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岳飛與秦檜
金庸
讀到《文匯報》今年十月二十一日第八版所發表的劉金先生《向金庸先生進一言》一文，盛念可感，文中對史事的意見，本人全部同意，並佩服劉先生對歷史的見解，但我跟著第一個聯想，是西方學術界所流行的用於辯論的一種滑稽方式。思兔sto55.com
X先生辯論落於下風，於是說：「Y先生，近來聽說你不打你母親了，那是很大的進步。我對你做一項友誼的忠告：打人是犯法的，打你母親更加不好，萬一把她打死了，罪重得很。你的母親行為不良，你還是好好勸告她吧，不要重拳打她。」事實上，Y先生很孝順母親，眾所周知。X先生用「聽說」兩個字，就把捏造的謊話和誹謗強加在對方身上，以此誹謗為前提，大做文章。Y先生不能辯稱打母親是好的，也不能說「近來不打母親了」，因為他從來沒有打過母親，他母親也不是行為不良。
劉金先生的文章開頭便說：「據傳媒透露，金庸先生認為岳飛如何如何，秦檜如何如何」，是什麼傳媒，在什麼場所，哪一月哪一日聽到我怎樣說，完全不提。事實是，我從來沒有說過劉金先生所引述（或捏造）那一段話。我近來在研究歷史，那是事實，但我正在學習與探討的西洋史是古希臘史與古羅馬史，正在讀Herodotus與Plutarch的作品，中國史正在精讀翦伯贊、張傳璽兩位關於秦漢史的著作。翦先生「四讀」《漢書》，歷史學家傳為美談，我很想打好堅實史學基礎，學習前輩，每天正在下苦功第「二」次點讀《漢書》，絕無時間再去涉獵宋史。岳飛、秦檜是我少年時關心的題目，這幾年我心中盤旋的儘是霍去病、張安世、董仲舒那些人物，連鄧禹、吳漢他們也不大想到，更不要說秦檜了。
金庸：批評者自呈想像，以虛妄意見硬加於我身上，未免近似「文革」時無聊大字報的栽贓作風。
對我批評指教，歡迎之至。但要批評指教我的任何見解，都應以我正式發表的文字或完整的演講記錄為準。批評者自呈想像，以虛妄意見硬加於我身上。在《金庸作品集》三十六冊之中，確有提到岳飛與秦檜之處，任何有歷史眼光、有基本歷史知識之人，一看到那些文字，立刻便知所謂「據傳媒透露」云云全不可靠，絕無根據，因與我過去已發表之意見截然相反。
我比較重要的小說《射鵰英雄傳》及《神鵰俠侶》以反抗金兵殘暴侵略為題，劉金先生不妨隨便找十個中學生少年來問一問：「郭靖、楊康的名字因何而來？」相信多半有人能答：「為了要雪靖康之恥。岳飛《滿江紅》詞說：『靖康恥、猶未雪。』」肯定岳飛、貶斥秦檜的篇章，書中太多，不能盡引。《射鵰英雄傳》的主要事件之一便是尋找《武穆遺書》。武穆者，岳武穆也。我是杭州人，岳廟是兒童時、少年時常游之地，不跟著同學們在秦檜鐵像上撒尿，只是由於大人聲稱行為太不文雅而阻止，豈有稱道秦檜之理？劉先生如能撥冗翻閱一下《射鵰英雄傳》，相信便可了解。
在我所撰《三十三劍客圖》文中，有直接提到岳飛與秦檜的處所，不妨引述於下，以供劉金先生參閱：
岳飛被害千古大獄，歷來都歸罪於秦檜。但後人論史也偶有指出，倘若不是宋高宗同意，秦檜無法害死岳飛。文徵明《滿江紅》有句云：「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說明秦檜只不過迎合高宗的心意而已。不過論者認為高宗之所以要殺岳飛，是怕岳飛北伐成功，迎回欽宗（高宗的哥哥，其時徽宗已死），高宗的皇位便受到威脅。我想這雖是理由之一，但絕不會是很重要的原因。高宗做皇帝已久，文臣武將都是他所用之人。欽宗即使回來，也決計做不成皇帝。高宗要殺岳飛，相信和苗傅、劉正彥這一次叛變有很大關係。
疑忌武將是宋朝的傳統。宋太祖以手握兵權而黃袍加身，後世子孫都怕大將學樣。秦檜誣陷岳飛造反，正好迎合了高宗的心意。要知高宗趙構是個極聰明之人，如果他不是自己想殺岳飛，秦檜的誣陷一定不會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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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中提到了秦檜，趁這機會談談這個歷史上有名的奸相。
秦檜，字會之，建康（今南京）人。在靖康年間，他是有名的主戰派。皇帝派他隨同張邦昌去和金人講和，秦檜說：「是行專為割地，與臣初議矛盾，失臣本心。」堅決不去。後來金人要求割地，皇帝召開廷議，重臣大官中七十人主張割地，三十六人反對，秦檜是這三十六人的首領。
後來金兵南下，汴京失守，徽、欽二帝被擄，金人命百官推張邦昌為帝。「百官軍民皆失色不敢答」，秦檜大膽上書，誓死反對。
後來金人終於立張邦昌為帝，擄了秦檜北去。
秦檜被俘虜這段時間，到底遭遇如何，史無可考，但相信一定是大受虐待，終於抵抗不了威脅，屈膝投降。一般認為，他之所以能全家南歸，是金人暗中和他有了密約，放他回來做奸細的。金人當然掌握了他投降的證據和把柄，使他無法反悔，從此終身成為金國的大間諜。由於他以前所表現的氣節，所以一到朝廷，高宗就任他為禮部尚書。
