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群體的意見和信念 第一章 群體意見和信念中的間接因素
我們已經研究了群體的精神結構，了解了群體的感情、思維和推理方式，接下來探討群體的意見和信念是如何形成的。思兔閱讀520官網
決定群體意見和信念的因素有兩種：間接因素和直接因素。
間接因素是指能夠使群體接受的某些信念，群體接受這些信念後，難以再接受別的信念。這些因素為以下情況的出現準備了基礎：突然冒出來一些威力與結果都令人吃驚的新觀念，某些觀念的爆發，並被付諸行動，看起來顯得十分突然。但這只是一種表面結果，在它背後，我們可以找到一種延續良久的準備性力量。
隨著上述長期性準備工作的延續，它們成為實際說服群體的資源時，便成了直接因素，不過，若是沒有那些準備性工作，直接因素不會發生作用。這就是說，直接因素是使觀念被採取並且能夠產生一定結果的因素。大眾突然開始貫徹的方案就是直接因素引起的。一次騷亂的爆發，或一個罷工決定，甚至民眾授予某人權力去推翻政府，都可歸因於直接因素。
如果說間接因素相當於長時間的蟲啃蟻噬，那麼直接因素就是一次強烈的地震或颱風，雖然看上去是外力破壞了房屋，但房屋的地基實際上早已經被掏空了。
所有重大歷史事件中都能發現這兩種因素的相互作用。
舉一個令人震驚的事件，法國大革命的間接因素包括哲學家的著作、貴族的苛捐雜稅與科學思想的進步。有了這些間接因素的準備，民眾的大腦便很容易被演說家的演講打動，或用不疼不癢的改良來反抗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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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間接因素具有普遍性，它們是群體一切信念和意見的基礎。這些因素包括種族、傳統、時代、各種典章制度和教育等。
（1）種族
種族是最重要的間接因素。每個種族都有它的特點，這種特點又形成了它的種族性格。這種種族性格一代代傳遞下去，形成了這個種族的力量、信仰、制度和藝術，總之，這個種族文明中的一切成分，僅僅是它種族性格的外在表現。
某種觀念從一個種族傳播給另一種族時總會發生深刻的變化。某些環境變化、突發事件可能會為一個民族帶來新的暗示因素，帶來相當大的影響，引導他們付諸行動，但是如果這種影響與該民族的民族性格相反，或與一個民族世代繼承下來的因素相對立，那麼它就只是暫時的。
種族因素的影響是如此強大，它決定著群體氣質的特徵。這一事實造成的後果是，不同國家的群體表現出相當不同的信念和行為，受到影響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英國的南海事件是這方面最好的例子，當時，密西西比股票狂潮正於法國如日中天，在這個神奇的泡沫肆意膨脹的日子裡，法國人變得失去了僅存的理性，不再滿足於從事那些盈利較慢的產業，人人都渴望能夠立刻擁有無窮無盡的財富，於是鋌而走險，開展了一場大膽的計劃。
當這股風潮來到英國時，像法國人一樣，英國人也被這種離奇的計劃所迷惑，千萬雙眼睛中飽含欣喜，仿佛看到了金銀財寶撲面而來的景象。
與法國不同的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骨子裡強烈的理性成分發揮了作用，除了一部分從始至終持反對意見的當權者之外，即使是普通百姓也沒有完全參與這場瘋狂遊戲。這也正是鬧劇在法國持續了整整四年，而在英國只進行了八個月的原因。關於民族這一因素的作用，以後還會有所涉及，我們在這裡需要了解的是它對各民族群體氣質特徵的影響。事實上，正是這種影響存在著差別，才決定了今日世界的格局。
（2）傳統
