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5章 高松冢古墳是陪葬墓
第135章 高松冢古墳是陪葬墓
何為同范鏡？
字面意思，同范鏡是指用同一枚鏡范鑄造出來的銅鏡。
當然，中日雙方學者，對於同范鏡的定義都不太一樣。
日方學者普遍承認同范鏡的存在，然而，前世中國卻有學者認為陶質鏡范無法經受多次澆鑄，所謂的同范鏡更有可能是同模鏡，即由同一件「母模」翻制多枚鏡范用於鑄造銅鏡。
但是吧，不管是「同范鏡」還是「同模鏡」，對於兩個鏡子的來源，都不太影響，基本上都是說一個鏡范造出來的鏡子。
蘇亦參觀橿原考古研究所附屬博物館館藏的「海獸葡萄鏡」之後，提出中國陝西唐墓「獨孤思貞之墓」中存在一個同范鏡。
這個說法一拋出來。
直接把末永雅雄炸蒙了。
他太清楚，這意味著什麼了。
意味著，困擾著日本學界多年的高松冢斷代問題，很有可能就因為「獨孤思貞之墓」
出土的同范鏡而得到解決了。
於是，他開始迫不及待地向蘇亦以及夏鼐兩人了解獨孤思貞之墓的情況。
對此，蘇亦只能讓夏鼐來解釋。
他對獨孤思貞墓的發掘背景，肯定沒有夏鼐熟悉。
夏鼐解釋道，「1956—1958年，為了配合我國西安的建設工程，我們考古所在西安先後清理了隋唐墓葬六座，這六座墓都有墓誌，其中一座隋墓，五座唐墓，而獨孤思貞墓，就在今西安疆橋區洪慶村之南。此墓與獨孤思敬和楊氏墓在同一墓地，東西並列成一排，是其中西端的一座。這個地方，在唐代應該屬於京兆府萬年縣銅人原，其墓地，則與漢文帝的霸陵隔河相望。」
以上，就是獨孤思貞墓的基本情況。
夏之所以重點強調六座墓都有墓誌，潛台詞就是說，在斷代上，獨孤思貞墓是非常清晰的。
剩下的部分，他並沒有繼續解釋。
而是望向蘇亦。
「實話實說，我對獨孤思貞的生平，並不是很清楚，接下來，就由你跟末永雅雄先生解釋吧。」
夏鼐是真不知道還是假的不知道，就沒有人清楚了。
反正，他已經把解釋權再一次交回蘇亦手中。
好在蘇亦並沒有讓他失望。
蘇亦接過話頭說道，「獨孤思貞是唐昭宗時任宰相的獨孤損的祖輩。據墓誌，他在武則天時為朝議大夫，行乾陵令，死於武周萬歲通天二年（697），而於神功二年（698）遷葬於銅人原的墓中。」
這話一出來，末永雅雄就問道，「這麼說來，墓內的那面海獸葡萄鏡，可能是萬歲通天二年（697）死後就隨葬的，也可能是神功二年（698）遷葬時才隨葬的了？」
蘇亦點了點頭，「確實如此，但是，我個人認為，對於銅鏡的斷代，影響並不大，畢竟只是一年之差，我認為相比較隨葬年代，銅鏡的鑄造年代更加重要。」
對此，末永雅雄也是認同的。
想要利用銅鏡斷代，就要弄清楚銅鏡的鑄造年代。
它是獨孤思貞之墓的隨葬品，不代表它就是獨孤思貞死去那一年鑄造的，這確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那麼蘇亦先生，你認為這枚銅鏡是什麼時候鑄造的呢？如果你認為它與我們高松家古墳出土的海獸葡萄鏡是同范鏡，那麼這兩枚鏡子又是如何分屬兩地，並且成為它們的隨葬品的呢？」
聽完蘇亦的解釋，末永雅雄終於問出最為關鍵的問題。
知道同范鏡，可以為高松家提供斷代根據。
但是它們怎麼到分屬領地的墓葬，這就是關鍵了。
他問出這個問題，就想知道蘇亦對此是否有深入的研究。
別說，對此，蘇亦還真有。
「我國的王仲殊先生72年的時候，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日本高松家古墳簡介》，可以說，我對於高松家古墳的了解，就是從王仲殊先生的這篇文章開始的。
