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9章 團寵
第149章 團寵
一幫老先生湊在一起，能幹什麼？
當然是憶苦思甜了。
這一點，中日兩國的老先生，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尤其是他們面對著晚輩的時候，這種傾訴欲與分享欲，就更加強烈了。
江上波夫、田村實造、三上次男、小林知生、赤堀英三、日比野丈夫、關野雄七人之中，江上波夫1930年到京城留學，只比已故的駒井和愛與水野清一晚一兩年，因此，他跟前面這兩位差不多，都有機會到北大旁聽。
「我從東大畢業後能立即去北大留學，那是有東亞考古學會的資助。學會每年交替從東大和京大的年輕研究者中選拔一人赴中國留學。最初是從東大選拔了駒井君赴中國留學。之後是水野君，第三次就是我了。在我之後是田村君，接著還有三上君。再然後，就是小林君以及赤堀君，基本上都是一年一個人，相比較之下，關野君就比較晚！」
關野雄點了點頭，「我1939年才到北大，比諸位前輩稍晚一些。」
幾個老先生之中，他最為年輕，甚至還沒有退休，還在東大教書，這也是為什麼他會作為東大接待負責人，負責接待學術代表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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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日本東洋考古學權威，又去過中國留學，還是東大的教授，由他來接待代表團眾人最合適。
江上波夫說道，「我們這些留學生，當時都住在東城演樂胡同三十九號唐宅，並不局限於我們東洋史的學生，其他專業的學生也有，只不過北洋政府倒台之後，遷都南京，唐宅的留學生也越來越少了。」
因為水野清一已經離世，因此回憶之中，江上波夫總是習慣性的提及對方。
比如他還說，「水野君是努力好學的人，還自學俄語。我與三上入駐之後，我們彼此之間，就經常因為學業的問題發生辯論，水野說：在某些時候文獻不足為信，瞧，以這個為例子的話也很明顯。，這個時候，我就反駁道：文獻是記錄事實的載體，即使有文獻不足為信的情況，但文獻那樣寫著就是事實，它是儼然存在的。」
聽到這話，三上次男也笑起來了，「水野君與江上君之間的辯論更多，而且兩位先生的爭論，大部分都沒有獲得共識，但因為都是學考古的，因此雙方都認為考古學研究的中心是發掘考古學，也就是說發掘地下的遺蹟、文物才有雄辯的資本，通過發掘活動親身接觸當地的風土和文物，與當地的居民進行直接的交流最為重要。在這一層意義上，我們都是意氣相投的狐朋狗友！」
老先生們憶苦思甜。
顯然，他們三人雖然先後派去京城留學的時間不一樣，但是留學的時候，是有過一段共同生活的經歷。因此回憶的時候，總是缺少不了彼此。
甚至，江上波夫還分享馬衡用文物講課的趣事。
聽到這話，蘇亦也滿是感慨。
就算在現在的北大，有機會聽馬衡上課的學生也不多，眼前就有這麼一位，確實還是蠻稀罕的。
這幾個老先生，每一個人的經歷都非常豐富。
與江上波夫不一樣，或者說，與其他人都不一樣，赤堀英三本科的時候就在東京帝國大學地質學科就讀，又轉入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大學院學習，專攻以解剖學為基礎的頭蓋骨骨骼分析。
他被譽為日本人類學研究的開山之祖。
這樣的經歷，註定他到中國留學之後，學的東西就跟江上波夫他們不一樣。
談及自己的經歷的時候，赤堀英三就說道，「我跟其他幾位不一樣，我當時被派往中國留學，主要就是要學人類學的。
當年我5月份從神戶出發，到達北平以後，還曾經去拜訪北大的地質系李四光教授，請他在研究上提供便利，並在地質調查所參觀學習。
同月19日又在地質調查所研究員裴文中先生的帶領之下，到周口店舊石器時代遺址旅行，同日干該處研究室宿泊————後面還見到翁文灝先生，請求其提供研究上的便利，甚至後來還前往洛克哈特新生代研究室，在調查所研究員楊鍾健的指導下研究周口店出土的化石文物。
甚至還跟隨著調查所跟從泰阿爾老師研究山西、陝西出十的舊石器。到十一月份日在天津北疆博物館跟從黎杉、泰阿爾兩位老師研究標本。
