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執劍天涯，靜聽風雨
讀史隨筆五則
金庸
一九六二年六七月間，我寫了幾則隨筆，發表於《明報·自由談》副刊（發麥時用「華小民」的筆名）。思兔sto55.com最近重讀，覺得這幾篇短文粗陋，多所抄引，無甚創見，茲重刊以博讀者一粲。
劉聰的「愧賢堂」
西晉是亡在匈奴人劉聰手中的。西晉的懷帝、愍帝被劉聰俘虜而殺死。劉聰殘暴兇惡，殺兄屠弟，逼奸母后，荒淫無度，件件做得十分到家，滅晉後，將西晉所有大官的女兒，個個收為妃子，晉的太保是劉殷。劉聰也姓劉，但他毫不客氣，照樣將劉殷的兩個女兒收為妃子，後來看到劉殷的四個孫女相貌也不錯，於是兼收並納，不管她是姑母還是女兒，一起收入後宮。當時號稱「六劉之寵」。
可是這樣一個淫虐狂者，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處，便是肯接受臣下的直諫。
有一次劉聰以魚蟹供應得不新鮮，斬了水產處處長，又因為建造兩座宮殿不滿意，斬了土木工程部部長。又有一次，他到汾水去參觀捉魚，一晚沒回，中軍大將軍王彰提出勸告。劉聰大怒，將他關入牢獄，於是許多皇族都來哭泣進諫。劉聰怒道：「老子是桀紂嗎？你們這批混蛋哭哭啼啼吵什麼？」公卿列侯百餘人一齊除下帽子叩頭，涕泣進諫。這一段進諫大拍馬屁，可稱妙文，茲照錄如下：「陛下功高德厚，曠世少比。往也唐、虞，今則陛下。而頃來以小小不供，亟斬王公；直言忤旨，遽囚大將。此臣等竊所未解，故相與憂之，忘寢與食。」劉聰一聽有理，居然馬上接受，說道：「我昨晚大醉，並非本心，若不是諸公說明，我還不知道自己的過失。」於是每個進諫的臣子都賜帛百匹，以資獎勵，派人去赦免王彰，對他說道：「先帝賴君如左右手，君著勛再世，朕敢忘之？此段之過，希君蕩然。君能盡懷憂國，朕所望也。今進君驃騎將軍，定襄郡公。後有不逮，幸數匡之。」
群臣之馬屁功夫，實已登峰造極，什麼「往也唐、虞，今則陛下」，劉聰照收不誤，君臣雙方麵皮之厚，也可說「曠世少比」。但群臣不怕殺頭而進諫，劉聰不怕失面子而接受，都很不容易。劉聰正式向臣下認錯，說：「此段之過，希君蕩然……後有不逮，幸數匡之。」（這一件事，是我錯了，請你不要見怪介意。以後我有不對的地方，請你要不斷地指正。）風度足佳。
到第二年，劉聰立劉殷的女兒為皇后，要為她起一座「凰儀殿」。那時劉聰坐在逍遙園的李中堂內，廷尉陳元達上前切諫：「陛下踐阼以來，已作殿觀四十餘所，加之軍旅數興，饋運不息，饑饉疾疫，死亡相繼，而益思營繕，豈『為民父母』之意乎？」劉聰大怒，說道：「朕為天子，營一殿，何問汝鼠子乎？」命人拉他出去砍了。可是陳元達早就料到有此一招，先出絕招，用一根大鐵鏈，一把大鐵鎖，將自己的腰鎖在李中堂前的一棵大樹上，左右侍衛拉他不動。
許多大官知道了，一齊來進。劉皇后也諫道：「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四海未壹，宜愛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福也。陛下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意思說忠臣進諫，早已不顧到自己的生死安危，而皇帝拒絕忠言，那也是不顧到自己的生死安危。
劉聰終於接納了，對群臣道：「朕比年以來，微得風疾，喜怒過差，不復自製。元達，忠臣也！朕未之察。諸公乃能破首明之，誠得輔弼之義也。朕愧戢於心，何敢忘之？」於是赦了陳元達，大賞群臣，將逍遙園改名為「納賢園」，李中堂改名為「愧賢堂」，笑嘻嘻地對陳元達道：「本該是你怕我的，現在卻變成我怕你了。」
劉聰將一座廳堂改名為「愧賢堂」，公開承認自己的過失，表示愧對賢人。他只是個不學無術的匈奴人，卻有如此胸襟，在這一點上，後世君王亦有所愧乎？
「不為不可成者」
打了十二小時麻將，大敗虧輸，往往便苦笑道：「勞民傷財！」進行一件生意，花了不少力氣，結果卻一無所獲，只有雙手一攤，道：「勞民傷財。」這些小事是不足道的，但在一個國家中，「勞民傷財」卻是極大的災禍了。