當時，他也注意到海獸葡萄鏡的問題，還舉例了不少我國墓葬之中出土的相似海獸葡萄鏡來推測貴國高松家古墳出土的海獸葡萄鏡是由我國傳入的。
進而推測，高松家古墳的年代亦應在七世紀末期或八世紀前期。
並且從我國唐銅鏡在墓葬中出土的各種例子判斷，高松家古墳的年代晚到八世紀初的可能性最大的。」
對於這篇文章，末永雅雄並不陌生。
他說道，「王仲殊先生的這一篇文章，我也看過，它曾經由我國九州大學考古學教授岡崎敬先生譯成日文刊登在1972年12月1日的《朝日雜誌》上。
當時，確實在我國學界上造成不小的影響。不過王先生這一篇文章，並沒有詳細論述海獸葡萄鏡是如何傳入我們日本的。
同樣也沒有提及唐代獨孤思貞墓有出土過海獸葡萄鏡的同范鏡。」
老先生連文章的發表日期都記得這麼清楚。
說明他確實對王仲殊先生這篇文章印象深刻了。
畢竟，本國唯一的壁畫古墳由他國學者來斷代，由不得他們不重視。
畢竟72年，兩國開始正式建交。
剛建交，就有中國學者開始關注同年發掘的高松家古墳，這也是一件值得末永雅雄自豪的事情，這說明啥？
說明他們高松家的發現，也在海外造成一定的影響。
不然，怎麼會有中國學者的關注呢？
只是沒有想到7年過去，一個從中國過來的16歲少年，又再一次因為海獸葡萄鏡的問題給出新的考古論述。
甚至，末永雅雄還有些疑惑，為什麼五十年代發掘的唐墓，72年的時候，王仲殊不在文章之中提及，偏偏由蘇亦發現了。
這是巧合嗎？
還是杜撰的？
不僅末永雅雄意識到這個問題，夏鼐也意識到這個問題。
因此，不等蘇亦說話，他就幫忙解釋道，「五十年代在西安發掘的這些墓葬，因為某些歷史原因，在過去的那些年，它們的發掘報告並沒有整理出來，直到這幾年我們考古所研究人員才有精力去整理資料，並且於今年才發表了一篇發掘簡報。
正式的發掘報告，還沒有出版。因此，當年王先生沒有發現這一枚獨孤思貞出土的海獸葡萄鏡，也可以理解。」
末永雅雄恍然，表示了解。
這也是為什麼剛才夏鼐會說蘇亦運氣好的原因。
現在這批隋唐墓葬的出土物已經被考古所整理發表，那麼王仲殊又是相關方面的研究者，他肯定會注意到了。
只不過他身處國內，並沒有出訪日本，自然不會就這個問題繼續寫文章。
偏偏在這個時間段，蘇亦通過簡報發現這個同范鏡，並且率先在日本同行面前說出來。
未來這必然就會成為蘇亦的研究成果。
至於王仲殊，有沒有發現這枚獨孤思貞出土的海獸葡萄鏡，好像已經不重要了。
既然海獸葡萄鏡的來源，並非蘇亦杜撰。
而中國方面又確實在獨孤思貞墓發現海獸葡萄鏡的同范鏡，那麼接下來，蘇亦的判斷就顯得非常重要了。
眼前這個少年，發現這一枚同范鏡之後，是不是有進一步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畢竟考古材料就在那裡。
能不能通過材料來發現問題，才是一個學者研究水平最為直接的體現。
眼前這個少年，是胸中有乾坤，還是泛泛而談，就看他接下來，會給出何種解釋了。
不僅末永雅雄期待著。
就連夏鼐也期待著。
好在，蘇亦並沒有讓他們失望。
他確實給出自己的分析。
「我個人認為獨孤思貞墓出土的海獸葡萄鏡鑄造的年代與對方死亡的年代，應該不會相處太久。這一點，我是從鏡子的形制與花紋來判斷的。
出國之前，我就研究過同類型的海獸葡萄鏡，並非憑空捏造。
比如，71年發掘的唐代鄭仁泰墓葬，就曾經出土過一枚殘破的海獸葡萄鏡，它的形式比獨孤思貞墓的海獸葡萄鏡要早得多。