12月1日再赴北疆博物館從事研究工作————可以說，我留學的那一段時間，大部分都是在外面，在學校裡面學習的機會並不多，但也認識了諸位師長，留下非常難忘的回憶。」
從赤堀英三的學習經歷，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培養方向，與其他人不一樣。
同樣，他就讀的專業跟其他人也不一樣，除他之外，其他人都是在東西兩京帝國大學就讀東洋史專業。
而赤堀英三，則跟裴文中先生一樣讀的是地質學，現在從事的也是人類學研究，具體一點就是體質人類學研究，放在考古的話，就是人類骨骼考古學研究。
專攻舊石器時期考古。
跟其他人確實不一樣，但是因為都有過留學北大的經歷，因此跟江上波夫他們都保持不錯的私交。
至於關野雄。
他的經歷也非常豐富。
1940至1941年，他調查了齊國故城遺址及滕、薛二國故城遺址，並根據測量材料對臨淄齊故城進行了初步復原，還撰寫出版了《齊故城臨淄調查》。此外，他還著有《半瓦當的研究》《中國考古學研究》等作品。
其中，他在地震學方面也有研究，1972年，他還用力學證明「立柱體」是不可能達到觀測地震需要的靈敏度的，他的這一觀點對張衡地動儀復原研究產生了一定影響，也給王天木先生復原的「地動儀」帶來更多的質疑聲音。
因為他是抗戰爆發以後，到中國的留學生。
導致他的田野調查大部分都是在敵占區，成果也確實不少，東京國立博物館不少珍藏的石刻，就是他在這一時期帶回國內的。
又因為他留學的時候，跟蘇亦的導師宿柏一樣，都在「國立北大」，對宿柏先生的情況也最為熟悉。
一邊回憶還一邊詢問宿柏以及閻文濡兩位先生的情況。
蘇亦也一一作答。
簡單來說，這幫老先生上門拜訪，也沒啥特別的事情，就是聊天。
在彌生會館簡單交談之後，眾人再一次移步隔壁的東天紅餐廳，前天來東大的時候，關野雄就是在這裡招待他們，這一天晚上，晚宴同樣也放在這裡。
因為代表團其他先生並不跟隨蘇亦他們參與國學院大學的活動，晚餐的時候，大家都沒有在一起，因此，這一次宴請的人較少，只有蘇亦、夏鼐以及張國偉。
加上《讀賣新聞》的記者，也就只有一桌。
因此，晚宴的時候，聊天的氛圍就更加融洽了。
雖然幾位老先生談論的時候，儘量避免不談及政治問題，但是他們前往北大留學的時代，太過於特殊了，根本就與政治分不開。
1920年代，日本想要仿照美國，借退還庚款之名舉辦東方文化事業。頓時引起中國社會各界的關注，都希望與之合作，北大也不例外。
早年間，因為甲骨文的發現，使得日本相關學者對殷墟發掘非常感興趣，因此，他們都希望與中國方面合作。
北洋時期，中國考古，差不多可以分為三派。
北大一派，清華一派，最後一派就是農商部的中國地質調查所。後者偏重於史前考古，北大、
清華則更注重文明史考古。
而且有趣的是，這三派，都與外國學界有合作。
比如，大體上北大與日本交往多，清華與美國關係深，地質調查所則與歐洲聯繫廣。
日本學者之所以選擇跟北大合作，也跟日本的國情有關，一切以政府主導，在他們看來，當時北大是官校，在中國國內影響最大，因此他們一升始就押寶在北大上，想要通過與北大合作，推動殷墟的考古發掘。
結果，兩國合作的「東方考古學協會」剛剛成立，1928年，北洋政府就倒台了。
然後，同年史語所成立，李濟加入史語所，成為中流砥柱。同年，殷墟也開始由史語所主導發掘。
馬衡也想加入史語所，但是傅斯年有學歷歧視，看不上他這個金石學出身的本土考古派。這樣一來，日本方面的算盤也落空，再加上同年濟南慘案的暴發，兩國交惡，東方考古學協會名存實亡，除了互派留學生還在持續，其他考古合作基本上沒有辦法推進。
甚至，有意思的是，東方考古學協會之中，北大考古學會與日本的東亞考古學會還因為發掘項目的主導權問題貌合神離，使得雙方的合作極為艱難，這也導致北洋時期，北大國學門考古教研室起了一個大早卻趕了一個晚集。
因此，後來中大的桑兵教授，在研究這段歷史的時候，就認為北大在實行考古發掘方面陷入困頓，其他原因之外，作為合作夥伴的日本東亞考古學會難辭其咎。正是在與之合作的過程中北大坐失了天時地利的良機，最終不得不將首席國立大學在這一至關重要領域的應有地位拱手讓人。
總結下來，就是北大押錯寶了，要不是與日本東亞考古學會合作，在考古學起步的時候，北大的表現也不會這麼差勁。
這也算是一個原因，但是在蘇亦看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要論跟歐美的關係，北大怎麼也比不上清華以及中國地質調查所，再說北洋時期，北大窮得要死，根本就沒有經費折騰考古發掘。