傳統，即過去的觀念、欲望和感情，它們是種族作用的產物，對我們的日常行為發揮著難以覺察的巨大影響。傳統是種族的特性之一，自從胚胎學證明過去的時間對生物進化的巨大影響以後，生物科學便發生了變化，假如我們把民族看成單個的生物，那麼它就是在歷史中形成的一個有機體。
若是這種理論有更多的人知道，想必歷史科學也會出現類似的變化。許多政客與之前的學究們相比高明不到哪兒去，但他們卻相信社會能夠和自己的過去決裂，完全遵照理性之光指引的唯一道路前進。
如同其他有機體一樣，只能通過緩慢的遺傳積累過程發生變化。因此，一個民族的傳統是極其穩定的，除了一些名稱和外在形式，人們無法改變什麼，就如同喀斯特地貌中的鐘乳岩——需要長年累月的物質沉澱，一旦形成之後，又很難被腐蝕損壞一樣。
傳統不僅穩定，而且支配著人們的行為，當他們形成群體時就更是如此。他們能夠輕易改變的，不過是一些名稱和外在形式而已。對這種狀況不必感到遺憾。脫離了傳統，不管是民族氣質還是文明，都不可能存在。為了保持傳統，人類進行著兩大努力，一是建立傳統，二是當有益的成果已變得破敗不堪時，人類便努力摧毀這種傳統。無論是新傳統還是舊傳統，倘若沒有舊傳統，文明就不可能延續；如果沒有新傳統，文明也不可能進步。
而我們要面對一個困難——一個極嚴重的困難——如何在穩定與求變之間取得平衡。如果一個民族使自己的習俗變得過於牢固，就很難發生變化，中國是這方面的典型，它故步自封，使整個國家沒有任何改進能力。即使暴力革命也沒什麼用，結果不過是打碎的鎖鏈被重新拼接在一起，讓整個過去原封不動地再現，或者是對被打碎的事物撒手不管，讓無政府狀態來取代衰敗。
對一個民族來說，最理想的狀態莫過於保留過去的制度，同時又用不易察覺的方式一點一滴地改進。在穩定與變革之間求得平衡是很困難的，更何況，群體會本能地對一切變革進行阻撓。使它變成現實的只有古羅馬人和近代英國人。
群體對傳統有著崇拜式的迷戀，他們抱殘守缺，極其頑固地反對變革傳統觀念。即使是最狂暴的反叛行為，最終不過做了些嘴皮子上的改變。18世紀末，教堂被毀，僧侶們有的被驅逐出境，有的命喪斷頭台，禮拜制度一度銷聲匿跡，人們也許認為，舊日的宗教觀念威力已經喪失殆盡。但沒過幾年，為了順應平民大眾的要求，禮拜制度又建立起來了，舊傳統又恢復了昔日的影響。
最不受懷疑的偶像，並不住在廟堂之上，也不是宮廷里那些專制的暴君
——他們轉瞬之間就可以被摧毀。支配著我們內心最深處的自我的，是那些看不見的主人——傳統，它能安全地避開一切反叛，只能在漫長的時間裡慢慢消磨直至某天新的傳統形成，它才會被打破。
（3）時間
時間對於社會問題正如對生物學問題一樣，是最有力的因素之一。
即使是種族因素，也得仰望時間的鼻息。時間是世界萬物的真正創造者，也是世界萬物唯一的偉大毀滅者。積土成山、滴水穿石需要時間，從地質時代模糊難辨的細胞到高貴的人類入主地球，需要的也是時間。只需要短暫的幾百年，便足以改變一切固有的現象。假如螞蟻有足夠的時間，也能把勃朗峰夷為平地。如果有人掌握了隨意改變時間的魔法，他便有了上帝的權力。沒有足夠的時間，人類便無法繁衍壯大形成種族。人類因為時間而獲得力量，同時也因為時間而失去力量。群體的意見和信念是由時間醞釀起來的，一些觀念可實現於一個時代，卻不能實現於另一個時代，原因就在這裡。
時間把各種信仰和思想的碎屑堆積成山，使某個時代能夠產生出觀念。這些觀念的出現，並非像擲骰子一樣全憑運氣決定輸贏，它們深深植根於漫長的過去，之所以能開花結果，是因為時間為它們做好了準備。如想了解它們的起源，就必須回顧既往。它們既是歷史的兒女，又是未來的母親，卻永遠是時間的奴隸。
席捲歐亞大陸的十字軍狂飆的出現就絕非偶然，面對潮水般的基督朝聖者，聖城耶路撒冷的官方頒布了一個苛刻的法令：每個進聖地的朝聖者，都必須繳納一個金幣。
