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6章 大宋文官,開始分裂


  第156章 大宋文官,開始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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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書則長無書則短,一晃眼潘惟熙占據廣州已經一年半的時間了,而大宋朝廷在這一年半里,就像是死了一樣。

  從潘惟熙離京南下開始算的話,至今已經有兩年多,將近三年了,將近三年的時間裡發生了很多事,即使潘惟熙人不在大宋的中樞但他所造成的影響,卻依然足以讓整個大宋都時時處在風暴之中。

  好的方面,自然便是社會經濟繁榮,國庫財政充裕,百姓生活水平極大提高,而且三年裡整個國家沒有任何大的戰事,真正讓百姓過了幾個太平年。

  大名府,延安府,杭州府,這三個潘惟熙本人影響最大的城市在潘惟熙走後依舊繁榮,用現代術語就是GDP增長賊他媽快,虹吸現象也極為嚴重,在短短的幾年時間裡都已經成長為了百萬人口規模的大城市。

  在封建社會,一個自給自足,不依靠朝廷稅款轉移的百萬人口城市代表著什麼?代表著這個城市本身就是想割據就割據,朝廷對這個城市已經沒什麼優勢可言了,就連徵稅也已經變得十分困難。

  這種影響完全是連鎖式的,幾座城市的人口突破百萬,意味著整個路,乃至周邊臨近的幾個路也必須得圍著它轉,人口被大量虹吸之后土地也出現了大量的拋荒,因為大量的拋荒又要吸引大量的流民,流民不夠,就需要大量的買賣人口了。

  幾個路的轉運使這下徹底尷尬了,以杭州為例,除了作為農業稅的兩稅之外,它自己一個城就占據了整個兩浙路九成五以上的稅收,這還是杭州地區並不肯好好繳稅的緣故。

  這又導致了杭州知府在兩浙路轉運使面前表現得往往格外的強勢,尤其是杭州知府又是寇準的情況下,基本上他這個漕司基本已經混成寇準的跟班小弟了。

  大名府和延安府那邊也都差不多,大名府的知府是李繼隆,延安府是向敏中,本來就都是大佬,這導致了這幾個府現在內部事務上幾乎可以獨斷,除了必要的稅收之後財政完全截留,發展的很好。

  但是實際上,這就算不是割據,它們三個商業都市也不敢有割據的心思,但是太祖以來的強幹弱枝卻是一定已經被打破了的,而且之所以一直不把他們三個大佬調走,也確實是因為不知道調走之後還能派誰過去。

  也是因為實際需要,三個城市都建立了自己的警察部隊,都是兩萬多人,而且與軍隊系統相對獨立,怎麼看都是桀驁不馴,難以管束的狀態,很多的兩府相公都想不明白,李繼隆不聽話也就罷了,為什麼寇準也會這樣,寇準這樣也就罷了,為什麼向敏中也會變成這樣。

  朝廷不是沒想過辦法的,幾年裡兩府相公們一直在往三個地方派通判,但每一個判官,不管去之前是什麼立場,去了之後幾乎都會在幾個月內轉變立場,成為所謂的新黨派。

  而且新黨的成員也確實是越來越多了,和之前兩府相公,所有文官集體反對潘惟熙亂來,只是不好處理他不同,現在,卻是連中樞的文官都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支持潘惟熙了。

  眼下,兩府大臣之中,保守派以王欽若為首,參知政事王旦為主,認為潘惟熙還是禍國殃民的,應該儘可能的撥亂反正,強幹弱枝,對三府收以更多的賦稅,對地方軍隊和官府進行程序更複雜的管理以確保不會失控,尤其是要在軍事上對其進行包圍。

  比如延安府那邊,王欽若就主張延安府本地只保留警察,但是整個涇源路環慶路軍隊保留,甚至廊延路也要保留軍隊,但不駐紮在延安府,由朝廷直接管控,還要把曹瑋和秦翰都給換掉,調他們來宣徽院,退一步樞密院也行。

  另一派則是以丁謂為首,主張進行積極的財政改革和稅務改革,雖然只是三司使,但他正好是管錢的。

  潘惟熙也是萬萬沒有想到,自己居然會和這個歷史上真宗朝最大的大奸臣成為一黨,這個丁謂,莫名其妙,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就成了潘惟熙在開封朝堂上最堅定,最可靠的盟友。

  潘惟熙臨走之前還特意好一頓的叮囑了陳堯叟,壓根就沒想過自己會和丁謂有交集,沒成想現在丁謂卻是完全繼承了他的政治主張,絕大多數的政治改革方向,居然都和潘惟熙自己想的不謀而合。

  一度讓潘惟熙自己都琢磨,自己是不是莫名其妙也成了奸臣了,要不然為啥會和這個奸臣英雄所見略同?

