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6章 我沒有錢
那幾年，東京最不值錢的東西，大概就是錢。
偏偏我沒有。
我第一次聽人說，一千萬日元根本算不上錢，是在新宿一家居酒屋裡。
那時我已經離開工地，在品川的倉庫做過夜班，也替新宿的店鋪搬過貨，後來又被一家勞務會社送去澀谷負責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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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比最初扛水泥的時候高了一些，可每個月剛發下來，債權管理會社便會先扣走大半。剩下的錢裝進信封，我帶回南千住，交給妻子。
她會把房租、水電、米、味噌和錢湯的錢一項項寫在本子上，最後剩下的幾張鈔票，用夾子夾在廚房的木架上。
那就是我們一個月可以自由支配的錢。
居酒屋裡的那個男人，卻在抱怨自己只有一千萬日元。
他和我一起做配送，比我年輕十來歲，父親在埼玉開一家小印刷廠。
那天剛發獎金，他請我們幾個喝酒，一邊喝一邊說自己準備買一套公寓。
「池袋那邊，四千多萬。」
旁邊的人聽得眼睛都亮了。
「你哪來這麼多錢？」
「銀行借啊。」
他像是聽見了一個很奇怪的問題，筷子夾著雞皮，在醬油碟上點了兩下。
「首付一千萬，剩下的貸款。中介說了，現在買進去，過兩年最少能漲到六千萬。到時候賣掉，貸款一還，還能剩一千多萬。」
有人問，萬一不漲呢？
一桌人都笑了。
我也跟著笑，只是笑得慢了一點。
東京的地怎麼會不漲？
那是當時最不需要回答的問題。
報紙每天都在寫地價。
銀座、赤坂、新宿，一平方米的土地可以賣到普通人幾十年都掙不到的錢。
電視裡有人認真計算過，只要把皇居下面那塊地賣掉，就可以買下整個加利福尼亞。我不知道那種算法究竟有沒有道理，但居酒屋裡的人顯然都信。
更準確一些，他們根本不在乎有沒有道理。
只要明天比今天貴，就夠了。
我聽著他們談股票、土地、會員券，心裡當然羨慕。
我甚至比他們更懂這些東西。
至少我當時是這麼認為的。
我做過常務，見過銀行支店長，知道一份貸款申請應該怎麼寫，也知道怎樣把一間工廠的土地、設備和訂單包裝成銀行喜歡的樣子。
桌上這些連資產負債表都看不懂的人，居然一個個開始談幾千萬日元的買賣，我卻每天為了多出三千日元的夜班補貼和領班討價還價。
有那麼幾個月，我非常難受。
配送中心裡有個姓河野的年輕人，拿五十萬日元買股票，半年以後變成了一百三十萬。
他把證券公司的交割單帶到休息室，一群人圍著看。
我站在外圍，看見那串數字以後，第一反應竟然是：如果給我五百萬，我能賺得比他多得多。
這個念頭熟悉得讓我自己都愣了一下。
幾年前，我也是這麼想的。
只要再給我五十億，工廠就能擴產。
只要美國訂單繼續增加，新增的生產線很快便能收回成本。
只要日元別漲得太快。
只要銀行願意繼續借錢。
只要……只要什麼呢？
我曾經把這麼多「只要」疊在一起，然後告訴所有人，這叫經營判斷。
可人窮的時候，記性會變得很好。
我摸了摸口袋，裡面只剩下一千多日元。
那天回家以後，我真的想過借錢。
我甚至已經在腦子裡算好了。如果借五十萬，漲一倍以後還掉本金，剩下的錢足夠我們換一間帶獨立浴室的房子。妻子也不用每天拎著洗漱用品去錢湯。
第二天，我找到債權管理會社的人，問能不能暫緩一個月扣款。
對方翻了翻我的資料。
「理由？」
「家裡有急用。」
他抬頭看了我一眼。
「醫院？」
「……不是。」
「那就不行。」
我有些惱火，問他，我掙的是自己的工資，為什麼連怎麼花都不能決定。
那個人把資料合上，推回桌面。
「田中先生，你要是會決定自己的錢怎麼花，現在也不會坐在這裡。」
我盯著他看了很久。
最後還是走了。
很多年以後，我仍然記得這句話。
當時我覺得那是在羞辱我。
後來才發現，他救了我一次。
……