而，根據墓誌判斷，鄭仁泰墓的年代為唐高宗麟德元年，也就是公元664年，確實比獨孤思貞死亡的697年早。
此外，1955年，又在西安東郊十里舖發掘出一座唐墓，它也出土了一枚海獸葡萄鏡，在形制與花紋上與獨孤思貞墓的海獸葡萄鏡十分相近，甚至可以說，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雖然這座唐墓沒有墓誌，但從墓內其他隨葬品可以判斷，其年代應該在八世紀前期，也就是唐玄宗開元、天寶之際。
因此，就算將這個墓葬的年代，再往前推移，我個人認為也不會比獨孤思貞遷墓與妻子合葬的年代更早。
所以我個人判斷，獨孤思貞墓出土的海獸葡萄鏡的鑄造年代應該在七世紀末，不會更早了。」
聽到這話，不管是末永雅雄還是夏鼎，臉色都發生了變化。
這少年，是真的對海獸葡萄鏡有研究啊。
要不是有深入研究，怎麼可能拿獨孤思貞墓葬的海獸葡萄鏡與其他墓葬出土的海獸葡萄鏡做橫向對比呢。
這就是考古學經常採用的器物排隊方法。
利用類型學去研究考古學的斷代分期問題。
甚至，末永雅雄都懷疑。
夏鼐特意帶眼前這個少年過來參觀高松家古墳就是有備而來的。
然後，只有夏鼐最清楚裡面的真相。
來之前，他根本就沒有跟蘇亦深入討論關於高松冢古墳的問題，這一趟把蘇亦帶來日本，並不是讓他一鳴驚人的，更多是讓他過來學習，增加一些見識，然後在國際同行面前刷一下存在感，給他未來增加一些履歷。
僅此而已。
然而，他哪裡想到蘇亦肚子還有這麼多存貨。
竟然對銅鏡也有研究。
在這個方面，他根本就沒有師承。只能說明，是他自己感興趣，才去研究的。
靠自己的摸索，就能夠說得頭頭是道，這就相當了不得。
不過，為了嚴謹，他還是問道，「你剛才提的兩枚海獸葡萄鏡，也是從文獻上看來的？」
蘇亦點了點頭，「是的，前者出自於72年《文物》刊登的《唐鄭仁泰發掘簡報》，後者則出於今年剛剛發表的獨孤思貞墓同一份發掘簡報之中。」
夏鼐恍然。
他的問題，也算是給蘇亦背書了。
也算是跟末永雅雄說明，蘇亦並不是胡扯的，都是通過公開發表的考古文獻得出來的結論。
未來，末永雅雄想要驗證的話，也很容易。
主要是這不是寫文章，不然，直接引用參考文獻即可，也不需要這麼麻煩。
末永雅雄並沒有懷疑蘇亦所說的真實性。
這少年能夠說出這些判斷，就說明他確實對海獸葡萄鏡有研究，不然想要杜撰出來這些內容，也不容易。
剛才蘇亦的話，算是解決了獨孤思貞海獸葡萄鏡的鑄造年代問題。
也就相當於解決了高松冢古墳出土的海獸葡萄鏡鑄造年代，畢竟它們是同范鏡，是同一批被鑄造出來的銅鏡。
由此，也可以進一步推測出來高松家古墳的年代問題。
最早也只能是在七世紀末或者是八世紀之初。
對此，末永雅雄說道，「這麼說來，蘇亦先生也是認同貴國王仲殊先生給出的年代判斷？」
蘇亦點頭，「確實如此，根據我的研究，王仲殊先生此前的判斷，應該是正確的。」
末永雅雄接著問道，「那麼這枚海獸葡萄鏡是如何傳入日本，成為高松冢墓主的陪葬品的呢。」
這就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
既然眼前的少年，能夠論述出來獨孤思貞海獸葡萄鏡子的鑄造年代，他就更加好奇對方能不能給出關於高松家古墳墓主身份的推測。
這個問題，不僅末永雅雄好奇，就連夏鼐也好奇。
蘇亦很快就給出自己的判斷。
「我認為它應該與栗田真人為節度使的日本第七次遣唐團有關。」
這話一出來。
不管是末永雅雄還是夏鼎，都不算意外了。