同樣，北洋政府倒台，地處北平的北大，就爺爺不疼姥姥不愛了，怎麼可能比得上中研院史語所。再後來，抗戰爆發，考古發掘陷入停滯狀態，等抗戰勝利，傅斯年擔任北大代理校長，想要在北大再次創辦考古學專業，留給他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晚宴，蘇亦與這幫老先生一邊交談，也是一邊感慨。
這是要在後世，研究這段歷史，就是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了。
這幫老先生過來找蘇亦這個北大校友聚會，除了憶苦思甜之外，最為重要的一項任務，就是再一次跟夏鼐談及推動兩國互派留學生之事。
這也是他們的心結所在。
他們這批留學生，大部分人研究領域都與中國考古有關。結果，因為戰敗，大半個世紀，都沒有辦法踏上中華大地。兩國的學術交流，幾乎斷絕。對於他們的學術生涯帶來非常致命的打擊，現在兩國建交，學術交流開始正常化，因此，推動兩國互派留學生，就成為重中之重了。
之前在京大，樋口隆康也談及這個問題。
甚至日本橿原考古所的首任所長末永雅雄以及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的所長坪井清足，也希望促成這件事。
實際上，這基本上就是這幫日本東洋考古學家的共識了。
甚至可以說，眼前這幾位老先生就是幕後推手之一。
當然，要不是蘇亦的驚艷表現，以及蘇亦這個北大晚輩的身份，估計也不會有他們這幾個「老北大」校友聯袂登門拜訪。
這其中，起到關鍵性作用的，還是《讀賣新聞》，前幾天，《每日新聞》就因為對蘇亦的報導，使得報紙銷量大增。
這樣一來，作為日本三大報社之一的《讀賣新聞》，也坐不住了。
日本的報社跟國內不一樣，都是民營機構，三大報社之中，彼此之間的競爭非常熱烈，現在《每日新聞》火了，他們也想搞出一個大新聞！
但是大新聞哪有這麼容易搞出來。
尤其是圍繞在蘇亦身上做文章，《每日新聞》的報導，幾平在這個方面做到極致。
《讀賣新聞》還想要圍繞著蘇亦做文章，就要另闢蹊徑。
恰好到東京，日方安排《讀賣新聞》對代表團這邊進行採訪，於是，記者小谷直道跟關野雄交談之後，就開始促成這一次北大校友的「世紀會面」，這樣一個大新聞出來，《讀賣新聞》應該不愁銷量了。
《讀賣新聞》的記者小谷直道與《每日新聞》的女記者伊藤優真不一樣，他並沒有刻意對蘇亦進行採訪。
就是聽著蘇亦與江上波夫幾個老先生的聊天，恰當的時候，問一些問題，就跟普通的談話差不
多。
蘇亦也沒有被採訪的感覺。
但他也清楚這是記者的套路，引導式談話，對於普通人來說，不知不覺中，就會說出他們所想要的信息。
蘇亦也沒有防備什麼，能說的都說，不能說的，一句不說。
至於啥不能說，好像也沒有啥規定，因此，這就是一次普通的聊天，但是這一次的新聞，在蘇亦以及江上波夫幾位老先生在彌生會館的會面的那一刻起，就已經足夠吸引眼球了。
對於幾位老先生關於兩國互派留學生的請求，夏鼐這一次的回答，就誠懇了很多。
「這件事我歸國以後，一定會儘量促成，隨著咱們中日兩國的學術交流日益頻繁，互派留學生，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諸位不用擔心。」
當然，幾位老先生過來，也不僅僅對互派留學生的事情舊事重提。
他們還有其他的事情要談。
比如重新恢復「東方考古學協會」，不過談及此事，雙方的主體似乎也要改變了。
因為現在與他們溝通的是夏鼐先生，而不是北大蘇秉琦先生，要跟夏鼐先生談論這個問題，自然就是要以考古所為主。
不再是昔日的北大考古學會，再說現在的北大，也沒有所謂的考古學會，同樣，日本也不存在所謂的「東亞考古學會」。
江上波夫說，「現在中日雙方已經成立友好交流協會，以及文化交流協會，那麼學術方面咱們考古學可以先行嘛，可以成立以學術交流為主的考古學術交流協會嘛。儘管當年的東方考古學協會因為咱們兩國的戰爭而以失敗告終，但兩國在考古學方面的合作，還是很有必要的，在貴國可以成立一個中日考古學協會，我們日本則可以成立日中考古學協會！」
看得出來，這幫老先生都非常迫切的希望中日兩國的考古學術交流迅速的恢復。
這其中，就以江上波夫為首。
可能在眾人之中，他是最先被派往中國留學，雖然年紀不是最大的，卻是留學的前輩，因此發言的時候，也基本上以他為代表。