自古以來，中國的大政治家便把「勞民傷財」這四個字，列為治國的大戒。我們讀歷史，每見有皇帝要興建什麼大建築，定有不怕死的臣子竭力反對，唯一的理由便是不可勞民傷財。我從前常常覺得奇怪，心想皇帝富有四海，建造一兩座宮殿有什麼了不起，難道真的會把幾萬萬百姓都累死了？後來才漸漸明白，建造一兩座宮殿只是一種象徵。當政者如果不恤民力，可以不怕勞民傷財而大造宮殿，自然也可以不必怕勞民傷財而去做任何「偉大的」事情，結果定然弄到民窮財盡，天下大亂為止。
管仲曾提出一個主張：「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有許多事情實在是極難辦到的，應當正確估計人民的力量，不要勉強。《禮記·王制篇》中說：「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元代陳皓註解說：「用民力，為冶城郭、途巷、溝渠、宮廟之類。」
那就是徵調民力來從事基本建設，只能占總勞動力的三分之一左右。目前中國的經濟仍是以農業生產為主，基本上和兩千年之前沒有太大的不同。遇到了荒年，古人要更加珍惜使用勞動力。《周禮》上說：「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則一日而已。」意思說遇到了災荒嚴重的年份，徵用民力來從事基本建設，共可占用總勞力的百分之零點三左右。
民固不可勞，財亦不可傷，《禮記·王制篇》上還有一段文字，特別說明一個國家積蓄的重要：「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
這幾天《楊貴妃》電影正在上映，影片中這個唐明皇，在初做皇帝時，政治是非常清明的。他在打獵之時，任用姚崇做宰相。姚崇提出了十點要求，要皇帝答允，他才肯擔任宰相的職位，其中一條要求說：「太后（指武則天）造福光寺，中宗造聖善寺，上皇（指唐明皇的父親睿宗）造金仙、玉真觀，皆費巨百萬，耗蠹生靈。凡寺觀宮殿，臣請止絕建造，可乎？」唐明皇答道：「朕每睹之，心即不安，而況敢為哉？」「心即不安」這四個字，是一個愛護百姓的仁者之言。如果他到晚年時仍能不忘「心即不安」四字，安史之禍是決計不會發生的。
天災的好處
颶風「溫黛小姐」對香港造成了這麼大的損害，能說有什麼好處？但在中國古代，天災雖然害民，卻往往能對百姓有益處。那是因為皇帝認為天災是上天對他施政不滿的一種警告。皇帝是天的兒子。天是不會說話的，它見到皇帝幹得太不像話了，就會降災示罰。所以即使是最暴虐無道的皇帝，遇到天災時，總會暫時地將政治改善一下。最妙的是「日食」，這種天象對百姓毫無害處，但古代的君臣也當是重大天災，是上天的警告。
這種例子，在中國歷史上不知有幾千幾百次。我們這裡只談談漢明帝。明帝是漢光武的兒子，他母親陰麗華是當代著名的美人。漢光武劉秀那時還沒做皇帝，聽到她絕世美貌的名聲，曾說：「娶妻當得陰麗華！」後來果如所願。最後甚至廢了郭后，立她為後。郭后的兒子很識相，把皇太子的位子讓給了明帝。
明帝為人很精明，脾氣卻暴躁，常辱罵大臣，對侍從近臣甚至出手毆打。有一個做郎官的人，名叫藥崧，不知怎的，得罪了明帝，明帝舉杖猛撞。藥崧吃不消了，躲到了床底。明帝大怒，大喝一聲：「郎出！」那藥崧文才很好，出口成章，在床底吟四言詩一首曰：「天子穆穆，諸侯煌煌。未聞人君，自起撞郎。」明帝才饒了他。
像這樣暴躁的皇帝，遇到天災時卻也很聽大臣的勸諫。那一年明帝大建北宮，正逢天旱，有個臣子名叫鍾離意，除下了帽子、鞋子，在宮門奏本道：「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民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明帝回答道：「成湯所引的六事，都是我做皇帝的一人不好，你戴上帽子，穿上鞋子吧，不必客氣。」於是下令停建宮室，所有不必要的基本建設工程，一概停止，同時下詔自我批評，向公卿百僚謝罪。老天也真湊趣，居然便下起了大雨。
「成湯遭旱」云云，據說商湯時大旱七年，湯便剃了光頭，剪短指甲，扮作供奉給上天的牛羊犧牲，以六件事自責：「是不是我的施政不合理？是不是我役使百姓，令得他們太過辛苦？是不是我建造宮室太多？是不是我太聽信宮中婦女的枕邊之言？是不是我的手下官員貪污納賄？是不是歌功頌德、報喜不報憂、瞞騙虛報之徒太得勢了呢？」