蘇亦剛才的一大段論述，幾乎就相當於把答案寫在臉上了。
與獨孤思貞墓年代相近的中日兩國歷史大事件，基本上就只有這麼一件。
粟田真人是日本奈良時代公卿，第七任遣唐使執節使，官至正四位下。701年受文武天皇任命率團赴唐，攜《大寶律令》推動中日制度文化交流。
那麼為什麼不是第六次遣唐使呢？
主要是第六次遣唐使是在天智天皇八年（669）被派遣到大唐的，距離第七次派遣唐使足足相隔三十餘年。
了解兩國歷史的人，聽到他前面的鋪墊，都很容易就推測出相關結論。
這一次遣唐使，雖然是701年被任命，但出發時間卻是702年。
但不管如何。
高松家古墳這一枚海獸葡萄鏡，傳入日本，都跟這一次遣唐使團有關了。
至於是如何帶回來日本，就靠翻閱史料來考據。
先不去理會一些細枝末節的東西，蘇亦這個說法，確實有一定的合理性。
於是，末永雅雄好奇道，「那麼蘇亦先生認為，這枚海獸葡萄鏡，是如何到達遣唐使團的手中呢。」
蘇亦說道，「我有兩個推測，第一個，可能是官方賜予使團的，第二個，可能是使團從市集上購買的。不管從哪一個角度來說，都是可以論證的。」
「能夠詳細展開說一說嗎？」
「據《舊唐書·東夷傳》和《新唐書·東夷傳》記載，在唐玄宗開元初期，日本的遣唐使歸國時在長安收購了許多書籍，帶回日本。
嗯，我前兩日在觀看貴國學者木宮泰彥先生的《日華文化交流史》，就曾經提及《新唐書》將此事加在粟田真人身上，是錯誤的，購書者應是元正朝遣唐的押使多治比縣守。
雖然史書被校勘錯誤，但也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當年貴國的遣唐使們是存在購買能力的。
根據貴國方面的文獻記載，每一次遣唐使歸國，總是要帶回許多大唐的貨物。
甚至，還出現遣唐使團的人員，為了購買大唐的物品，發生觸犯大唐禁律的情況。
因此，不管是第七次遣唐使團的使臣自行購買銅鏡，還是被大唐皇帝賜鏡，都是符合史書記載的。
，」
對於這個推測，末永雅雄點了點頭，並沒有太過於糾結。
學術研究嘛，就是這樣。
只要事先有假設，是很容易找到相關史料來背書的。
同樣，蘇亦連他們日本學者木宮泰彥先生的《日華文化交流史》的書籍，都觀看了，那麼說明什麼問題？
說明少年日文水平相當了得。
不然，不可能如此隨意閱讀地日文版學術著作，要知道這本書，可是沒有中文版的。
如此年紀，就能夠通讀日文文獻，還能夠舉一反三，這樣的少年人，別說在中國，就算是日本，也是絕無僅有的。
能夠培養出來這樣一位少年，何其難得。
既然海獸葡萄鏡傳入日本的途徑有說法了。
那麼剩下就是高松家古墳墓主身份的判斷問題。
要是眼前這位少年，真的能夠把這個問題也考據出來，那就相當的了不起了。
這一刻，他隱約有些期待，感覺自己已經距離真相被破解出來的那一刻不遠了。
眼前這個少年，應該可以繼續創造奇蹟。
對此，他充滿信心。
於是，末永雅雄再次問道，「那麼關於高松家古墳墓主的身份呢？你是否也同意貴國王仲殊先生的判斷，也傾向於認為他就是天武天皇的第九子忍壁皇子？」
王仲殊先生在1972年的發表的文章《日本高松家古墳簡介》一文之中，就曾經說過推斷墓主為忍壁皇子。
不過因為他在72年的時候，並沒有發現獨孤思貞墓出土的海獸葡萄鏡，因此，也只是給出推測，並沒有進一步論證。
蘇亦既然認同王仲殊關於高松冢出土海獸葡萄鏡子的鑄造年代，那麼在末永雅雄看來，他應該也是王仲殊觀點的捍衛者。
這一點，末永雅雄沒有猜錯。
蘇亦確實認同王仲殊的觀點。
