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體的觀念、推理與想像力
（1）群體的觀念
我在《民族心理學》研究群體觀念對各國發展的影響時已經指出，每一種文明都是幾個基本觀念的產物，這些屈指可數的觀念很少革新。思兔閱讀sto55.com這些觀念在群體心中根深蒂固，要改變這些觀念難如登天。這些觀念一旦得到落實，其具有的力量如金城湯池般堅不可摧，而歷史大動盪正是這些基本觀念改變導致的結果。
這裡我只想簡單探討一下群體能夠接受的觀念這一問題與他們領會這些觀念的方式。群體能夠接受的觀念有兩類：第一類是時髦的觀念，這類觀念產生於一時的環境影響，來得快去得也快，這些觀念如同過眼雲煙一般，很少能夠發揮持久的影響，譬如那些只會讓個人著迷的某種觀念。另一類是基本觀念，它們受環境、遺傳規律和公眾意見影響，具有很強的穩定性，如過去的宗教信仰與今天的政治觀念、社會主流價值觀等，都在該範疇內。但如今，那些曾經被我們的父輩視為人生支柱的偉大基本觀念的穩定性喪失殆盡，隨時都有轟然坍塌的可能，以其為基礎建立的制度也被嚴重動搖。
無論為群體提供哪一種觀念，只在它們有絕對不容置疑、毫不妥協和簡單明了的形式時，才能產生有效的影響。如前文所述，群體是用形象來思維的，其感情誇張而極端。若想某一種觀念對群體產生有效的影響，它就必須披上形象化的外衣，也只有這樣才能被群眾接受。
18世紀，英國南海股票風潮中，一位詐騙者發布了一份募股說明書：「本人有一個項目，需要50萬英鎊的資本，一共分為5000股，每股面值100英鎊，定金2英鎊，認購者只需要支付定金，每股每年就能得到100英鎊的股息。」
第二天上午9點，當他來到康恩希爾街打開辦公室的房門時，瘋狂的人群蜂擁而入，幾乎要把他擠倒。到了下午3點的時候，他已經賣出了1000股，這個騙子在5個小時裡賺了2000英鎊，當晚就逃得蹤影全無了。
另一個成功行騙的手段是所謂的「環球許可證」。這些許可證只不過是一些撲克牌形狀的紙片，上面刻著「帆布許可證」，貼著「環球飯店」的標誌。詐騙者聲稱，持證人可以在將來的某個時間裡，隨意認購一家新建的帆布廠的股票，這種許可證在交易市場上的售價高達60個金幣。
立即訪問🎇sto🍀55.com，獲取最新小說章節
類似這樣的騙局還有許多，簡單得令人咋舌，效果卻好得令人難以置信。這種盲目的輕信，毫無疑問是建立在群體的簡單觀念上的。儘管以上的騙局一個又一個地被揭穿，但是民眾絕不會因此而停止受騙，無論到什麼時候，受騙者都將會大有人在。
這些形象化的觀念之間，既沒有任何相似性，也沒有邏輯上的連續性，它們會相互影響，也可以彼此取代，正如操作者從幻燈機中取出一張又一張疊在一起的幻燈片一樣。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能夠看到最矛盾的觀念在群體中同時流行。由於時機不同，群體在理解力所及的不同觀念之一的影響之下，可干出大相逕庭的事情。群體完全缺乏批判精神，也不可能察覺到這些矛盾。
這並非群體特有的現象。許多孤立的個人，除野蠻人外，也包括在智力的某個方面接近於原始人的所有人，如狂熱的宗教分子，在他們身上都可以看到這種現象。在歐洲大學裡受過教育的高學歷印度人，就表現出了這些令人費解的矛盾。