鍾離意後來在給明帝的奏章中又誠懇地指出，對百姓不可苛刻，不可施行高壓手段，那麼天災自然會避免，他奏道：「陛下憂恤黎元，而天氣未和，寒暑違節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治職，而以苛刻為俗。百官無相親之心，吏民無雍雍之志，至於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願陛下垂聖德，緩刑罰，順時氣以諷陰陽。」中國古代都有這樣一種信仰：滅時不正，是由於百姓生活痛苦的結果。只要養成了相親相愛的風氣，不是你檢舉我，我告發你，時時刻刻在找旁人的小毛病，那麼自然會陰陽調和，氣候正常。
春秋時，楚國長久沒有天災，楚莊王就害怕起來，說：「上天是忘記了我嗎？為什麼不警誡我呢？」魯哀公時政治很腐敗，剛好逢到長期沒有日食，大家說，上天認為魯哀公已無可救藥，不必再理他，所謂「譴之何益？告之不悟。」因此漢明帝見到天有日食，便下詔書說：「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魯哀禍大，天不降譴。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他意思是說：「上天對我總算還不是置之不理，降下天災來警告一下。我做皇帝的無德，你們做官的可要盡責，來好好幫助我啊。」
永平八年，又有日食，明帝叫百官大鳴大放，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直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將各人批評皇帝的鳴放言論公開，叫百官傳閱，等於是張貼批評皇帝的「大字報」），下詔書道：「群僚所言，皆朕之過：民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悚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現在我是知錯了，就怕我品德太差，過了一些時候，又馬虎隨便起來。）
現在科學昌明，人人知道日食、水旱風災是自然現象，和人類的活動無關。這樣一來，天災就不再成為對當政者的警告（所謂「天變不足畏」）。
民食不足是誰之過
在兩千多年前（公元前一六三年，漢文帝後元年），也是連續有幾年嚴重天災，漢文帝下了一道詔書，劈頭便說：「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歟？」皇帝說「朕甚憂之」，跟著便說自己愚笨，不明其中道理，想起來總是因為我的施政有錯，行為有過失吧！
這是何等的胸襟和氣度！
接下去又一一列舉理由，是不是「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是不是「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歟？何其民食之寡乏也？」雖然是在兩千多年以前，但皇帝並沒有將民食不足的過失一切都推在老天爺頭上，而是擔心自己對待屬下百官還不夠好，擔心自己勞民傷財的無用之事做得太多。這篇詔書最後說：「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他自己承認不懂，請丞相以下，大家一起來研究，只要有利於百姓的事，盡可大鳴大放，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從秦朝以至漢初，有一種官叫作「秘祝」，如果發生了什麼天災怪異，這種「秘祝」官的責任，就是要找出一種天文學上的理論根據，來委過於哪一個臣子。例如，說某地大水災、某地大地震，「秘祝」便說，這是國防部部長做事不對，應當罷免，或者是農業部部長未盡職責，該當殺頭。有了這「秘祝」之官，皇帝就永遠是對的。一切過失由臣子或百姓來負擔。但漢文帝認為不對，他說百官是我任命的，他們做錯了事，應當由我負責，「秘祝」之官將我的過失推諉給我的幹部，實則是在張揚我的不道德行為。他的另一道詔書中曾說道：「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由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弗取。其除之！」
