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8章 西門子家書
第1098章 西門子家書
親愛的維爾納：
距離我從哥廷根出發抵達倫敦已經過去一個月的時間了，其實我本該早些給你寫信的，但這些天我在倫敦的所見所聞實在遠超我的最初預料，每天都能看見新事物，每天都能接觸到那些只能在書本上看到的大人物。在倫敦，我每一天都活的像在夢裡。
維爾納，我親愛的兄長，在向你敘述我這些天的所見所聞前，我想要先向你道個歉。
幾年前，你逼著我學英語的時候，我還對你的決定大惑不解，甚至心中頗有怨言，但現在看來，你的所作所為完全是出於對於弟弟的愛，你心中明白哪裡代表了世界的未來，所以拼了命的想要幫我掃平通往新世界的障礙。
這個世界上再沒有比你更為家族負責的哥哥了，自從去年父親去世後，你主動肩負起了弟弟妹妹的撫養義務，你把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他們都接到了馬格德堡繼續接受教育，身體力行的親自教導他們，不惜借錢也要幫我完成大學學業。
維爾納，我對你的感激無以言表，但我不能坐視所有重擔壓在你的肩膀上，有你這樣的哥哥作為榜樣，我又豈敢坐享其成呢？
我揣著平時省吃儉用攢下來的7個塔勒，從哥廷根出發了，一路上能走路就走路，實在走不動了就搭一段順路的馬車，有時候是農夫的牛車，有時候是郵差馬車上多出來的一個角落。有位趕車的老人問我去哪兒，我說去漢堡，他咧著缺了牙的嘴笑我說：「小伙子，你這是在拿腳底板丈量德意志呢。
從漢堡前往倫敦的郵船客艙價格是16個塔勒，但幸運的是，我正好遇上了一艘沒有滿客的，在經過談判後，他們同意用5塔勒的價格給我在貨艙留一個位置。
貨艙的滋味確實不好受，頭頂上是甲板，腳下是一堆綑紮得歪歪斜斜的行李，身旁是幾桶醃鮮魚，咸腥味兒混著機油和潮氣，熏得人腦仁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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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西門子家的男子漢沒有什麼苦是不能受的，正如你教導我的那樣，因為我們西門子家的男人有著遠大的自標，所以眼前這些小苦難全都微不足道。
我剛剛從倫敦下船，便看見同行的一位普魯士人在路邊的商店裡抱怨說：「看看這支雪茄，先生！它點不著，氣味難聞，到處掉菸灰，然而卻比我家鄉一支像樣的雪茄貴四倍。面對這支糟糕的雪茄，您還能厚著臉皮跟我談論你們的政府和憲法嗎？這支雪茄證明了你們吹噓的文明純粹是野蠻行徑，你們的政府里坐滿了騙子，你們的自由貿易更是個無恥的騙局！我的老天！這裡的人居然把生菜葉子當菸草抽！」
我本以為那位小店主會「屈服」於客人的淫威之下，豈料他居然反唇相譏道：「或許我的雪茄確實是生菜葉子，但是，它真的能證明一切嗎？很好，日耳曼先生，來吧，給我看看您的護照！這裡有人向您要過護照嗎？有人送您去市政廳辦居留證嗎？警察把您趕出倫敦了嗎？要麼是貨真價實的自由配廉價雪茄葉，要麼是真正的哈瓦那雪茄配普魯士警察制度，您自己選吧，先生。」