部分西方觀念附著於他們一成不變的、基本的傳統觀念或社會觀念之上。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觀念就會表現出來，言談舉止也相應地改變，這讓同一個人顯得極為矛盾。不過，這些矛盾只是一種表面現象。只有世代相傳的觀念才能對孤立的個人產生足夠的影響，變成他的行為動機。也只有在一個人因為與異族戀人結婚，處在不同的傳統傾向中時，其行為才會真正表現得截然對立。這些現象在心理學上十分重要，不過在此糾纏並無益處。要想充分理解它們，至少要花上十年時間週遊各地進行觀察。
只有簡單而明了的觀念，才能被群體接受，但並不是所有觀念都是簡單明了的，因此觀念必須經過一番徹底改造，變得通俗易懂，才能被平庸的大眾接受。那些高深莫測的哲學或科學觀念，群體低劣的智力水平根本無法理解，更別談接受了。因此，對它們的改造必須更加徹底。種族間的理性程度和聰明才智不同，這種改造有時大一些，有時小一些，但都必須向低俗化和簡單化改造。
從社會的角度看，現實中很少有觀念的等級劃分，也就是說，觀念很少有高下之分。歷史證明，沒有哪種觀念要比另一種觀念高明一些。不管觀念剛出現時多麼偉大或正確，一旦進入群體的智力能理解的範圍內，那些高深或偉大的成分便被剝奪殆盡。
17世紀俄國的變革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彼得大帝嘗試在俄羅斯開展一場全面的改革時，所有來自西方的科學思想、技術成果都無一例外地遭到了強烈的抵制，抵制改革的人不僅有平民百姓和達官貴人，連皇太子都加入其中。
彼得大帝被迫做出了調整，將這套變革觀念改造成了最低俗也最簡單的形式，以便於在民眾之間傳播。改造後的新形式是——從男性臣民的臉部入手，剪掉他們的鬍子。彼得大帝的歡迎宴會開始之後，衛兵們衝上前將來賓都按住，強行剃掉他們的鬍子，震驚的來賓甚至還未能回過神，就已經成為新觀念的接受者。
一種觀念，重要的不是它的固有價值，而是它產生的效果。中世紀的基督教觀念、20世紀的民主觀念，都不是什麼高明的觀點。若從哲學的角度來看，這些觀念大多有著一些令人費解的錯誤，但是這些觀念的威力卻十分強大，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裡，它們將是決定各國行動的最基本因素——今天所有的政客都十分清楚，我剛才提到的那些基本觀念中混雜著錯誤，然而他們也不得不根據自己已經不再相信的真理與原則統治人民。
只有經過了徹底改造，某種觀念才能夠被群體接受，也只有在進入無意識領域，變成一種情感——這需要很長的時間——時它才會產生影響，裡面涉及的各種過程，我們將在下文討論。
我們認為，一種正確的觀念很容易被接受，至少能在有教養者的頭腦中產生作用。事實卻是，群體頑固地守著舊觀念，這種舊觀念很難被消除。即使有最確鑿的證據，對平庸大眾的影響也是微不足道的。十分確鑿的證據也許會被有教養的人暫時接受，但缺少理性思維的人很快就會被無意識的自我帶回原來的觀點。他仍處在以往觀念的影響之下，舊觀念已經變成他的情感之一，影響著他的言談舉止背後最隱秘的動機。我們將看到，沒過幾天他便會故態復萌，用同樣的語言重新提出他過去的證明，群體中的情況也不例外。
由此可見，當觀念通過不同的方式深入到群體的頭腦之中，產生了一系列情感基礎後，和它對抗是徒勞的。讓觀念在群眾的頭腦里紮根需要很長時間，根除它們需要的時間也短不了多少。就觀念而言，群體總是落後於博學之士和哲學家好幾代人。
法國大革命爆發前一個世紀，所有人都信奉君權神聖，民主與自由的觀念根本無法在法國保有一席之地，誰要是在大庭廣眾之下談論這些，一定會被民眾當成瘋子。哲學大師伏爾泰因為公開宣揚天賦人權，兩次被囚禁於巴士底獄，最後還被趕出了法國。正是這些曾經被嗤之以鼻的觀念，引發了歐洲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革命。整個民族為了社會平等、為了實現抽象的權利和理想主義自由而做的不懈追求，使所有的王室都搖搖欲墜，在長達20年的時間裡，歐洲各國處於水深火熱中，慘無人道的大屠殺，即使在成吉思汗看來也會膽戰心驚。