國內就只有這麼一個前輩研究高松家的問題，並且還是相關領域的權威，他不捍衛對方學術觀點，難不成跑過來捍衛日本學者的學術觀點？
更不要說，他之所以會對古代銅鏡有所研究，就是因為受到王仲殊先生的觀點的啟發。
不管前世還是今生。
因此，他再次點頭，「確實如此，我也傾向於認為墓主就是忍壁皇子。不過王先生的文章的論述比較簡單，並沒有提及第七次遣唐使團的問題。
忍壁皇子既然參與制定《大寶律令》，那麼說明他與遣唐使團是有交集的，而第七次遣唐使團於704年歸國，及忍壁皇子705年去世，他完全有可能獲得這枚被使團從大唐帶回日本本土的海獸葡萄鏡。」
這一點，蘇亦給出自己的判斷。
當然，判斷古墳墓主為忍壁皇子的觀點，並非王仲殊先生首創，第一個提出這個觀點的是日本學者直木孝次郎。
他的文章《被葬者を推理する》，在末永雅雄72年主持編撰的《飛鳥高松家古墳》之中就有收錄。
而且，這本書剛才在茶室的時候，就被末永雅雄贈予蘇亦。
而這篇文章則是通過對人骨的人類學分析，在高松冢古墳的案例中，遺骨被確認屬於「成年男性」，年齡推定在40多歲至50多歲後期。
這就排除了墓主人是年輕王子或高齡貴族的可能性。
而史料記載，天武天皇之子忍壁皇子（刑部親王）於公元705年去世，享年約47—48
歲，與遺骨的年齡範圍相符。
這也是為什麼直木孝次郎會把被葬者的身份推斷為忍壁皇子的原因。
作為負責編撰《大寶律令》的高官，其身份地位與墓葬規格是相匹配的。
直木孝次郎通過人骨的人類學分析，得出這個結論，王仲殊則通過海獸葡萄鏡得出這個結論。
研究的方法不同，但結論大致是一樣的。
當然，王仲殊先生是銅鏡專家，他的研究重點還是放在銅鏡之中。
蘇亦的研究路徑，則跟王仲殊先生是一樣的。
甚至可以說，他的分析，都是建立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之上。
當然，僅僅是靠海獸葡萄鏡的同范鏡去論證被葬者是忍壁皇子，那麼蘇亦終歸是僥倖者，是在拾人牙慧。
於是，為了顯示自己的與眾不同。
在這種場合之中，他最終還是決定說一些屬於個人的乾貨。
「據我所知，高松冢古墳曾經被貴國一些學者判斷為天武天皇陵，對吧？」
末永雅雄雖然不知道蘇亦為何有這麼一問，但還是給出確定的回答。
「是的，起初因為壁畫風格和陪葬品，被部分學者推測為天武天皇陵，但這一結論，很快就被糾正了。現在我們已經確認天武天皇陵，就是明日香村的檜隈大內陵。」
明日香村是日本奈良縣西北部以飛鳥時代遺蹟聞名的村落，作為6—8世紀日本政治文化中心，被稱為日本律令制國家的發源地。
飛鳥時代的藤原京遺址就在此地附近。
在日本國內，非常著名。
之前蘇亦他們去參觀高松家的時候，還受到明日香村村長的接待，不過因為時間有限，並沒有在明日香村過多逗留。
但是對於明日香村的歷史，蘇亦也特意做過一些了解。
他之所以有剛才的提問，就是為了引出檜隈大內陵。
而檜隈大內陵則是天武天皇和持統天皇合葬陵。
於是，蘇亦接著末永雅雄的話說道，「貴國的直木孝次郎先生，判斷高松家古墳的被葬者死亡時間，應該是在持統天皇元年（687）大內陵營建之後，因此判斷出其身份應該是天武天皇的近親。這一個說法，我也是認同的。甚至，我還認為，高松家古墳就是檜隈大內陵的陪葬墓！」
「陪葬墓？」
他這個說法一出來，也讓末永雅雄滿是意外。
「蘇亦先生，你這個說法角度比較新奇，有什麼依據嗎？」
蘇亦既然說出自己的判斷，自然有其依據。
「第一，它在檜隈大內陵附近，這一點，毋容置疑，對不對？」
