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5章 我叫田中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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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袋水泥有多重？
似乎很多人都不會知道這種事。
現代社會的分工真是個偉大的發明。
它讓很多人都避免了繁重的勞動，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作用，可以專心負責自己的那一部分工作。
我曾經也是「不用從事繁重勞動」的一員。
但現在不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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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知道一袋水泥究竟有多重，是在我已經看過無數份工廠報表、簽過幾百份合同以後。
過去坐在辦公室里，水泥只是工程預算中的一行數字。
每噸多少錢，運輸費占多少，雨季要不要增加損耗，月底再讓會計把差額解釋清楚。
我也去過工地，當然去過。
車門會替我提前打開，鞋底踩著剛鋪好的木板，負責工程的社長跟在身邊，一路告訴我進度多麼順利。
工人見到我會摘下安全帽，彎著腰喊一聲「常務」。
我從來沒有問過，他們把腰彎下去以後，還能不能直得起來。
輪到我自己扛的時候，我才知道五十公斤壓在肩膀上，最先疼的並不是肩膀。
是呼吸。
水泥袋往身上一落，胸腔便像被一隻手按住了。
走出十幾步以後，腰會開始發酸，腳底也會跟著發麻。
到了攪拌機旁邊，人已經顧不上什麼姿勢，只想著儘快把東西卸下來，好讓肺重新張開。
工頭第一次催我快些時，我差點轉過身去罵他。
那是我過去最熟悉的反應。
有人讓我不痛快，我便要讓他知道自己正在跟誰說話。
我甚至已經想好了開頭——你知道西園寺三個字怎麼寫嗎？
可那時我穿著一套從舊貨店買來的工裝，安全帽里寫著「田中健」。
西園寺健次郎已經破產了。
那個人的房子被銀行貼了封條，車子進了拍賣場，手錶和袖扣換成了幾疊很快便被債主拿走的鈔票。
到了最後，連西園寺這個姓也成了不能隨便說出口的東西。
那些放高利貸的人要是知道那個人還有一個做家主的哥哥，只要聽見這個姓，便會覺得那個人身上還能再榨出一層油來。
所以我低下頭，把那句已經衝到嘴邊的話咽了回去。
「知道了。」
這是田中健在工地上學會的第一句話。
……
我搬進南千住時，房間裡只有六張榻榻米。
房東把鑰匙交給我妻子，反覆強調廁所要和走廊里另外三戶人家共用，洗澡只能去街角的錢湯。
她站在那裡點頭，手裡提著一個裝滿衣服的舊皮箱。
那隻箱子原本是我們去夏威夷時買的，邊角還貼著航空公司的行李簽。
我看著它，覺得很刺眼。
當天晚上，我讓她把行李簽撕掉。
她沒有問為什麼，坐在榻榻米上慢慢撕了很久。
膠已經粘進皮面，最後留下了一塊顏色更淺的印子，怎麼擦也擦不掉。
我生氣了，跟她一起坐下來，又把那個印子給擦乾淨了……大概擦乾淨了。
那一晚，我們都哭了。
……
我們過去有傭人整理衣物，有司機記住每一次行程。
如今她白天去小鋼珠店清掃別人吐在地上的菸蒂，晚上回來還要把我的工裝泡進木盆里。
水泥灰浸過水以後會變成一層黏在布料上的白漿，手搓不乾淨，只能用刷子一點點刮。
我有一次看見她蹲在那裡刷褲腳，忽然問她，為什麼還不回娘家。
她停了一會兒，說娘家也欠著錢。
這當然是假話。
她父親早已去世，兄長在名古屋開診所，雖然算不上富裕，養她一個人總歸是沒有問題的。
她留下，大概只是因為我是她的丈夫，也可能因為她不願讓別人看見自己被西園寺家的男人趕回去。
我那時仍舊很擅長把別人的選擇解釋成愛面子。
畢竟只要承認她是在陪我受苦，我便必須承認自己對不起她。
我還做不到。
……
頭幾個月里，我每天都在想本家。
想得最多的當然是皋月。
那天晚上，我被藤田帶人拖過玄關，鞋掉了一隻，襪子踩在地上，全是雨水和泥。
她站在二樓迴廊，懷裡抱著一隻熊，低頭看著我。