這便是一種觀念的傳播而導致的悲劇性後果。
（2）群體的理性
雖然群體智力低下，但也不能絕對地說群體沒有理性或不受理性的影響。
但群體接受的論證過程，從邏輯上說十分低能，只能被稱為推理。如同高級推理需要證據一樣，群體低劣的推理能力需要觀念，不過群體採用的各種觀念之間，只有表面的相似性或連續性。
他們的推理方式與因紐特人非常相似，比如因紐特人從經驗中得知冰這種透明物質放在嘴裡可以融化，於是認為同樣透明的物質玻璃放在嘴裡也會融化。一些野蠻人有這樣的風俗，他們擊敗驍勇善戰的對手後，會吃下對手的心臟，以為可以得到對手的全部力量和勇氣。如同一些受僱主剝削的苦力一樣，認為所有僱主都在剝削著工人。澳洲的土著居民常常會把自己的箭贈予另一個獵人，他就有權利分享這個獵人射殺的任何動物。獵物被認為「屬於」殺死它的箭的主人，即使狩獵的時候他並不在現場。
群體推理只是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攪在一起，並且立刻把具體的事物普遍化。不妨說他們並不推理或只會錯誤地推理，也絕不會受到推理過程的影響。
只要能夠為群體建立這樣論證的形象或觀點，便可以操縱群體。
它們是能夠影響群體的唯一論證。包含一系列環節的邏輯論證，群體完全不能理解，因此，我們可以說群體並不推理或只會錯誤地推理，也不受推理過程的影響。
讀某些演說詞時，其中漏洞百出，錯誤連篇，任何講理性的個體都會驚訝這些並不十分高明的言辭，竟能對聽眾產生重大的影響。我們往往會忘記，演講稿並不是為哲學家或思想家準備的，而是用來說服平庸的大眾的。凡是和群體有密切交往的演說家，無一不擅長建立對群體有誘惑力的形象。任何一個人做到這一點，便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即使有20本富有真知灼見著作，這些認真思考的產物，也不如幾句有感召力的話語。
群體沒有推理能力，也沒有任何批判精神，也就是說，群體不能辨別真偽，也不能對任何事物做出正確的判斷。群體的判斷僅僅是強加的判斷，絕不是歸納論證後更改的判斷。就這方面來說，無數個人並不比群體的水平高明多少。有些意見輕而易舉就得到普遍認同的原因，是大多數人沒有能力根據推理形成自己的獨特看法。
（3）群體的想像力
盲人的聽力比常人更敏銳，缺乏推理能力的人的想像力不但強大、活躍，且非常敏感。對於群體來說，一個人、一件事或是一次事故，都會在他們的腦海中喚起栩栩如生的形象，而這種超常想像力是一個理性的人不具備的。
群體如同一個睡著了的人，理性被擱置腦後，只憑形象思維來得到結果，如同做夢一樣，因此他的頭腦中能產生出極鮮明的形象，但只要他開始思考，這種形象就會迅速消失。
無論是獨立的個體還是群體，一旦他們喪失了思考和推理能力，對自己的認識就變得十分模糊，甚至認為世界上沒有辦不到的事，以至於讓他們產生目空一切的極端情緒，他們認為最不可能的事便是最驚人的事。群體只關注那些最離奇、最不同尋常、最傳奇的事件，在原始人的思維方式中，我們常常可以看到這一現象。比如，在德屬東非的土著居民看來，一艘軍艦的強大與否不在於它噸位多大，有多少門火炮，或是裝甲多厚，而在於煙囪多少。一艘軍艦的煙囪越多，那麼這艘軍艦的實力也就越大。當英國人的一艘雙煙囪軍艦來到非洲海岸時，當地居民棄他們的宗主國而不顧，紛紛向他們示好，因為當地的德國軍艦是老式的驅逐艦，只有一根煙囪。