這讓那些千辛萬苦而來的朝聖者憤怒至極，窮困潦倒的人群在耶路撒冷城外徘徊不前，直到一位富裕的信徒載了一大堆金幣來替他們繳了稅後才得以進城。對耶路撒冷的統治者來說，朝聖者成為他們的滾滾財源。
面對不斷湧入聖城的朝聖信徒，統治者在朝聖的路上設下種種障礙。以各種方式來迫害朝聖者：搶劫、鞭打、連續幾個月被關在城外、被迫繳入城稅等，情形整整持續了一個多世紀，雙方矛盾不斷加深，如火藥瀕臨爆炸的邊緣。
一位名叫彼得的隱士歷經磨難趕到耶路撒冷，卻受到各種虐待。他義憤填膺地到處演講，歷數東方世界的邪惡，聲淚俱下地控訴基督徒在聖地受的虐待，最終使得教會做出了「解放聖地」的決定。
如果沒有長達一個世紀的情緒積累，西方世界也不可能在倉促之間有此決定。
時間是我們最可靠的主人，是面向大眾可怕的報復，對此我們深感不安。意欲恢復平衡，除了依靠時間再無他法。法國社會學家拉維斯先生所言甚是：
沒有哪種統治形式可以一夜之間建立起來。政治和社會組織都是經歷了數百年才打造出來的產物。封建制度在建立起典章之前，經歷了數百年毫無秩序的混亂。絕對君權也是在存在了數百年後，才找到了統治的成規。
（4）政治和社會制度
改進統治制度可以消除社會的弊端，國家進步是好制度帶來的結果，社會變革可以用各種命令來實現，這些看法至今仍被普遍認同，殊不知其乃是一系列嚴重的謬見——該觀念成為法國大革命的導火索，目前的各派社會學說也仍然以此為基礎。
最具連續性的經驗也未能動搖這個重大的謬見。哲學家和史學家們想證明它的荒謬，結果卻枉費心機。不過他們卻可以毫不費力地證明，各種制度是觀念、感情和習俗的產物，而觀念、感情和習俗並不會隨著改寫法典而被一併改寫。
對於一個民族來說，誰也無法隨意選擇自己的制度，如同我們不能隨意選擇自己的頭髮和眼睛的顏色一樣。既然制度和政府都是民族的產物，這就決定了它絕對不可能創造某個時代，只能被這個時代創造。
各民族的性格決定了他們要怎樣被統治。一種政治制度的形成需要上百年的時間，要改變它也同樣需要這麼多的時間。世界上既不存在一個絕對的好制度，也不存在一個絕對的壞制度。而各種制度也沒有固有的優點，就其本身而言，無所謂好壞。
在特定的時刻對一個民族有益的制度，對另一個民族也許是有害的。
比如，我們經常認為共和制要比君主制民主，因此共和國的人民也就比君主國的人民幸福。可實際上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英國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至今還生活在君主制的統治之下，反倒是那些拉丁美洲與非洲的民主共和國，常常專制而囂張地壓迫公民。儘管這些國家都建立了共和制度，也制定了共和國的憲法，但決定著各民族命運的是種族性格，不是他們的政府。
浪費時間炮製各種煞有介事的憲法，如同小孩子玩把戲一樣，不過是無知的修辭學家毫無用處的勞動。要完善憲政，我們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讓必要性和時間這兩個因素髮揮作用。這就是盎格魯-撒克遜人採用的辦法，正如他們偉大的史學家麥考利告訴我們的一樣：拉丁民族各國的政客，應當真誠地學習這種方法。他認為，從純粹理性的角度看法律，只看見一片荒謬與矛盾。他對拉丁民族一擁而上發瘋般制定出來的憲法文本與英國的憲法進行比較後指出，後者總是一點一滴地慢慢發生變化，影響來自必要性，而不是來自思辨式的推理。
不考慮是否嚴謹對稱，更多的是考慮是否方便實用；不單純以不一致為理由去消除不一致，除非有明顯的缺憾，否則絕對不變革；除非能夠消除這些缺憾，否則絕不進行革新；除了針對具體情況必須提供的條款之外，絕對不制定任何範圍更大的條款——這些原則，從約翰國王的時代直到維多利亞女王的時代，這四大原則一直支配著250年的議會，讓它的行動有章可循，從容不迫。
