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天下縱橫，一個屬於士子的時代！公孫鞅對戰陳軫：偽君子與真小人的較量

  公孫鞅與陳軫在《鬼谷子的局》第一部中起著主導全局的作用。思兔閱讀sto55.com從開始的河西之戰至最終的渭河灘，彼此絞盡腦汁地鉤心斗角、互相利用，總體看來是互有勝負、平分秋色。整個第一部，這一對活寶可謂是相知相敬、相愛相殺了。

  從人性的角度來分析，公孫鞅可謂是偽君子，陳軫便是真小人。在這一點上，雙方都瞧不起對方：公孫鞅數落陳軫見風使舵、朝秦暮楚，赤裸裸一勢利小人；陳軫奚落公孫鞅表里比興、口蜜腹劍，實實在一衣冠禽獸。然而，偽君子偽善於表，真小人見惡於外，兩人在某種程度上是一丘之貉：為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擇手段！

  先秦時期，除奴隸外的自由者可分為四個階層：士、農、工、商，公孫鞅與陳軫同屬於「士」這一階層。就士而論，大致可分為四種：第一種是天下士，即類似范仲淹那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天下為己任，如蘇秦、隨巢子；第二種是國士，類似林則徐「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那樣為國鞠躬盡瘁的，像白圭、屈原；第三種是俗士，類似李斯那般「人之不肖譬如鼠，在其自處耳」的追名逐利之士，典型代表有陳軫、淳于髡；最後一種蠹士，就像路易十六「我死之後，哪怕洪水滔天」這種極端個人主義者，燕易王、靳尚便是此類。四士之中，天下士、國士已脫離「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種動物本能追求，進而向精神方面追求的這種境界。而俗士與蠹士，則仍局限於物質方面，其中的區別便是：俗士有原則，蠹士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公孫鞅介於天下士與國士之間：為國，他處心積慮地除舊立新、朋比結黨，以期借秦國這棵蒼天大樹來達到人生之巔峰。這一點像白圭，所不同的是，公孫鞅側重於自己，白圭更傾向國家。白圭有底線、穩紮穩打，以強國、富名、勤王為立國之本；公孫鞅則是投機取巧、事興敵所羞為，以公主為誘餌假意睦鄰，在盟約墨跡未乾之際臨陣倒戈。雖說用心險惡，然而換個角度講，國與國之間只有實力與利益的制衡，何來君子小人之說？為天下，他在預感身不能保之時奮筆疾書《商君書》，衷心希望自己的新法能夠「天長地久，惠澤天下」。如此頗像隨巢子，有所不同的是，隨巢子是真正憂天下之所憂，而公孫鞅卻更在乎自己死後的不朽功名。

  陳軫則介於俗士與蠹士之間：因為俗，他處事兩面三刀，一邊食君之祿，一邊違國之法度而私行商道，最後又將「違法所得」無償捐贈於國以示其忠心。然而，他卻有自己的底線：當國家利益與自身利益相衝突時，總以國家利益為重，因為他很清楚，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魏若失勢，身為魏臣的自己亦無立身之處）。這一點像李斯與龐涓，兩人明「以國家利益為重」而行大義滅親之舉（李斯誣韓非於始皇，龐涓誹孫臏於惠王），實則因自己的猜忌心而「見利忘義」。與之不同的是，陳軫不會因「猜妒」而陷害知己，他始終堅持自己那一套底線；說他「蠹」，他雖不至於像路易十六那樣極端個人主義，卻也為博得君心而草菅人命（龐衡父子、鳳鳴龍吟事件等）。而同樣是「有奶即是娘」、「食君之祿，忠君之事」的滑稽之士淳于髡就絕不會這麼做，遇類似情況他勢必會這樣想：能達成目的的方法多了去了，老光頭我何必行此損招？