於是，德國人從國內調來了一艘有三根煙囪的巡洋艦，土著人從未見過有如此多煙囪的軍艦，紛紛前來觀看，還起了個響亮的綽號——背著三根管子的海上武士。幾天後，「三根管子的海上武士」就不再是土著人的英雄了，因為英國人開來了一艘船，上面有四根煙囪。
德國總督大感困惑，難道英國人竟調來了一艘戰列艦？答案很快就揭曉了，這艘四個煙囪的船根本不是什麼戰列艦，而是一艘拉煤炭的商船，因為鍋爐老舊得厲害，所以要多加一根煙囪排煙。德國人無論如何也變不出一艘五根煙囪的船，他們怎麼也想不通這些土著人怎麼會以這樣奇怪的角度來分析事情。
這正是原始思維的典型思考方式，只對鮮明的形象進行判斷，取代正常的推理能力。
假如我們對一種文明進行分析，會發現它存在的真正基礎是那些神奇的、傳奇般的內容。表象總是比真相起著更重要的作用，群體無視現實，無論是親眼所見還是富有邏輯的勸告，群體都不為所動。
那些能活靈活現反映人物形象的戲劇表演，就能對群體產生巨大的影響。
今天，一些原始部落中仍然會在狩獵活動與戰爭之前，舉行規模宏大的祭祀儀式，狂熱的集體舞蹈進行到高潮的時候，巫師就會進入一種異常的意識狀態，人們便相信他們激活了超自然的力量，可以遊走在宇宙的任何一個空間，賦予部落民眾以額外的能力。
在古羅馬時代，角鬥士一出現在圓形劇場中央，每個觀眾都會瞪大眼睛看著，力圖看清楚他們是何許人也。觀眾們不但有著高漲的熱情，參與的聲浪也很高，倘若有角鬥士倉促上陣，就會遭到觀眾的起鬨，甚至有情緒激動者從座位上站起來，一面跺腳，一面手舞足蹈，威脅角鬥士。觀眾之間也發生矛盾，有時因為對某個角鬥士的評價出現差異而大打出手。實力較弱的角鬥士不敵對手的時候，觀眾席上會立即響起嬉笑聲，包括女性在內。
如果形象的暗示而產生的感情十分強烈，就會變成行動。即使到了現代，這樣的故事也層出不窮。
在某個大眾劇院中，劇院僅上演了一出讓人情緒低沉的戲，就不得不保護那扮演叛徒的演員離開，以免他被那些義憤填膺的觀眾粗暴地攻擊，儘管叛徒的罪惡不過是劇作家想像的產物。這也再次印證了群體沒有理性的思維過程，虛構的因素對他們的影響比現實因素的影響還要大，他們對這兩者不加區分。
想領導群體，就得在他們的想像上下功夫。幾乎所有侵略者的權力和國家的威力，都是建立在群體的想像上的。諸如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興起，宗教改革、法國大革命及社會主義的崛起，都是建立在群體的想像力之上的產物。
所有時代的偉大政客包括最專橫的暴君，都把群眾的想像力視為權力的基礎，他們從來沒有設想過通過與群眾想像力作對而進行統治。
拿破崙在這一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他在國會中演講時這樣說：「我通過改革天主教，終止了旺代戰爭；通過變成穆斯林教徒，在埃及站住了腳；通過成為一名奉教皇至上的人，贏得了義大利神父的支持。如果我去統治一個猶太人的國家，我也會重修所羅門的神廟。」
自亞歷山大和愷撒以來，許多偉大的人物都了解怎樣影響群眾的想像力。終其一生，拿破崙始終全神貫注的事情，就是強烈地作用於這種想像力。在勝利時，在屠殺時，在演說時，在自己的所有行動中，他都把這一點牢記在心中。直到他躺在床上就要咽氣時，依然對此念念不忘。
拿破崙建立了彪炳千秋的勳業，儘管成千上萬的士兵因為他的野心而客死他鄉，但民眾仍然認為他是當之無愧的帝王與英雄，有數不清的民眾情願為其赴湯蹈火。