歷史上對文帝的施政，說那時候「議論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行天化下，告訐之俗易。吏史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寖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當時社會上的風俗是寬厚仁篤，連談論別人的過失也覺羞恥，告密之事更是極少發生。
漢文帝直到臨死，還在關懷百姓。他叫群臣百姓在他死後不可服喪太久，以致妨礙正常生活。他說自己一生對百姓沒有什麼幫助，已經十分過意不去，怎可因自己的死亡而再來連累大家？他遺詔中道：「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萬物之自然，奚可甚哀？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
兩千多年之後，我們讀到這遺詔，仍是不免有心酸之感。當政者愛民以德，老百姓自然擁護。他不必自稱是「英明的、偉大的」，也不必叫人在聽到他名字時必須「立正致敬」，相反地，他總是念念不忘於自己的「不德」，念念不忘於「無以佐百姓」。
柳宗元·郭沬若·郭橐駝
報載，柳州紀念柳宗元的柳侯祠，現在已成為柳侯公園，郭沫若先生遊覽後有律詩一首，詩云：「柳州舊有柳侯祠，有德於民民祀之，丹荔黃蕉居士字，劍銘衣冢後人思。誕敷文教鋤奴俗，藻飾溪山費品題，往日瘴鄉流竄地，於今沆瀣沁心脾。」柳侯祠有韓愈作而蘇東坡書的一塊碑，紀念柳宗元的事跡，第一句是「荔枝丹兮蕉黃」，柳侯祠旁有柳宗元的衣冠冢。郭詩中丹荔黃蕉、劍銘衣冢云云，當是指此而言。
韓柳向來被認為是文章之宗，柳宗元和韓愈並稱。韓愈曾被貶至潮州做官，柳宗元曾被貶至柳州做官，兩個人各和兩廣有關，而且各在當地做了好多好事。兩人文章齊名，但說到道德，千載以來，總是認為柳不如韓。因為柳宗元曾附和王叔文，王叔文一向被認為是奸詐小人。但近來有許多歷史學家替王叔文翻案，說他是「進步政治集團的領導人」「壓抑權貴的進步政治家」。
看到報上所載郭沫若先生寫詩描寫柳宗元，不禁想起千載以前，柳宗元的筆下也曾描寫過一位姓郭的人。這位郭先生是個駝子，不是文豪詩人而是種樹專家。這篇文章許多人都讀過的，那就是《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種樹的本事高明至極，所種之樹，無一不活，所結的果實又極多。人家問他有什麼秘訣，他說秘訣很簡單，只不過是順於樹木的天性，不去妨礙它的生長而已，種好之後，不再去理會而已。郭橐駝說，有些辛辛苦苦的種樹家卻不然，樹木的根本要舒展，他們卻將之卷了起來；樹木喜歡生慣了舊土，他們卻去搬了新土來，自以為有益於樹木。早晨去瞧瞧，晚上去摸摸，剝開些樹皮來看看是否活了，搖動樹幹看看是否種牢，結果是「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
人家又問到做官的道理，郭橐駝道：「我只知種樹，做官的道理是不懂的。但我在鄉下看見官員們最喜歡發號施令，好像是非常愛護老百姓的樣子，其實是造成了極大的災禍，早晨傍晚，不斷有官吏來下命令：『長官叫你們大力耕田，叫你們要做好植樹的工作，督促你們展開秋收，快些繅絲啊，快些織布啊，你們的幼兒要好好撫養教育，大力開展養雞運動，大力推廣養豬運動！』他們打鼓敲木，召集群眾，鼓動生產熱情，布置農業工作，我們小百姓為了應付長官，連吃飯也沒工夫，哪裡還說得上安居樂業？大家累得半死，憔悴疲病，我們這些莊稼人還活得成嗎？」[1]
《資治通鑑》的作者司馬光不贊成柳宗元的政治作風，但很佩服這篇《種樹郭橐駝傳》，在《資治通鑑》中曾節錄此文，評曰：「此其文之有理者也。」
注釋
[1]原文是：「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勖爾植，督爾獲，早繅而緒，早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
原載於《明報月刊》一九六六年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