  至於二人何以一個是偽君子，一個是真小人，除性格使然外，形勢所迫方是其真章。早先公孫鞅仕魏，因出身卑微而見逐於魏惠侯。雄心壯志受挫後，毅然西赴秦，受秦孝公賞識且被委以重任，最終裂地封君。他的成功，不同於蘇秦遊說秦惠文公時那種「不得其情而說之，見非」（間接地向天下揭露秦國潛力），因此被惠文公拒之以「羽翼未豐」。公孫鞅遊說秦孝公時，正值秦失河西戰略要地，面臨內憂外患之際。這時候公孫鞅一針見血地指出其原因便是「內虱」（世襲貴族）及商賈勢力作祟，經他那海闊天空的分析後充分地得到了孝公的認可，可謂「得其情，說而飛之」，牢牢地將「君心」控制在手中。隨著新法的順利推行，公孫鞅在秦地位及於列國威望與日俱增，位極人臣的他，妄想盡己所能來向世人彰顯其之大無畏精神（身死法在，新法「天長地久，惠澤天下」）之表以掩飾追求個人獨裁之實（他的新法不允許人議論，無論說新法好、壞）。可謂實實在一偽君子！

  陳軫則恰恰相反。他本是陳國人，初來魏國，一無根基，二無黨羽，可謂「徹徹底底」的白手起家，完全憑著自己那三寸不爛之舌博得君心，歷經多年辛勞方才謀得個「有名無實」的上大夫爵位。當然，陳軫非久甘人下之輩，他有對權力的野心（圖謀相位）。同樣他也是個聰明人，為免蹈白圭覆轍而明著奉公，暗地裡培植自己的勢力（元亨樓之類經商渠道）。

  說到白圭之覆轍，這裡有必要岔開講一下自古迄今的政商關係。當權者為鞏固政權，總會想盡一切辦法使被統治者認為其統治合理，或以意識形態方面（多以君權神授之類的宗教性質）的種種理由來堂而皇之地解釋其合法性，或通過各種強制性的措施來將權、力與爵、祿分開來。這裡的權與爵、力與祿指的是地位與財富。單有權、爵而無力、祿之輔，則一切美好理想、隆中對策與空中樓閣、鏡中鮮花無異；僅有力、祿而無權、爵之助，那麼再好的強弓勁弩、錦囊妙計也似馬入川海般無用武之地。甭說先秦，直至今日的諸多法令如現役軍人不得開辦基金帳戶等亦是將權、爵與力、祿分離的手段。白圭在魏位極人臣，又兼列國巨賈，無論他忠心與否，魏惠侯對他有所提防亦是情理之中。陳軫清楚地知道，正是這種提防，方是讓君上疏遠白圭而親近自己的原因。一方面出於國家長遠利益考慮，魏惠侯一步步考驗陳軫與公子卬是否堪當重任；一方面又出於權力方面，唯有陳軫、公子卬這一文一武與白圭、龍賈始終相互角逐而至勢力制衡，他魏家方能權力穩固。即便在王權高度集中的大一統中央集權制的滿清王朝，乾隆皇帝亦是以類似之法，對和砷與紀曉嵐的明爭暗鬥睜隻眼閉隻眼，最終使愛新覺羅家的地位穩固，何況又是在王權相對較弱的先秦時期呢？

  陳軫是個徹徹底底的現實主義者，相當清楚空有爵位還不行，還要有與之相匹配的實力（財富），否則與傀儡無異。而一旦位極人臣，一則不涉商不會引起主君的懷疑，再則即便君上知道了，屆時陳軫所應對的方法多的是，處境也不會如白圭那樣。這便是他為何甘願冒觸大魏律法之險而暗行商道，且在關鍵時刻將「違法」所得悉數捐出以示其忠心，待危急一過再度重操舊業，可謂穩紮穩打，將即得利益與風險比值算得淋漓盡致（若將陳軫開設元亨樓之類經商之途所要付出的代價死亡算作風險指數1，那麼與之相獲得的既得利益便是100，收益風險比為0.01，相對而言是下了一種非常穩當的賭注）。然而，這種做法令多數魏國朝臣所不齒，以此數落陳軫是個地地道道的「真小人」、「弄臣」！這其中包括慕心與妒心，也是陳軫在當朝僅有公子卬一個可靠同伴的主要原因。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現實中類似公孫鞅、陳軫之類的偽君子、真小人比比皆是，都在為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而爾虞我詐、鉤心斗角。但是，前者有底線、有情懷，在現代化高度發達的資訊時代，伴隨著無神論思潮，偽君子與真小人徹徹底底淪為名利之「機器」！是否該為此反思一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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