倫敦市民與倫敦警察的關係或許遠沒有小店主嘴上說的那麼好，但很顯然，在面對外國人的時候，尤其是面對普魯士人和法蘭西人的時候，他們時常會為蘇格蘭場的警官和英國的議會民主而感到驕傲。
不過我認為普魯士人的抱怨也不是全無道理，因為倫敦的物價實在是太貴了。
我記得在漢諾瓦的時候，我們的同鄉常說：「英國人花一英鎊就如同漢諾瓦人花一塔勒。」
雖然這種說法可能略顯誇張，因為我常常能看見倫敦人為了一兩便士的差價錙鐵必較，但倫敦的物價遠貴於漢諾瓦確實是不爭的事實。
除此之外，我還發現漢諾瓦人對英國人的許多刻板印象在這裡並不作數。
在我們看來，生活在冬日濃霧和秋日陰雨中的英國人好像天生冷漠、不近人情。倫敦的太陽，宛如德意志的自由，只存在於人們的信念之中。人們相信兩者都本可明亮、耀眼、輝煌，但不幸的是，上界與下界之間橫亘著一層陰鬱醜陋的霧氣。
自從抵達倫敦後，我已經有三個星期未見太陽的蹤影，若非天文學告訴我們太陽仍在其舊日軌道上運行，我或許會以為太陽肯定是出城度假去了，又或者猜忌它是被扣留在某座德意志都城，只有等到現任君主誕辰之日方能獲准大放光芒。
三周不見太陽，這放在世界上的任何城市都會引發軒然大波。
天主教徒會將其歸咎於時代的背信棄義，新教徒會證明太陽是因為近來教皇的侵犯之舉而受驚奔逃，至於猶太人，他們則會哀嘆質問道：「當銀行提高貼現率的時候，太陽又怎麼可能照耀大地呢？」
倫敦的太陽確實不常見，但如果將倫敦的氣候與英格蘭的氣候混為一談，那就是固執的偏見了。因為我聽布萊克威爾先生說，在英格蘭的不少地方，太陽的明媚程度其實不亞於歐洲大陸。
但是即便如此，如果單論居住的舒適程度，英國絕對不如我們的家鄉漢諾瓦。
在德意志，我們的家庭成員通常住在同一樓層或者同一個單元樓中的多個房間當中。
而在英國，他們居住在層層疊加的房間當中，在倫敦，擁有四個彼此相連房間的房屋極為罕見，這通常只能在那些高級住宅區的房子中見到。
而且我發現英國人貌似對我這樣的單身漢總有種奇妙的鄙夷感，在英國，單身漢的處境往往比家貓還要糟糕。
因為按照英國人的觀念，房子裡最差的房間對單身漢來說都太過奢侈了。
我的房東太太在聽到我還沒結婚後，便想當然的脫口而出說：「喔，那隨便湊合就行了！」
或許在她看來，單身漢難道會在意一條腿的椅子、破窗戶、搖搖晃晃的桌子，以及冷颼颼的穿堂風嗎？
她好像天生認為單身漢對風濕、牙痛、硬板床、冒煙的煙囪和與老鼠作伴情有獨鍾，然後等到他步入神聖的婚姻殿堂，等到某個可愛溫柔的人兒向他許諾「愛、尊重和服從」之後，然後一夕之間，單身漢的本性就改變了，他就變得懂得享受家庭的舒適和愜意了。
並且這種奇怪的觀念對於男女都是同樣的，未出嫁的女兒在家庭當中同樣得不到什麼優待，英國人在這方面並不願意展示他們的紳士風度。如果未婚女兒的待遇不錯，那只能說明她的父母是不尊重英國傳統的新派人物。
在家鄉的寬敞房間裡，丟了東西再摸索著尋找簡直是我人生的噩夢，然而在倫敦，一切都「方便」極了，書櫃、洗臉架和衣櫃都擠在一起，我甚至無需起身就能拿到所需之物。
誠然，我乾癟的錢包確實負擔不起更好的租屋，但僅僅因為沒有結婚便被當做「下等人」，這總歸令人感到不舒服。
不過好在我在單身漢這個領域內還有著許許多多的盟友，與中產階級和下層階級不同，英國的上層階級貌似並不把結婚當作必需品，當然，這並不代表他們私下裡就沒有幾個向他們許諾「愛、尊重和服從」的人了。