  作為宰相的陳堯叟則是態度含糊,模稜兩可,反而有些一直在和稀泥的意思,整體上政治立場偏保守黨這一邊,大體上還是幫王欽若拉偏架的。

  但是全天下的人都不相信他是保守派,他二弟陳堯佐,雖然人已經不在朝堂,但現在仍是雜誌社的總編纂,誰不知道他是潘惟熙的忠實擁躉。

  三弟陳堯咨,並未如歷史上一樣捲入到科舉舞弊案中,依然擔任知制誥,乃是兩制大臣中的人物,基本上已經預定翰林學士,不出意外的話也是要進兩府的。

  此人受了陳堯佐的影響,現在也是變法的積極分子,但他跟丁謂還尿不到一個葫里去,乃是個變法派,主張大宋要變,就不能只在經濟,稅收上著手,而應該進行全面的,系統性的變法,強幹弱枝是太祖朝的國策,已經不合時宜了,必須要變。

  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提出的許多政治主張已經跟潘惟熙本人都沒啥關係了,完全是一個提前出場的王安石的樣子。

  而更關鍵的是,陳堯叟的親爹陳省華,還是當朝的開封府尹,而且隱隱的甚至已經有些尾大不掉了,同樣也是新黨派的堅定支持者,主力大臣。

  要知道正常來說,陳堯叟在當了宰相之後,他爹這個開封府尹就應該要逐漸退居二線的。

  他們家勢力有點太大了,父子倆都擔任這麼重要的職務,瓜田李下,確實是有點說不通的。

  然而其實,潘惟熙給大宋帶來的影響其實並不只是大名府、延安、杭州三個城市日新月異,開封城本身,幾年裡同樣也一直在脫胎換骨,其人口數量,繁華程度,財稅規模,都要遠超過大名府和杭州,跟延安比就更不必說了。

  開封是大宋的經濟中心麼,大量的貨物都在此處集散,將門的產業也大多都在這,瀘州的化工廠投產之後,出於保密和專管的需要,絕大多數的化工產業都已經搬到了開封,比如杭州造船廠用的膠,比如遼國那邊要用得到的羊毛清洗劑。

  還有印刷啊,造紙啊這些。

  另外開封還有一個其他地方都沒有的獨特優勢,就是冶鐵業格外的發達。

  鹽鐵管制麼,大宋的冶鐵,不管是軍用還是民用,都要在開封進行冶煉。

  隨著造船越來越便宜,大宋現在的船運成本大幅降低,即便開封的漕運體系天下第一,也已經撐不住了。

  於是開封和大名府,太原,延安府之間,現在都已經建起了木軌。

  其實鐵路這東西即便是對於大宋人來說也並不陌生,不是不能理解,早在秦朝的時候就有了秦馳道麼,書同文車同軌說得不就是馳道。

  用木頭鋪設兩條軌道,上面放上車,用馬拉著跑就是了麼,這玩意並不一定非得修鐵路的。

  不過一來修軌道太貴,太難維護,木頭這玩意蟲吃鼠咬水泡火燒的,太容易爛了,每一根木頭都像船木一樣預處理的話成本就太高了。

  二來其實也沒多大必要,開封這地方漕運發達,以前的時候僅靠漕運完全可以滿足物流運輸的需求。

  但是現在不同了,需求有了,技術也有了,杭州船廠那邊連造船都不用太費勁的預處理木料了,直接將造船的技術應用在軌道上不就得了。

  而且現在有了瀝青,陸地上直接鋪一層碎石或者沙子,然後用瀝青一搞,就變成了硬路基。

  兩年的時間,三條軌道都是在陳省華的主持下修建的,甚至都不用朝廷出錢,幾個地方的商賈自己集資就把軌道給修了,作為回報,民間使用軌道要給買票,他們則分潤票錢。

  焦煤煉鐵技術和煤油燒結技術等新技術讓大宋現在的煉鐵和冶鐵能力有了極大的提升,煉鐵效率比以前高了幾十倍幾百倍都不止。

  總而言之,就是開封現在也特別的繁榮,每天光是收關稅和住稅就有花不完的地方財政,這地方特殊,也不用成立專門的警察部隊。

  這麼多的事情就導致開封府現在行政班子越來越大,臨時工越來越多,事務越來越繁忙,離開了陳省華別人都玩不轉了,而且和杭州延安大名府一樣,除了他這個宰相的親爹之外,這個活兒一般人也真不好幹了,為了發展,常常要和朝廷發生衝突。

  所以稀里糊塗的陳省華這個開封知府一直干到現在也沒有換人,他本人,乃至整個開封府系的所有官員,也全部都是鐵桿的新派,都是支持潘惟熙的,甚至也都在反對所謂的強幹弱枝了。

  開封府地位特殊,可不代表開封府和朝廷之間就沒有央地矛盾了。

  這陳堯叟一個父親兩個弟弟全都是改革派,他本人干宰相,還整天一副和稀泥的樣子,你說他心向保守派誰相信啊。

  也正是因此,這兩年裡朝廷的事情太多,太大,處處都在亂,又確實是處處都在好,連文臣現在都分成了兩個陣營。

  誰還有空管嶺南的事啊。

  潘惟熙要當嶺南王?