究竟如何影響群眾的想像力呢？只需要注意一點，不可求助於智力和推理，這也就是說，絕對不能夠採用論證的方式。愷撒被布魯圖等人刺殺於元老院後，安東尼為了讓民眾把矛頭指向謀殺愷撒的兇手，他用手指著連中23刀的愷撒屍體慷慨陳詞，一臉悲憤之情。策略收到了很好的成效，民眾都為安東尼的情緒所感染，自發地集合起來高呼愷撒的名字，並要求懲治這兩個人民公敵。布魯圖與同謀喀西約很快便眾叛親離，安東尼又在葬禮上用標槍挑起了愷撒的血衣，當眾宣布了愷撒的遺囑。群眾因此而心碎狂亂，舉著火把追殺兇手們。布魯圖和喀西約在絕望中自殺身亡。
不管刺激群眾想像力的是什麼，都必須遵循以下兩點原則。
第一，建立令人吃驚的鮮明形象。
第二，不要做任何多餘的解釋，只需要伴之以幾個不同尋常或神奇的事實就足夠了。這些事實可以是一場偉大的勝利，也可以是某個大奇蹟，或者是一樁驚人的罪惡，甚至是一條令人震驚的預言，一個恐怖的前景。無論哪一類，都必須整體呈現在群體面前，來源則沒有必要透露給大眾，以免引起額外的麻煩。
影響民眾想像力的並不是事實本身，而是它們發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因此只有進行濃縮加工，才會建立起令人瞠目結舌的驚人形象。
即使有幾百條甚至幾千條小罪行與小事件，也難以觸動群眾的想像力。一次大罪行或大事件卻會給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使其後果造成的危害與一百次小罪相比不知小多少。在法國爆發過可怕的流行性感冒，僅僅在巴黎一地就奪走了5000人的生命，但是它卻沒有在民眾中造成很大的反響，這其中的原因在於，這種真實的大規模死亡沒有以某個生動的形象表現出來，而是通過每周發布的統計信息告知人們的。
假如一次事件造成的死亡只有500人而不是5000人，但它是在一天之內發生於公眾面前，是一次極其引人注目的事件，譬如說是因為艾菲爾鐵塔轟然倒塌，就會對群眾的想像力產生重大影響。
曾經有一次，人們因為與一艘橫渡大西洋的汽船失去了聯繫，便以為它已經在大洋之中沉沒了，這件事情對群眾想像力的影響整整持續了一周。
但官方的統計數據表明，僅僅在1894年一年的時間裡，就有1053條船失事。以造成的生命和財產損失而論，比那次大西洋航線上的失事嚴重得多，大眾卻從沒有關心過這些接連不斷的失事。
從這個意義上說，只要掌握了影響群眾想像力的藝術，也就掌握了統治他們的藝術。
（4）群體採取的宗教信仰形式
我們已經證明，群體沒有推理能力。對於觀念，群體不是全盤接受，就是完全拒絕；對群體產生影響的暗示，會徹底征服他們的理解力，並且使情緒傾向立刻變成行動。對群體給予恰當的影響，他們就會為自己信奉的理想慷慨赴死。由於群體只會產生狂暴而極端的情緒，同情心很快就會變成崇拜，如果群體心生厭惡，幾乎會立刻變為仇恨。假如我們對群體的這些特點做更細緻的研究，就會發現無論是在狂熱宗教信仰的時代，還是政治大動盪的時代，都有同樣的感情和古怪的形式——沒有比宗教感情更好的稱呼了，這就是偶像崇拜。
這種感情十分簡單，生命對某種力量的畏懼，使得信徒盲目服從偶像的命令，信徒沒有能力也不願意對偶像的信條展開討論，他們有著傳播偶像信條的強烈願望，把不接受這些信條的任何人都視為仇敵。這種感情涉及的無論是看不見的上帝，還是一具木雕、石像，某個英雄或政治觀念，只要具有上述特點，便成為一種宗教感情。