欲弄清各民族的法律與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滿足種族的需要，對它們逐一審查即可，沒有必要進行粗暴的變革，如對集權制的優點和缺點，可以專注於哲學上的考究。法國這個由不同民族構成的國家，用了整整1000年的時間來維護集權制，當法國民眾感覺到不滿時，他們選擇了粗暴的革命。一場目的在於摧毀過去一切制度的大革命平息後，人們驚訝地發現，這場大革命雖然毀滅了一套舊集權制，卻建立了一套新的集權制，並使集權制度進一步強化，更具備壓迫性。
如此看來，我們就得承認集權制是法國迫切需要的產物，是這個民族的生存條件。對於那些奢談毀掉集權制度的政客，我們應當同情他們。
上述結論是，制度無法解決現實中存在的問題，民族的幸福也不能到制度中去尋找。以暴力革命為代價，它可以改變其名稱，但是其本質依然如故。名稱不過是些無用的符號，歷史學家在深入到事物的深層時，很少需要留意這些因素。
當眾多的拉美國家從西班牙的統治下獨立出來後，它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效仿美國，一擁而上發瘋地制定憲法文本，結果卻變得十分糟糕。
美國在民主制度下取得了高度繁榮，而另一些國家的人，譬如西班牙人，在極為相似的制度下，卻生活在可悲的混亂狀態之中。制度與一個民族的偉大和另一個民族的衰敗都是毫不相干的。各民族受自己的性格支配，凡與這種性格不合的模式，都不過是一件借來的外套，一種暫時的偽裝。
但民眾認識不到這一點，他們將不滿歸結於某種制度，又將希望寄託於某種制度，如同對待聖人的遺骨一樣對待未實行的制度，賦予這些制度以創造幸福的超自然力量。各種幻想和新詞彙反覆衝擊民眾的頭腦，尤其是後者，它們對民眾的影響力，和它們的荒誕一樣強大。為強行建立某些制度而進行的血腥戰爭和暴力革命一直都在發生，而且還會繼續發生下去。
（5）教育
一切受教育的人需要的專業教育都是我們祖輩理解的教育。在今天，憑自己意志的力量、開拓能力和創業精神統治世界的民族中，這種教育模式依然強盛。偉大的思想家泰納先生在一系列著名篇章中清楚地說明了，我們過去的教育制度與今天英國和美國的制度大體相似。泰納在對拉丁民族和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制度進行比較時，明確指出了這兩種方式的後果。
如何能提高專業智力，使它高於古典教育的水平呢？泰納先生說：
觀念只有在自然而正常的環境中才能形成。因此，我們需要年輕人每天從工廠、礦山、法庭、書房、建築工地和醫院獲得大量的感官印象；他得親眼看到各種工具、材料和操作；他得與顧客、工作者和勞動者在一起，不管他們幹得是好是壞，也不管他們是賺是賠。只有採用這種方式，孩子們才能對那些從眼睛、耳朵、雙手甚至味覺中得到的各種細節。學習者在不知不覺中獲得了這些細節，默默地推敲，在心中逐漸成形，並且或遲或早會產生出一些提示，讓他們著手新的組合、簡化、創意、改進或發明。
而我們卻恰恰在最能出成果的年紀，被剝奪了所有這些寶貴的接觸、所有這些不可缺少的學習因素，在七八年的時間裡一直被關在學校，切斷了一切親身體驗的機會，因此對於世間的人和事，對於控制這些人和事的各種辦法，不可能得到鮮明而準確的理解。
毫不客氣地說，十有九人在幾年裡把他們的時間和努力浪費掉了，而且浪費的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幾年。他們中間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人，為了考試而活著，然後被殘酷地淘汰掉。
另外一半或者三分之一成功地得到了某種學歷、證書或一紙文憑，在規定的某一天，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對一個答辯團，在連續兩小時的時間裡，懷著對科學家團體，即一切人類知識的「活清單」的敬畏，他們要做到正確或是絕對正確。