  他要是真的只當一個嶺南王就能滿足的話,怕不是連王欽若都要放鞭炮慶祝的,在那些保守派看來眼下的局面分明已經是潘惟熙一黨要顛覆大宋政權了。

  而那些改革進步派,那就更不相信潘惟熙要顛覆嶺南了,潘惟熙分明是在發展嶺南麼,就算發展的手段是大逆不道,但是這就是潘惟熙麼,他之前在河北和陝西不都是大逆不道麼?越是大逆不道,當地就越有發展麼。

  一個嶺南,就讓他放手摺騰去唄。

  總之,不管是保守派還是進步派,文官們集體無視了潘惟熙在嶺南搞事,兩年了,愣是不管不問,大家都忙得跟陀螺一樣,焦頭爛額。

  黨爭的焦點,以及兩年來朝廷工作的重心,還是放在了財稅改革上。

  早在兩年之前,公知雜誌就發表過,關於稅收改革的探討,反正說什麼的都有,但一直討論到現在都兩年了,也始終沒討論出一個所以然來,大家依舊是爭論不休。

  目前主流的觀點有三,其一是乾脆取消鹽鐵稅,將鹽鐵生產,榷場銷售的加價的權力完全交給地方朝廷,讓地方朝廷因地制宜,定下來就幾年不變,這筆錢也可以極大的解決地方沒錢的問題。

  但是一來這違反了強幹弱枝的基本原則,二來鹽鐵稅真的讓地方自行調節的話反而很容易導致商人們鑽了其中的漏洞,從而大薅特薅朝廷的羊毛,故而反對的聲音一直很大,但目前朝廷還真是在往這個方向在走。

  因為不管保守派還是維新派,對此還真都不算太反對。

  其二則是主張乾脆就這麼著,甚至是乾脆反其道而行之,反而進一步加大轉運使的權力,進而加強中央集權,讓地方官府全都乾脆萎靡,衰落下來算了,這樣也能確保天下不會再出現新的大名府,杭州之流,同時將天下之財聚於開封,也有利於大宋皇權的進一步穩定。

  持這一觀點的自然都是保守派了,這其實也是歷史上王安石變法之後的大宋現狀,王安石變法其中的一個核心財稅主張其實就是將地方上的財政結餘全都收上來,增加轉運使的權力減少知府的權力。

  北宋麼,其實每一代皇帝都在變法,代代的政策都不一樣,後世營銷號總是二極體,要麼將歷代缺點集於大成黑宋,要麼將歷代優點集於大成吹宋。

  不過這種明顯加強中央集權的激進財稅政策卻被進步派官員強烈反對,丁謂這個本該是大奸臣的人物更是不惜和昔日戰友王欽若在朝堂上破口對罵。

  歸其根本,大宋現在其實主要的財稅手段已經是鑄幣稅了,在潘惟熙的運作之下朝廷可以很輕易的對外貸款,既刺激經濟,又解決財稅問題,兩難自解的同時,三司衙門內部的上上下下都能通過貸款獲得極大的好處,擁有極大的權力,貸款這種事是很容易上下其手的。

  而且現在的北宋貸款還能促進經濟發展,解決就業,以至於他在民間的名聲還非常的不錯,這種公司兩便事情,讓整個三司衙門的從上到下都非常的支持潘惟熙。

  你搞強幹弱枝,將天下之財都聚在開封的話,他們三司以後貸款貸給誰去?

  至於其三,當然便是新党進步派官員的主張了,卻是提出了議稅制,讓轉運使和各地政府商量著繳稅,窮一些的地方完全可以少繳稅甚至不繳稅,鹽鐵稅雖然照收,且調節權力留在中樞三司,但是並不經漕司收繳,而是留下來發展地方。

  富的地方要多繳稅,但朝廷要和當地商人商議,可以考慮乾脆取消富裕地方的鹽鐵稅,但要改革關稅和住稅,進行一定的包稅制改革,簡單來說就是像大名府這種地方由朝廷和知府商量具體要交多少稅,繳個總數,然後知府再去和當地的商賈富戶們商議這些稅怎麼收,誰來交多少。

  頗有些英國大憲章的那個味兒了。

  潘惟熙壓根沒參與這些討論,因為他也知道他腦子裡所謂的那些先進經驗在這個時代未必適用,稅制改革是大事,他怕他隨口一說,就被當做是對的,也不驗證就草草施行,到時候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那他的罪過就太大了。

  總之就是,中樞商量他們的,潘惟熙自己在嶺南干自己的,而經過了近兩年的猥瑣發育,潘惟熙這邊也終於是準備就緒,嶺南地區確實是擁有了更加強悍的軍力和財力。

  在完全沒有得到朝廷授權和中央支持的情況下,他,終於要對交趾動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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