這是正確的廢話，誰也沒有否定。
蘇亦說這話，只是鋪墊，主要是為了引出後面的話。
「第二，咱們再次回歸到高松家古墳墓室內的壁畫之中，我個人認為，由於忍壁皇子負責撰寫律令，長期嚮往大唐的典章文物，因此，他的墓葬也開始仿照唐墓的制度，這一點，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只有高松冢墓葬內會出現唐代風格的彩色壁畫。
同樣，也可以解釋，高松家內壁畫，題材與繪畫風格為何與乾陵永泰公主墓酷似。
我認為這不是偶然，而是忍壁皇子刻意模仿唐墓風格的結果。
而，檜隈大內陵則相當於我國的乾陵。」
這話一出來。
讓現場眾人滿是意外。
甚至，還覺得很有道理。
檜隈大內陵，是天武天皇和持統天皇合葬陵墓，而這兩位天皇卻是夫妻。
持統天皇是天武天皇的哥哥天智天皇的女兒，嫁給了叔父，天武天皇去世後，持統天皇繼位。
他們在位時間，則屬於唐朝唐高宗和武則天時期，而乾陵則是唐高宗與武則天的合葬陵墓。
兩邊都是夫妻合葬，都是皇帝。
因此，蘇亦把檜隈大內陵比作乾陵，還真沒毛病。
那麼他為什麼要拿這兩者來對比呢。
主要就是想說。
「這也是我判斷，高松家古墳為陪葬墓的原因，它相當於乾陵附近的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或章懷太子墓，而恰巧，這三座唐朝貴族陵墓的年代都在唐中宗神龍二年（706），與高松塚古墳的年代幾乎完全相同。這應該不是歷史的巧合，更多是一種刻意的模仿。」
這話一出來。
就連末永雅雄都忍不住鼓掌了。
主要是從這個角度來論述。
真的是太精彩了。
於是，聽完蘇亦這個論述。
末永雅雄忍不住說道，「蘇亦先生，你這是太了不起了。你這樣一個年紀，竟然有如此出眾的才華，真是我們東亞考古學的幸運。」
說完，他又望向夏鼐，「夏鼐先生，真的是太羨慕您了，竟然教授出這樣傑出的弟子，名師出高徒啊！」
他下意識把蘇亦當成夏鼐的弟子了。
對此，夏鼐則有些遺憾道，「抱歉，蘇亦並非我的弟子，他是我們北大蘇秉琦以及宿柏兩位先生的教授出來的高徒。」
聽完這話，末永雅雄也滿是意外。
這個時候，蘇亦連忙說道，「夏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師長之一，這些年，我從夏先生身上學了非常多的知識，同樣夏先生也是我的偶像，更是我學術之路上追逐的目標。」
聽到這話，夏鼐哈哈大笑，「你啊，馬屁精！」
對此，他也沒有否認。
蘇亦今年才16歲，滿打滿算，在北大也就待了半年的時間。
雖然跟宿柏以及蘇秉琦兩人有師徒之名，但誰都知道，這小子就是自學成才。
學術傳承非常雜。
要說蘇亦是他的學生，也不假。
怎麼說，他也擔任過蘇亦的碩士論文答辯委員會主席。
更何況，這孩子未來學術之路還長著呢，他與蘇亦就算沒有師徒之名，未必沒有師徒之實。
要不是對於這孩子太過于欣賞，他又何故把對方推薦加入這一次的學術代表團呢。
只是沒有想到這孩子，才到日本，短短的幾天內，就給他帶來那麼多的驚喜，甚至有些驚嚇。
他甚至覺得，要跟這孩子好好談一談了。
不然，還不知道他會給自己帶來多少驚嚇呢！
因為蘇亦在海獸葡萄鏡的驚艷表現，完全打亂了僵原考古研究所這邊安排的參觀計劃，原本還打算讓他倆參觀其他重要的館藏文物，都來不及了。
甚至，連午餐的時間都延遲了。
要不是後面還有其他行程，末永雅雄都恨不得把蘇亦扣留在僵原考古研究所。
他太稀罕眼前這位少年了，根本就不願意對方就此離開僵原考古研究所。