對於這個提議，夏鼐思索片刻之後，說道，「江上先生，您的提議，確實不錯，但實話實說，這個方面相比較互派留學生，可能存在一些難度。當然，我回國之後，也會儘量促成，但是最終是否能落地，涉及面比較廣，諸位先生也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江上波夫說道，「夏先生客氣了，您願意去推動這件事，就是最大的支持。」
夏鼐笑道，「不過諸位也不用太過於灰心，我們這一代做不成的事情，下一代或許可以做得更好！」
這一刻，所有人的目光都望向了蘇亦。
對於中國考古學來說，如果說夏代表著當下，那麼蘇亦就代表著中國考古學的未來。
這樣一個重要的學術代表團，成員之中卻多了他這麼一個16歲的少年，這件事本身就代表著中方的態度。
不出意外，眼前這位少年，應該就是中國考古學上未來的領軍人物，或者可以說，是中方未來文史領域的領軍人物。
因此，就算沒有北大校友這一層關係，他們同樣也會重視蘇亦。
未來兩國相關領域學術交流，蘇亦本人的態度，肯定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也是為什麼他們一直希望蘇亦能夠過來日本留學的原因。
因此，江上波夫也笑道，「蘇亦先生，確實肩負著咱們東亞考古學的未來，未來東亞考古學界有蘇亦先生這樣的領軍人物，必定可使此亞細亞之光」於人類文化史上燦然生輝。」
當初，東方考古學會協會成立以後。
日方的章程之中，是這樣說的，「考古學一特別是研究東亞考古學，實為東方諸學者所負一大人類義務。這是數千年棲息於此、有悠久傳統和眾多遺產的亞細亞民族的特權。日中兩國學者合組的東方考古學協會，可使此亞細亞之光」於人類文化史上燦然生輝。」
沒有想到老先生這一次，直接把結尾的話套在蘇亦的身上。
雖然明知道老先生在客套，但是吧，這樣的話，聽在耳中還是蠻爽的。
不愧是文化人，就是會說話啊！
正事聊完，剩下的就是閒聊，閒聊之後，就是贈書。
這幾位都是相關領域的權威，他們的書，自然也代表著日本東洋史學以及考古學上的權威之作。
於是，這一天晚上，是蘇亦到達日本以後，收穫最多贈書的一天。
因為他們幾乎每一個人都把本人過去幾十年所發表的學術著作，全部都贈送與蘇亦。
比如江上波夫。
他的《內蒙古·長城地帶》《蒙古高原橫斷記》《論匈奴的宗教習俗》《匈奴文化論考》《匈奴的經濟活動—畜牧與掠奪》《亞洲文化史研究·概說篇》《亞洲文化史研究·論考篇》《騎馬民族國家》。
一下子，就給蘇亦贈送他的八本書。
這就很離譜了。
之所以說離譜。
並不是只有江上波夫這麼幹，其他老先生也這麼幹。
比如三上次男的《金代女真之研究》《金史研究》《滿鮮墳墓研究》《伊斯蘭陶器》《波斯陶器》《陶磁之路從中國陶磁看東西文化交流》
比如田村實造的《元朝的興亡》《慶陵》《明代滿蒙史研究》
幾位老先生，每一個人出版的著作都不一樣，有多有少。
但最少也不會少到哪裡去。
對於文科教授來說，稿費就是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因此，他們努力出書，既是為了學界影響
力，也是為了掙生活費。
因此，每一個人的書都不少。
因此，這一晚，蘇亦就收穫了好幾十本學術作者。
非常離譜。
都是這幫北大老學長對他這個北大小學弟沉甸甸的關愛。
這一堆書，要是蘇亦掏錢購買的話，根本就買不起。
見到這一幕，《讀賣新聞》的記者小谷首道興奮不已，什麼叫做大新聞，這就是大新聞啊。
時隔半世紀，中日兩國的北大校友在東京會面。
這些老學長為了兩國的學術交流，把他們畢生的學術之作全部都贈送與小學弟。
這一摞書，就好像搭起了兩國學界友誼之橋，把斷絕已久的考古學術之路給續上了。
這是兩國恢復學術交流之後，從未發生的事情，確實值得大書特書的報導。
望著眼前堆放得厚厚一摞的書籍，蘇亦也滿是感慨，似乎一不小心，自己就成為團寵了。
因為他突然想起來前世鍾同學報考北大考古的事情被新聞曝光以後，引起社會熱議，然後一幫出版社就贈送給對方一大堆關於考古的相關書籍。
這一幕，還真有些相像。
那麼多書，就連夏鼐先生都沒有這個待遇。
整個學術代表團之中，就只有他一人，有這樣的待遇。
獨此一家，別無分店。
不是團寵，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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