在即將窮困潦倒、走投無路之前，我聽從了你之前給我的建議，去倫敦大學找到了你以前在哥廷根大學的導師喬治·歐姆教授，並通過他聯繫到了帝國出版公司。
在那裡我終於遇到了那位令人朝思暮想的人物，我們西門子家族男子漢的目標。
是的，維爾納，我見到他了。
我無法用言語來表達我對亞瑟爵士的感激，儘管我當時激動得手心全是汗，連話都說不利索，但他還是親切的接見了我。
在向他解釋了來意後，亞瑟爵士不僅同意為我引薦感興趣的專利購買者，而且還特地安排了他的秘書亨利·布萊克威爾先生帶我遊覽了整座倫敦城，並向我展示了倫敦出版行業和電報行業的全貌。
英國的報紙通常分為晨報、晚報、周報、月刊和季刊，在不同的城市還會有都市報刊與地方報刊。晨報與晚報的區別在於出版時間，晚報的首版於下午四點或四點半發行，第二版則於六點發行。倘若遇重大事件時，第三版將會在七點左右發行，內容包含當晚的議會消息。
晚報通常比晨報內容少得多，銷量也較小。除了《環球報》和《太陽報》以外，其餘晚報都不是獨立經營，而是某些晨報的附屬產業。例如《旗幟報》是《先驅晨報》的晚刊版，《快報》隸屬於《每日新聞》，而《晚郵報》是《泰晤士報》的下屬產業，而《晚報》則是《紀事晨報》訓練新職員的地方。
與我們事先猜想不同的是，亞瑟·黑斯廷斯爵士的帝國出版旗下居然不包含新聞出版業務，他既不涉足晨報也不涉足晚報，但這不代表他對於艦隊街的影響力就僅僅局限於圖書出版領域。
事實上，由於英格蘭電磁電報公司的存在，他受到了艦隊街所有報社的尊重。
在艦隊街，即便是對他最不友善的《晨郵報》和《環球報》，他們的報社編輯看在電報的份上，在碰到那些可以攻擊亞瑟爵士的情景時，也只能選擇對他本人避而不談。
說起電報的應用，不列顛如今已經大大領先於歐洲大陸。
幾年前，當鐵路尚未出現、輪船班次稀少並且抵港時間總不準時的時候，《泰晤士報》就已經自建了信使體系，並且長期與《晨郵報》競逐馬賽至倫敦的陸路郵包運送時效。
有時《泰晤士報》占儘先機，有時他們的信使又會被《晨郵報》的信使擊敗，兩家報社的代理人在馬賽至加萊的沿途大肆撒錢，彼此鬥智鬥勇地包攬所有驛馬，而在鐵路出現後，為了爭奪英國第一大報的位置，他們又將時效競爭轉向了承包鐵路專列。
然而，在電報出現之後，兩家報社的惡性競爭幾乎在一夜之間就被英格蘭電磁電報公司不斷鋪設的電報線路擊的粉碎。
由於《泰晤士報》與帝國出版的良好合作關係，他們獲得了電報線路的優先使用權，從而在新聞時效上將《晨郵報》甩出了一個身位，並一舉坐穩了英國國民報紙的行業地位。
《泰晤士報》向來出人意料又迅速轉變的立場，不僅在不列顛，甚至在德意志也已經是盡人皆知。他們的政治立場對大多數人而言是個深不可測的謎團，即便對多數英國人也是如此。
得益於亞瑟爵士的關係，我有幸拜訪了《泰晤士報》的編輯部，而當我把這個問題拋向《泰晤士報》的主編托馬斯·巴恩斯先生時，巴恩斯先生卻笑著對我說，這正是《泰晤士報》能成為英國第一大報紙的原因。
新聞行業提振銷量的秘訣就在於：要麼追隨輿論導向，要麼比同時代的媒體更具遠見，當預見到輿論風向即將轉變時，才會與主流意見相左。無論何時何地，《泰晤士報》
始終致力於維護新聞行業的批判特權，並以鐵一般的意志和驚人的清醒，不惜犧牲其他一切利益來捍衛這種批判性立場。
這便是《泰晤士報》的政治立場極為善變，然而讀者卻始終不願拋棄他們的全部奧秘。