路易十五時期，聖格美伯爵聲稱自己發現了長生不老藥和點金石，誇耀自己活了2000多年，無數人相信了他的鬼話。他當時約70歲，但看起來只有40多歲，氣色非常好。他是個博學多才的人，當被問到他與古代聖賢交往的狀況時，他對答如流，沒有任何破綻。能夠隨意進出社交明星龐帕德夫人化妝間的只有聖格美伯爵一個人。夫人很喜歡與他聊天，伯爵在她面前表現得很謙虛，但她相信他至少活了300年。
一旦民眾開始迷信一個人，常常會攀比誰更迷信。
巴黎到處都在流傳這位伯爵的傳奇故事。幾個喜歡惡作劇的年輕人進行了一項試驗：他們雇用了一位喜劇演員，讓他扮成聖格美伯爵的模樣，站到大街上去吹牛。這位假伯爵站在大街上信口胡言，說自己曾經與救世主共進晚餐，而且把酒變成了水；他和耶穌是親密好友，耶穌經常警告他不可太放蕩，否則晚景淒涼。這位假伯爵驚訝地發現，民眾簡直什麼都相信，甚至連如此褻瀆神靈的昏話也毫不懷疑。
如果一個人只崇拜某個神，那還算不上虔誠的信徒，只有當他把自己的一切思想、無條件地服從行為、發自肺腑的幻想熱情全部奉獻給一項事業或一個人，將其作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動的目標與準繩時，才能夠說他是個虔誠的信徒。
偏執與妄想是宗教感情的必然伴侶。凡自信掌握了現世或來世幸福秘密的人，都會有這樣的表現。17世紀初，德國「玫瑰十字」教派正是這樣的一個團體，幾乎所有的夢想家和鍊金術師都加入了這個教派。他們稱教派的前八名成員能夠包治百病，如果他們願意，還可以把教皇的三重皇冠摧毀成粉末。這些人信誓旦旦地聲稱加入「玫瑰十字會」的人有神保佑，能夠獲得創造奇蹟的魔力。所有會員都能消除瘟疫，平息狂風暴雨，能騰雲駕霧，一日千里，還能夠打敗惡魔、治療百病。
這種妄想在信徒中快速地傳染，使他們變得狂熱，最終演變成偏執的宗教狂。
恐怖統治時代的雅各賓黨人，骨子裡和宗教法庭時代的天主教徒一樣虔誠，他們殘暴的激情也有著同樣的來源。
盲目服從、殘忍的偏執、狂熱的宣傳等是宗教感情固有的特點，群體的信念也如此，他們的一切信念都帶著宗教的形式。被某個群體擁戴的英雄，在這個群體看來就是一尊真正的神。拿破崙當了15年這樣的神，他比任何一尊神得到的崇拜都多，也比任何一尊神都更容易置人於死地。基督教的神和異教徒的神，對他們的信徒都從未實行過如此絕對的統治。
身為領袖，如果想要讓自己創立的宗教或政治信條站住腳，就必須成功地激起群眾想入非非的感情。群體無時無刻不在幻想，如果能夠讓他們在崇拜和服從中，找到自己的幸福，就能夠讓他們隨時準備為自己的偶像赴湯蹈火。
德·庫朗熱在論述羅馬人的傑作中指出，維持著羅馬帝國的根本不是武力，整個帝國的武裝力量，只有區區30個軍團，卻能夠讓整整一億人俯首聽命。秘訣就是偶像崇拜，神就是皇帝本人！
他們服從的原因在於，皇帝是羅馬偉業的人格化象徵，他像神一樣得到了全體人民的一致崇拜。在他的疆域之內，即使最小的城鎮也有膜拜皇帝的祭壇。從帝國的一端到另一端，到處都可以看到新宗教的興起，它的神就是皇帝本人。在基督教以前的許多年裡，整個高盧地區都建起了和里昂城附近的廟宇相似的紀念奧古斯都皇帝的神殿。
在基督教興起之前，羅馬帝國的60多個城市裡，都建造了紀念奧古斯都皇帝的神殿，為了維持這種機制，每個城市還專門選舉出一名大祭司，他是當地的首要人物，權力與威信都凌駕於市政官與治安官之上……顯然不能把這一切歸因於畏懼和奴性，不可能整個民族全是奴隸，尤其不可能是長達3個世紀的奴隸。崇拜君主的並不是那些廷臣，而是羅馬，不僅僅是羅馬，還有高盧地區、西班牙、希臘和亞洲。
一切宗教或政治信條的創立者之所以能夠立住腳，皆因為他們成功地激起了群眾想入非非的感情。如今，大多數支配著人們頭腦的大人物，已經不再設立聖壇，但是他們還有雕像，或者追隨者手裡有他們的畫像，信徒對他們的崇拜行為，和以前他們所得到的相比毫不遜色。群眾首先需要一個上帝！偶像崇拜永遠不會消亡，因為群眾需要宗教。