我至今也說不清，那張臉上究竟有沒有笑。
人到了最狼狽的時候，總會替自己記住一些更殘忍的細節。
也許她只是站在那裡，也許她真的讓那隻熊朝我揮了揮手。
可在我後來的夢裡，她每一次都會笑。
我恨她。
我也恨修一。
最初在工地幹活時，每扛起一袋水泥，我都會在心裡罵他們一句。
五十公斤，從堆料場走到攪拌機需要四十七步，我一天大概要走一百多趟。
到了晚上，肩膀腫得連衣服都碰不得，於是我就躺在那間六疊大的房裡，把他們從祖父那一代罵到皋月將來出嫁。
話說，皋月會出嫁嗎？實在是想像不到那丫頭嫁人的場景啊……
算了，這跟我有什麼關係？
等到罵得累了，也就睡著了。
這倒是治好了我時不時失眠的毛病。
……
工地上的人只知道我姓田中。
他們有時會問，我以前做過什麼。
我的手不像從年輕時便干粗活的人，剛去時連繩結都打不好，搬東西卻總愛指揮別人怎麼放。
一個叫坂本的老工人看了我幾天，認定我以前大概是小會社裡的課長，犯了什麼事才跑來做臨時工。
我沒有解釋。
「課長」已經是那時的我聽起來很體面的身份了。
坂本教我怎樣用膝蓋頂住袋底，怎樣把重量從肩膀挪到背上，也教我在雨天先看腳手板有沒有浮泥。
他說這些話時總帶著一副不耐煩的樣子，像是嫌我死得太快會拖累整組人的進度。
兩個月後，一塊沒有固定好的木板從二層掉下來。
是他把我推開的。
木板砸中了他的右手，食指斷了。
現場負責人讓人送他去醫院，第二天便開始計算還能不能把他的工資從本月人工費里扣掉。
我聽見他們在臨時辦公室里談這件事，推門進去，說工傷應該由會社承擔。
負責人抬起頭，問我算什麼東西。
我張開嘴，又一次差點報出自己的名字。
最後我只說，木板的固定檢查表是現場主任簽的，昨天下午也有人報告過二層缺少卡扣。
若把責任推給坂本，他就去勞動基準監督署，我願意替他作證。
負責人盯著我看了很久。
那是田中健第一次在工地上和管理人員爭執。
結果並不光彩，我被調去最累的卸料組，連續做了十二天夜班。
坂本的治療費卻由會社付了，休養期間也拿到一部分工資。
他回來以後請我喝酒。
兩個人坐在高架橋下的小店裡，他用只剩四根手指能夠活動的右手端起酒杯，笑著問我，以前是不是做過工會的人。
我說我以前管過工廠。
他以為我在開玩笑，笑得差點把酒噴出來。
我也跟著笑。
那是破產以後，我第一次覺得「西園寺健次郎」這個名字有些可笑。
我確實管過工廠。
幾百名工人的工資、原料、機器、訂單，全都在我簽字以後向前走。
我曾經覺得自己很懂他們，因為每年新年會向他們鞠躬，會在夏季慰問時多發一箱啤酒，也會在有人受傷以後讓秘書送去果籃。
可直到坂本的手指斷掉，我才第一次知道，一張工傷單送進辦公室以後，可以被人變成多少種說法。
操作不當、未按流程、個人疏忽、臨時雇員責任自負。
每一種說法都寫得通順，也都有表格可以證明。坐在辦公室里的人只要選中其中一種，坂本一家接下來三個月吃什麼，便跟著變了。
我過去大概也簽過這樣的東西。
我記不起來了。
真正讓我難受的地方就在這裡。
我努力回想，腦子裡出現的卻只有總額、比例和月底的損耗率。
我記得大阪工廠每個月人工成本是多少，記得加班費上漲會少掉多少利潤，卻想不起那些數字後面有沒有誰斷過手指。
我開始不太敢罵皋月了。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原諒了她。
我只是偶爾會想到，那份合同擺到我面前時，修一問過產能，皋月問過違約金。
我當時覺得他們膽小，覺得真正做生意的人必須敢賭。
如果那張紙決定的只是我的房子和車，我或許還能繼續這樣想。
可那家工廠停下以後，幾百個人同時失去了工資。
他們中的許多人，大概也住進過南千住這樣的地方。
……
工地結束是在第二年春天。
最後一筆工資發下來時，債權管理會社先拿走了大半。負責扣款的人告訴我，下一份工作已經找好了，在品川的一座倉庫，夜班，工資比工地少一點，但可以長期做。
我問他，為什麼替我找工作。
他說債主當然希望我活著，死人不會還錢。
這句話很合理。
於是我去了品川。
倉庫里堆著成箱的白色T恤，紙箱外側印著S-Style的字樣。
那時我還不知道這個牌子後來會賣到什麼程度，只知道負責驗貨的人對污點和針腳近乎苛刻，一隻紙箱裡只要抽出兩件不合格，整批貨都要重新檢查。
我站在傳送帶旁，看著那些從申海運來的衣服一箱箱經過，忽然想起大阪工廠的園藝鏟。