秦檜當權時力主和議，但真正決定和議大計的，其實還是高宗自己。當時文臣武將，大都反對與金人講和。《宋史·秦檜傳》有這樣一段記載：紹興八年「十月，宰執入見，檜獨身留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群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亦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為未也，曰：『臣恐別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帝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確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勿許群預」。
這段文字記得清清楚楚，說明了誰是和議的真正主持人。一般所謂奸臣，是皇帝糊塗，奸臣弄權。但高宗一點也不糊塗，秦檜只是迎合上意，乘機攬權，至於殺岳飛，等等，都不過是執行高宗的決策，而這樣做也正配合了他作為金國大間諜的任務。
秦檜當國十九年，他任內自然是壞事做盡。據《宋史·秦檜傳》所載，有不少作為是很具典型性的。《宋史》是元朝右丞相脫脫等所修，以異族人的觀點寫史，不至於故意捏造事實來毀謗秦檜。下面是《秦檜傳》中所記錄的一些事例。
高宗和金人媾和，割地稱臣，民間大憤。太學生張伯麟在壁上題詞：「夫差，爾忘越王殺爾父乎？」有人告發，張伯麟被捉去打板子，面上刺字，發配充軍。夫差之父與越王戰，受傷而死，夫差為了報仇，派人日夜向他說這句話，以提高復仇的決心。張伯麟在壁上題這句話，當然是借古諷今，諷刺高宗忘了父親徽宗被金人所擄而死的奇恥大辱。
秦檜下令禁止士人撰作史書，於是無恥文人紛紛迎合，司馬光的不肖曾孫司馬攸上書，宣稱《涑水紀聞》一書，不是他曾祖的著作。吏部尚書李光的子孫，將李光的藏書萬卷都燒了，以免惹禍。可是有一個名叫曹泳的人，還是告發李光的兒子李孟堅，說他讀過父親所作的私史，卻不自首坦白。於是李孟堅被充軍，朝中大官有八人受到牽累，曹泳卻升了官。
「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譏議，即捕治，中以深文。」所謂「中以深文」即羅織重大的罪名，加在亂說亂講之人的身上。
有一個名叫何溥的人，迎合秦檜，上書說程頤、張載這些大理學家的著作是「專門曲學」，須「力加禁絕」「人無敢以為非」。
許多文人學士紛紛撰文作詩，歌頌秦檜的功德，稱為「聖相」。若是拿他來和前朝賢相相比，便認為不夠，必須稱之為「元聖」。秦檜「晚年殘忍尤甚，數興大獄。而又喜諛佞，不避形跡」。不論贊他如何如何偉大英明，他都毫不怕丑，坦然接受，視為當然。「凡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語言，以中傷善類。欲有言者，恐觸忌諱，畏言國事。」
「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為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為功。其矯誣也，無罪可狀，不過曰『謗訕』，曰『指斥』，曰『怨望』，曰『立黨沽名』，甚則曰『有無君心』。」說人內心不尊敬皇帝，也算是罪狀。
《續資治通鑑》中說秦檜「初見財用不足，密諭江浙監司暗增民稅七八，故民力重困，飢死者眾。又命察事卒數百游市間，聞言其奸惡者，即捕送大理獄殺之；上書言朝政者，例貶萬里外。日使士人歌頌太平中興之美。士人稍有政聲名譽者，必斥逐之」。
（以上引文見三聯書店版《金庸作品集》二十七冊第七九九至八二九頁。）
這是本人正式發表的涉及岳飛與秦檜的文字，至於《文匯報》所載劉金一文所說的屬於岳飛與秦檜的文字，若非劉先生自撰，便是亂抄台、港、大陸懷有惡意之人的誹謗，稱之曰「據傳媒透露」。若以此五字引頭，任何胡言亂語都可任意加上去。
我曾在台灣公開發表言論，不贊成「台獨」，批評李登輝；我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香港回歸之前，不少香港傳媒「支持英國殖民利益」「逢中必反」（反對中國的利益），經常與我激烈論戰，因此台、港傳媒如有故意造謠，捏造有關我的虛假信息，出於政治動機，事所常有。內地冒名「金庸」之作何止千百種，猥褻色情者有之，神怪荒唐者有之，別字連篇、語句不通者有之，亦有以別人著作妄加「金庸」之名而出版圖利者。普通讀者一望而知真偽，上當者甚少。劉金先生既為碩學通人，豈有難辨是非之理？豈連少年兒童亦不如乎？
編後：《筆會》十月二十一日發表劉金先生的雜文《向金庸先生進一言》後，金庸先生來信，表示「不勝駭異」，並寄來《論岳飛與秦檜》一文。現將此文發表。據我們了解，劉金先生是根據九月十八日上海《文學報》上刊登的《金庸寫作近況》發而為文的，而《金庸寫作近況》又是摘自北京《青年參考》九月五日發表的孝文《金庸最近在寫什麼》一文，只刪去了一小段。而該文又是根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副刊八月二十一日第六版同題文章摘錄的。據查，《聯合早報》一文是從八月十一日台灣《中國時報》的新聞《金庸現在在寫什麼？》中摘錄的。可見，引文、編文須慎重。
原載於《明報月刊》一九九八年第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