不要認為偶像崇拜只是過去時代的神話，早已被理性徹底清除。在歷史上同理性永恆的衝突中，理性從來沒有戰勝過感情。大眾長期被奴役著。在過去的一百年裡，他們從未擁有過如此多的崇拜對象，古代的神也無緣擁有這樣多受到崇拜的塑像。無論時代進步到何種程度，即使不再有聖壇與雕像存在，也會有新的形式來替代。
研究過大眾運動的人都知道，在布朗熱主義的旗號下，大眾的宗教本能是多麼容易復活。1886年，那位鼓吹對德復仇的布朗熱將軍開始擔任陸軍部長，在任何一家鄉村小酒館裡，都能找到這位英雄的畫像。他成了匡扶正義、剷除邪惡的全能英雄，成千上萬的人願意為他獻出生命。如果不是因為他性格懦弱，臨陣怯場，不敢發動政變的話，以他傳奇的名望，定能在歷史的偉人名單上占據一席之地。
群眾需要宗教這一論點已是老生常談，任何想在群眾中紮根的政治、神學或社會信條，都必須採取宗教的形式。即使要群眾接受的是無神論，這種信念也得表現出宗教情感中特有的偏執，只有表現出頂禮膜拜的服從，才可能被群體接受。
實證主義者這個小宗派的演變，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不尋常的例證。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位思想家曾是一位虛無主義者，是虔誠的有神論者。有一天，他受到了理性思想的啟發而突然覺悟，撕碎了小教堂祭壇上一切神仙和聖人的畫像，吹滅了蠟燭，立刻用無神論哲學家的著作代替了那些被破壞的物品。
說到底，這位思想家的宗教感情沒有絲毫變化，變化的只有宗教信仰的對象。
除非我們研究群體信念長期採取宗教形式，否則便不可能理解那些十分重大的歷史事件。對某些社會現象的研究，更需要著眼於心理學，而不是從自然主義的角度。史學家泰納只從自然主義的角度研究法國大革命，因此他看不到某些事件的起源。他對事實有充分的討論，但從研究群體心理學的要求看，他不是總能找出大革命的起因。歷史大革命中的血腥、混亂和殘忍讓他驚恐，但他不能看出那些偉大戲劇英雄的背後還有一群癲狂的野蠻人肆意妄為，有一群人對自己的本能毫不約束。
包括這場革命的暴烈，它的肆意屠殺，它對宣傳的需要，它向一切事物發出的戰爭宣言，統統因為泰納研究方法的偏差而被埋沒。只有認識到這場革命不過是新宗教信仰在群眾中建立起來導致的，才會得到恰當的解釋。除了法國大革命之外，宗教改革、聖巴托洛繆的大屠殺、法國的宗教戰爭、西班牙的宗教法庭都是受宗教感情激勵的群眾所為，凡是懷有這種感情的人，必然會千方百計將反對建立新信仰的人斬草除根。
遍布西班牙全境的宗教裁判所，僅在1483年到1498年15年的時間裡，就以火刑處置了10人之眾。這種極端而殘酷的辦法並不稀奇，凡是那些有著真誠而不屈信念的人，都會採用這樣的辦法來對付反對者。假如他們採用了別的辦法，他們的信念就不會得到這樣的評語了。
上文所述事件，只有在群眾的靈魂想讓它們發生時，它們才有可能發生。即使最絕對的專制者也無法製造出這些事件來。握有絕對權力的專制君主，充其量只能加快或延緩其顯靈的時間罷了。當史學家告訴我們聖巴托洛繆慘案是一個國王所為時，他對群體心理的理解表現得和君王一樣無知。所有的屠殺命令，固然可以由君王來發布，卻必須由群體來貫徹。在這些事件的深處，我們找到的絕不是統治者的權力，而是群體靈魂的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