當年我說，那只是挖土的東西，美國人不會講究。
倉庫里的年輕檢驗員卻會因為一根多出來的線頭，把兩百件衣服全部退回去。
我問他，有必要做到這種程度嗎。
他反問我，顧客花了三萬日元，憑什麼替會社接受一根線頭。
我一時答不上來。
在那裡做了四個月以後，倉庫減少夜班，我又被轉到新宿一間門店做開業前的搬運。招牌掛起來那天，我站在街對面看了很久。
S-Collection。
仍然是西園寺的產業。
之後是澀谷的貨場，相模原的工地，千葉的配送中心。
每一份工作都有結束的理由，每一次安排也都通過不同的會社。
有人說是工程完工，有人說債權方希望我多掙一點，也有人說臨時工本來就該跟著活走。
這些理由單獨拿出來，全都說得過去。
湊在一起，就顯得太巧合了。
那個可能，我還不想承認。
……
我第一次真正產生懷疑，是在相模原。
那天我扛完最後一車水泥，抬頭看見工地外的效果圖。白色方形建築的正中央，印著UNIQLO幾個紅色字母。
柳井正來到現場時，我躲進了探照燈照不到的地方。
他從我面前走過，沒有認出我。
這很正常。那時的我瘦了二十多斤，臉被太陽曬得發黑，指甲縫裡全是洗不掉的灰。可我認識他，也知道這間店背後站著誰。
我站在陰影里，忽然把過去兩年做過的工作重新想了一遍。
建築工地屬於西園寺建設的分包。
品川倉庫替西園寺的服裝會社存貨。
新宿門店是西園寺娛樂名下的物業。
澀谷貨場給UNIQLO配送。
連我妻子後來找到的清掃工作，負責的也是西園寺收購的一家物業會社。
東京很大。
大到一個人可以在裡面活一輩子，也見不到自己的兄長。
可我每換一份工作，都像是在西園寺的院牆外繞了一圈。
我終於不得不承認，這大概已經不能叫巧合。
那天夜裡，我坐末班電車回南千住。車窗里映著一個戴舊安全帽的中年男人，我看了他很久，幾乎已經找不到自己過去的樣子。
我想過第二天去本宅。
我想站在那扇把我趕出來的大門前，問修一一句，這些工作究竟是不是他安排的。
後來我沒有去。
因為我突然開始害怕答案。
倘若他說不是，那便證明我真的只是在替西園寺搬貨、蓋樓，連被他們多看一眼的價值都沒有。
倘若他說是，我又該說什麼？
感謝他沒有讓我餓死，還是質問他為什麼寧願讓我扛兩年水泥，也不肯把話說明白？
更讓我難以接受的是另一件事。
如果修一一直知道，那麼皋月多半也知道。
我曾經以為，她把我扔出大門以後，便再也不會想起我。可也許在某一份送進家主室的名單里，「田中健」三個字始終都在那裡。
她看見了。
她什麼也沒說。
電車經過上野時，車廂里已經只剩下幾個人。我把安全帽放在膝蓋上，手指摸到帽檐內側那個用黑筆寫下的名字。
田中健。
我忽然覺得，這個名字也沒有最初那麼難聽了。
至少他靠自己的工資養活了妻子，也替一個斷了手指的工人爭到過治療費。
西園寺健次郎以前從未做成過這種小事。
至於修一究竟在想什麼，皋月又為什麼允許這一切繼續，我決定暫時不問。
我們兄弟從小就不擅長把話說清楚。
而西園寺家的人，大概都很喜歡讓別人自己想明白。
……
哦，對了，還有一件事。
我叫田中健。
田中，是個隨處都能聽見的姓。
車站的廣播裡會有田中，工資名單上會有田中，工頭站在腳手架下面喊上一聲，也許會有兩三個人同時回頭。
一個破了產、欠著債，又不希望別人知道過去的人，用這個姓很合適。
至於健，是我從原來的名字里留下來的。
為什麼偏偏留下這個字，我那時沒有認真想過。大概一個人被趕出家門時，無論嘴上說得多麼決絕，手裡總會下意識攥住一點不肯丟掉的東西。
後來我才發現，我真正扔下的是「次郎」。
次郎，是第二個兒子，是修一的弟弟，是站在本家旁邊，始終想證明自己也能獨當一面的人。
我過去做過的許多事情，大概都與這兩個字有關。
我想讓別人知道，分家的男人也能經營工廠；想讓修一承認，我並不比他差；甚至想讓那個小姑娘明白，她沒有資格把我當成一個無用的叔叔。
但田中健不需要證明這些。
他只要按時上工，按時還債，回家時記得替妻子帶一條貼著半價標籤的青花魚。第二天早晨醒來，肩膀仍然能抬起來，雙腿也還能走完從南千住車站到工地的那段路。
「健」這個字，原來可以這樣簡單。
活著，工作，照顧留在自己身邊的人。
犯下錯誤以後，不再讓別人替自己承擔。
能做到這些，已經很不容易了。
所以——
我叫田中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