但用不了一個月，他們不可能再通過考試，腦子裡那些過多的、過於沉重的學識不斷流失，且沒有新東西補充進去。他們的精神活力衰退了，他們繼續成長的能力枯竭了，一個得到「充分發展」的人誕生了，但他也筋疲力盡了。
於是他成家立業，落入生活的俗套。只要落入這種俗套，他就會把自己封閉在狹隘的職業中，工作也許還算本分，僅此而已。這就是平庸的生活，收益和風險不成比例的生活。
在教育青年人方面，英國人與美國人做得更好。
在醫院、礦山和工廠、建築師或律師的辦公室里，那些十分年輕就開始學業的學生們，按部就班地經歷他們的學徒期，在投入實際工作之前，他們也有機會接受一些一般性的教育過程，可以把他們迅速觀察到的東西儲存進去，而且他能夠利用自己在空閒時間得到的各種各樣的技能，逐漸把自己充實成為一個全面而健康的人。學生的實踐能力得到了發展，並且與學生的才能相適應，發展方向也符合他未來的任務和特定工作的要求，因為這些工作就是他今後要從事的工作。
因此在英國或美國，年輕人很快便能發揮自己的能力。在25歲時——如果不缺少各種材料和部件，時間還會提前——他不但成了一個有用的工作者，甚至具備自我創業的能力；他不只是機器上的一個零件，而且成為發動機。而在制度與此相反的法國，卻越來越向中國看齊——由此造成的人力浪費還能夠接受，然而這種教育制度與實踐生活不斷脫節的趨勢卻令人忍無可忍。
英國人的工程師不是在學校學出來的，而是在車間裡訓練出來的。這種辦法表明每個人都能達到他的智力允許他達到的水平。如果他是個平庸的人，沒有進一步發展的能力，他做工人或領班；如果天資不俗，他便會成為工程師。與個人前程全取決於他在19歲時一次幾小時的考試的做法相比，這種辦法更民主，對社會的好處也更多。
關於拉丁民族的教育制度與實踐生活不斷擴大的差距，泰納得出了如下結論：
在教育的三個階段，即兒童期、少年期和青年期，如果從考試、學歷、證書和文憑的角度看，坐在學校板凳上啃理論和教科書的時間是長得過頭了，而且負擔過重。採用的方法也糟糕透頂，以至於已經成為一種嚴重違反自然的、與社會對立的制度。
過多地延長實際的學徒期、培養懶漢的寄宿制度、過多的人為的訓練和填鴨式教學、繁重的功課，對今後的時代完全沒有考慮，對人的職業缺乏安排，對年輕人很快就要投身其中的現實世界裝聾作啞，不考慮學生如何適應社會，不考慮人類為保護自己而必須從事的鬥爭，不教給學生如何保持堅強意志……
有必要的準備、所有最重要的學習、那些豐富的常識、堅忍不拔的意志力……凡是年輕人應該擁有的知識，我們的學校一樣也沒有教。我們的教育不但沒有讓他們獲得更好的生存能力，反而破壞了這些能力。使得我們的年輕人一走入社會，進入他的活動領域，就開始遭遇一系列的痛苦與挫折，由此給他造成的創痛久久不能痊癒，有時甚至讓他失去生活的能力。這樣的教育制度，對年輕人的精神和道德都造成了不良影響，甚至有難以恢復的可能。學校的幻想與美夢，在嚴酷的現實面前徹底地破滅了，強烈的欺騙感、失望感，是一個心理素質不完備的青年人難以承受的。
也許有人認為我對教育制度的批判，嚴重脫離了群體心理學的主題。如果我們要釐清那些今天正在大眾中醞釀、明天就會付諸行動的各種想法和信念究竟是怎樣產生的，那些惡化的群眾頭腦究竟是如何由當前的制度培養出來的，冷漠而中立的大眾是如何變成了一支心懷不滿的大軍，隨時打算聽從一切烏托邦分子和能言善辯者的暗示的，就必須了解其成長的土壤。在改善或惡化群眾的頭腦方面，教育至少發揮了一部分作用。
如果不能認清這一點，任由我們的學校培養一批批狂熱的暴徒、無知的庸眾，可以預見在不遠的將來，為我們的民族走向衰敗鋪平道路的，正是我們的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