一九八八年以後，東京變得越來越誇張。
我工作的地方也換得越來越快。
做過倉庫，跑過配送，在千葉的冷藏庫里搬過凍得發硬的紙箱，也去過車站後場，凌晨四點跟著貨車把當天要賣的東西送進櫃檯。
後來有一陣，我還在歌舞伎町邊緣的一間卡拉OK店裡做設備維護——當然，是西園寺的。
那家店地方很小，客人卻多得嚇人。
星期五晚上，門口從八點一直排到凌晨。年輕職員下班以後拎著公文包來唱歌，結帳時拿出一疊萬元鈔票，誰也不問包廂費究竟是多少。
有一次，一家公司包下整層替新入職的員工辦歡迎會。
喝到最後，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站在走廊里往地上撒錢。
真的是撒。
一張張萬元鈔票被他揉成團，丟給同事，讓他們猜裡面包著多少硬幣。
店長怕出事，讓我和另一個人過去勸。
那年輕人靠在牆上，臉喝得通紅，聽見我們說別糟蹋錢，竟然笑得直不起腰。
「錢算什麼啊，大叔？」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下個月獎金就回來了。」
我低頭看著地上的鈔票。
那一張，差不多夠我和妻子吃半個月。
我忽然很想揍他。
可我最終只是彎下腰，把錢一張張撿起來，交給他的同事。
回南千住的電車上，我一直在想。
如果當年大阪工廠的訂單順利完成，如果日元沒有升值，如果我仍然是西園寺家的常務，我會不會也覺得錢不過如此。
答案讓我不太舒服。
我大概會。
甚至會比那個年輕人更過分。
因為我有一個更好的姓，還有一群會在旁邊替我把浪費解釋成氣魄的人。
想到這裡，我忽然覺得，沒錢或許也不完全是一件壞事。
嗯，也沒什麼不好的。
……
那幾年裡，我見過很多發財的人。
開計程車的司機買股票，百貨公司的櫃員買公寓，工地上的小包工頭拿土地做抵押，再借一筆錢去買另一塊土地。
銀行的人甚至會主動追到現場來，西裝皮鞋踩著還沒幹透的泥，笑著問老闆要不要增加授信。
貸款像是從水龍頭裡流出來的。
只要你有一塊地，銀行便願意告訴你，這塊地明年會更值錢。等它真的漲了，你又可以拿上漲後的估值去借更多的錢。
我以前會把這叫作資產運作。
後來我在倉庫里學會了另一個算法。
一輛貨車今天只能裝這麼多箱子。
一個人一個晚上只能搬這麼多貨。
一間店門口再長，也只能擠進這麼多客人。
股票可以在一張紙上翻倍，土地也可以在銀行的估價書里翻倍，可人的手臂是不會因為東京地價上漲便突然多出一倍力氣的。
這種道理簡單得可笑。
我從前卻從來沒有認真想過。
一九八九年，我已經能在一些臨時崗位裡帶幾個人了。
不是因為誰提拔我，只因為幹得久，知道貨該怎麼碼，知道新來的工人什麼時候會偷懶，也知道領班把進度報得太好看時，應該先去現場數一遍還剩多少箱貨。
那一年，日經指數一天一個新高。
休息室里多了一台小電視，午休時大家不看棒球了，開始看財經節目。
有人會在指數上漲時歡呼，也有人拿著報紙算自己昨天又賺了多少。
河野後來買了第二套公寓。
他已經不做配送了，辭職去了房地產會社。臨走以前請我喝了一次酒，西裝是新買的，手腕上多了一塊很亮的表。
「田中大叔，你真的不買嗎？」
他還記得我。
「現在不買，以後更買不起。」
我笑了笑，告訴他，我連首付都沒有。
他壓低聲音，說可以介紹認識的信貸會社給我，只要有穩定工作，手續總有辦法。
那一瞬間，我又心動了。
我已經欠了很多錢，似乎再欠一點也沒什麼區別。
而且所有人都在賺錢。
如果整個東京都證明我是錯的，一個已經破產過的人還有什麼資格堅持？
可我最後還是搖頭。
原因一點也不高尚。
我真的借不到錢。
我的名字進過信用記錄，工資又長期被債權方扣走。河野認識的信貸會社聽完情況以後，很客氣地讓我回去等消息，然後再也沒有聯繫我。
所以在整個日本都覺得自己會發財的時候，我只能繼續搬貨。
這件事當時讓我非常屈辱。
直到後來，它變成了我這一生最幸運的事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