午餐被安排在僵原觀光酒店一個日式餐廳。
因為招待貴客，被安排到餐廳包廂之中。
典型的日式包廂布局，中央有位置，然後兩邊各設八座。
末永雅雄率先進入包廂，然後率先在貴賓席上拜跪、謙坐。
等客人夏鼐以及蘇亦落座之後，他們才各自入座。
這種日式餐廳的就餐方式，蘇亦頭皮都有些發麻。
主要是他們採用屈膝而坐，外國人根本就沒有辦法適應，因此，末永雅雄就提議大家盤膝而坐。
這樣一來，夏鼐先生才勉強適應。
蘇亦倒是沒啥，他年輕，盤膝而坐，比屈膝而坐舒服不少。
招待非常豐盛。
這是蘇亦來到日本之後，第一次吃到日式料理，之前都是西餐，有些吃膩了，現在換一下口味挺好。
包廂之中，主角當然是夏鼐先生。不少人都過來他席位旁邊跪下遞交名片，他們大部分都是僵原考古研究所的研究人員。
國內目前還沒有流行印發名片這一套，因此，並沒有交換名片。
夏鼐沒有，蘇亦也沒有。
由於蘇亦之前在博物館參觀的精彩表現，日方這邊不少學者都希望跟他結識，在遞交名片的時候，同樣也沒有忽略他，因此他收到不少的名片。
同時，談話過程中，老先生末永雅雄對他非常熱情。要不是當著夏鼐的面，估計老先生都恨不得把他拐回僵原考古研究所當他關門弟子。
主要是太稀罕他了。
因此，原本按照計劃，午餐結束，末永雅雄就要返回僵原考古研究所。
結果，他卻臨時改變計劃，要陪著蘇亦他們到下一站參觀。
對此，把眾人都嚇一跳。
老先生今年82歲了，是僵原考古研究所的精神支柱，可不能跟著他們來回奔波，要是身體出點什麼事情，還得了。
末永雅雄笑道，「諸位不用擔心我，再說我只是陪著夏先生去一趟奈良，並非遠行，無須憂慮。」
最終，僵原考古研究所這邊也沒有辦法勸阻末永雅雄。
只好讓他一名學生管谷文則陪同。
菅谷文則是末永雅雄在關西大學的學生，現在也在僵原考古研究所任職。
蘇亦前世，多少聽說過對方的名字，主要是李水城教授的書《穿越古今：海外考古大家訪談》，有他的採訪文章。
未來這位先生還會去北大留學，拜入宿柏先生的門下，只是沒有想到會在這裡遇見對方。
甚至更沒有想到，對方今年已經37歲了。
在僵原遇見對方，也算是一種緣分。
之前給蘇亦遞交名片的僵原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員裡面，他就在其中。
看得出來，他對於蘇亦也非常感興趣。
前往奈良的路上，趁著末永雅雄跟夏鼐聊天之際，他則主動過來跟蘇亦攀談。旅途上，也不算煩悶了。
原本計劃之中，是留出時間給代表團眾人休息的，但是因為之前在博物館參觀海獸葡萄鏡的時候，蘇亦的驚人論述導致參觀超時了。
因此，趕往奈良的時候，時間就緊張，連休息時間都沒法空出來。
一路上，末永雅雄談興正濃。他非常希望蘇亦能夠在日本期間，就把他今天關於海獸葡萄鏡以及高松家古墳被葬者的身份推斷分析寫成文章。
對此，蘇亦有些為難。
資料不夠，時間不夠，哪裡寫得出來。
對此，末永雅雄說道，「據我所知，蘇亦先生您日文水平不錯，我到時候給你提供一些文獻清單，你可以到京大圖書館借閱。
當然，在寫作過程之中，任何需要我幫忙的，都可以說，到時候，我會讓管谷君來協助你。
同樣，如果有需要的話，我可以代為翻譯成為日文，並且聯繫發表的期刊。」
好傢夥。
從這一點，就說明老先生對他的重視了。
他之前在京大參加座談會，談及三角緣神獸鏡，樋口隆康他們雖然也希望他能夠儘快把文章寫出來，但也沒有這麼急切。
按照末永雅雄這架勢，就是希望他能夠在日訪問期間，把文章寫出來，甚至最好能夠提前在日本的學術期刊發表出來。
