獲利最豐的機會要屬大批官款的存放了。官款存放並不需要支付利息，並且往往數額巨大。但眾多銀行創立後，票號生意便大受損失，其中，來自戶部銀行的威脅最大。著名票商李宏齡曾說：

  「我行存款至多向不過四厘行息，而銀行則得五六厘。放款者以彼利多，遂提我之款移於彼處。且彼挾國庫、藩庫之力，資產雄厚，有餘則縮減利息，散布市面，我欲不減不得也；不足則一口吸盡，利息頓漲，我欲不增又不得也。」

  這就是說，在戶部銀行創立之後，僅就存放款一項業務而言，山西票號已成為戶部銀行的附庸，戶部銀行實力雄厚，隨行提高或降低存放款利率，山西幫票號只好應承隨風倒，無法與戶部銀行相抗衡，「禁用重息」的傳統信條顯然已不合時宜了。

  這是歷史向山西商人發出的挑戰，也是歷史給他們的一次機遇，善於乘勢而起的山西商人卻錯過了這一次大好時機，他們過分相信自己高超的經營策略，儘管李宏齡等人奔走呼籲，但實力雄厚的山西商人再也沒有重振雄風。

  歷史無數次地證明，只有眼光長遠，不計較蠅頭小利的人，才有機會取得成功的可能，所以，魚兒上鉤之後也不要疏忽大意，更不應得意忘形。放長線釣大魚，而釣上的魚兒更要悉心餵養，這樣才能長遠地建立起你的利益關係，才能更好地達到你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