因為這家報社總能精準無誤地抓住對英國有利的事物，無論這對域外國家造成多大危害。
如果英國能從道德立場中獲利，那《泰晤士報》也不介意對異國展現出人道、憲政、
自由乃至感傷的姿態。
倘若與俄國結盟能推進英國利益，它同樣不介意向讀者描繪西伯利亞冰原上永駐春天的奇蹟。
倘若發現能廢除奴隸貿易會摧毀蘭開夏郡的棉紡業，那《泰晤士報》自然也不惜為奴隸制辯護。
儘管《泰晤士報》常因立場的突然轉變而備受國內外指責，但不得不承認的是，他們的政策確實存在政治一致性。
正如我先前所說，《泰晤士報》從未成為執政黨或反對派的喉舌，它始終保持著獨立性。在某些議題上，它支持當政大臣，而在另一些議題上，則予以反對。但它從不為了反對而反對，只有在真正關乎國家存亡的問題上才會寸步不讓，例如自由貿易與貿易保護。
可以說，《泰晤士報》從不固守某項原則的純粹理論優越性，而是極致的貫徹著務實主義的立場，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它始終堅守著經過實踐檢驗的實用性。
在會面的最後，巴恩斯先生告訴我，這也是《泰晤士報》能夠與亞瑟·黑斯廷斯爵士保持長期合作的原因。
儘管亞瑟爵士與帝國出版是《泰晤士報》的長期合作夥伴，但這不代表他們就不報導對方的負面新聞，巴恩斯先生對我說，倘若黑斯廷斯爵士明天在聖保羅教堂門前殺了一位主教，那麼後天清晨《泰晤士報》一定會在頭版頭條將這則新聞告訴全國民眾，但倘若那位主教確實該死，我們也會在第三版里把理由交代清楚。
而當我把這話轉達給亞瑟爵士時，亞瑟爵士卻笑著回答說：「如果《泰晤士報》不這麼做，那我反倒該反思我是不是做錯了什麼。」
一個手握全國最大電報網絡的人，一個能在半個小時內把一條新聞送到英國任何一座城市的人，居然不要求合作報紙替自己唱讚歌。
在德意志，一個人倘若有能力讓報紙閉嘴，他通常會立刻這樣做。
而在倫敦，一個人明明有能力讓報紙替他說話，卻反而必須裝作自己沒有這種本事似得。
英國人的自由或許並不比德意志人的秩序更純潔，他們把一切東西都拿到市場上出售，羊毛、煤炭、鋼鐵、選票、議席、報紙上的社論，甚至大臣的名譽，然而正因為一切都可以買賣，所以每一個買主又不得不維持市場本身的信用。
這就是倫敦最令我驚奇的地方。
德意志人常常把原則供奉在神壇上，然後又在神壇背後偷偷違反它。
英國人則把原則擺在櫃檯上，標明價格，收下錢以後反倒認真維護起櫃檯的體面來了。
維爾納，我不敢說我喜歡這一切，但我必須承認，我正在被這一切吸引。
這大概就是布萊克威爾先生跟我說的「英國式的務實」吧？
維爾納，我不知道該怎麼和你提這件事，但是————
我打算留在英國。
前天下午，亞瑟爵士在他的辦公室里跟我聊了很久，他問我對未來的打算，我說我打算在畢業後找一份與電報相關的工作。
然而令我沒想到的是，亞瑟爵士聽到這話什麼話都沒說，只是從抽屜里取出了一封推薦信給我。
離開辦公室後，布萊克威爾先生告訴我，他們已經開始替我辦理從哥廷根大學轉入倫敦大學的手續了。
維爾納，我親愛的兄長，你把我送到了門口。
現在，輪到我親手推開這扇門了。
永遠感激、敬愛你的弟弟，卡爾1841年12月於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