這就有些離譜了。
那麼這件事情能行得通嗎？
也不是不行。
就是寫文章涉及一些國內出土的海獸葡萄鏡圖版的問題，不好解決。
畢竟他寫的文章，除要引用不少國內考古發掘簡報之中的內容，還涉及到出土的海獸葡萄鏡實物。
更加關鍵的是，他目前還沒有見到考古所珍藏的獨孤思貞墓出土的海獸葡萄鏡的實物，貿然寫文章，不太合適。
為了穩妥起見，還是歸國以後觀看實物再寫文章比較合適。
至於老先生為啥如此著急。
估計也是想能出一個大新聞吧。
中方代表團的少年天才，通過海獸葡萄鏡再一次論證高松家古墳的年代以及被葬者身份，這也是一個非常值得宣揚的大新聞。
更何況在末永雅雄看來。
蘇亦的文章骨架已經有了，不管是此前在墓葬內論述壁畫的內容，還是在墓葬外論述海獸葡萄鏡的內容，兩者合起來，就是一篇質量非常高的文章。
一個異國天才學者，被本國的考古發現吸引住，並且投入極大的精力來研究相關學術問題，這件事本身就充滿了傳奇的色彩。
末永雅雄太想促成此事了。
然而，對此，夏鼐的態度卻比較謹慎。
蘇亦在國內的知名度已經足夠高了。
不需要如此冒險。
因此，他說道，「蘇亦，你可以把部分的論證內容寫出來，需要國內實物驗證的部分，後面再補上。到時候，可以先把已經完成的草稿交給末永先生幫忙審閱。」
對此，末永雅雄笑道，「夏先生的提及，極好。」
夏鼐這個建議，沒有末永雅雄的提及這麼冒險。
但也比蘇亦歸國以後把文章寫完，再郵寄到日本給末永雅雄翻譯，再交予日本學術期刊發表，速度更快一些。
關於日本的部分，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短時間內修改。不需要一來一回折騰。
同樣，一個82歲的老先生，如此盛情邀約，也不能辜負人家的期待啊。
對於蘇亦來說，這也是一個可行性較高的辦法。
他記憶力不錯，趁熱打鐵，能在日期間把文章趕出來，也挺好。
要是真有一篇文章率先發表在日本學術期刊，再出口轉內銷，那麼在國內的影響力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
顯然，夏鼐也想幫忙促成此事，為蘇亦添加一筆重要的履歷。
在他看來，蘇亦什麼都好，就是太年輕。所取的成績與年紀嚴重不成正比，甚至因為年紀太小，很多事情推動起來都非常困難。
要是蘇亦真的能夠在日本學界取得一定的影響力，對他未來在國內學界的快速成長，會大有裨益。
這一幕，被菅谷文則以及隨行的日本學者聽在耳中，羨慕得眼睛都發綠了。
其中，衝擊最大的，就是翻譯小南一郎。
幾乎中方學術代表團的所有活動他都全程陪同，不管是前幾日的京大座談會，還是今天的參觀活動，蘇亦的驚艷表現他都盡收眼底。
眼前這位少年的天才程度，他比現場任何一個人都感受深刻。
原來這個世界上，真的存在如此天才的人物。
望著旁邊的夏鼐，又望向一臉稚氣的蘇亦，小南一郎滿是感慨，如果不出意外，眼前這位少年，未來一定會成為中國考古領域的領導者，甚至，會成為東亞乃至於全世界都著名的大學者。
他本能的就聯想到他們日本的考古學之父「濱田耕作」，說不定眼前的少年，未來也會成為濱田先生那樣的考古學巨擘。
他甚至覺得，見證這樣一個天才成長為考古學巨擘的過程，也是一件與有榮焉的事情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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