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章 過客


  培訓班設在烏魯木齊,自治區院的報告廳,台下坐著全疆各地州趕來的檢察官,足有一百多號人。

  龔主任親自做的主持。介紹李明鑰的時候,他沒念簡歷,只說了一句:「白楊縣這幾年的幾個案子,在座的多少都聽過。今天不講理論,請她來講路——一個案子,從一封信、一張圖、一冊帳,怎麼走到判決主文里去。」

  李明鑰上台,打開演示文稿,第一頁是白楊河。

  

  她講得實。講水位曲線怎麼從證人鎖在柜子里十幾年的手抄本里走出來,講遙感影像上那個扇形怎麼替死去的胡楊說話,講兩本帳,講洪水衝出來的那截暗管;講養老院,十幾個紅手印,講一塊留給兒子的月餅;講明月工作室,講那間屋子怎麼把辦案、普法、心理疏導、司法救助攏到一個牌子底下。

  講到手抄本那一段,台下有個年輕檢察官舉手:「李檢,要是那位老人一直不把本子拿出來呢?證據鏈斷了頭一環,這個案子還辦不辦得成?」

  「辦得成,但要多走一年的路。」李明鑰說,「所以我說句掏心窩的話——辦案子的功夫,一半在案卷里,一半在案卷外。老人為什麼肯把鎖了十幾年的柜子打開?不是因為我們會說,是因為之前那些事,他看在眼裡了。人心是證據的牆基,牆基不牢,證據摞得再高,一陣風。」

  又有個老檢察問:「扇形那個認定,要是被告方也請專家,兩套專家意見打架,法庭信誰的?」

  「信數據。」李明鑰說,「所以我們從來不把寶押在專家的一張嘴上——三組數據,水利的、衛星的、電網的,各走各的門,進同一個院子。一個專家可以被質疑,三組互不相干的數,沒法商量著一起撒謊。」

  台下筆記聲沙沙地響成一片。

  講到明月工作室,她多講了一段。講那個造謠案里的姑娘,怎麼從不敢進教室,到復學,到當上合作社當負責人;講工作室的司法救助,怎麼跟心理疏導搭著走——錢救急,心救根;講工作室的門,為什麼從來不上鎖——「上鎖的門,擋的不是壞人,是那些鼓了三次勇氣才走到門口的孩子。」

  「各位都是辦案的人。」她說,「我只提醒一句:未檢的案子,辦的從來不是案,是孩子們剩下的人生。」

  講到中間,有一段開場時準備的客套話,她順口說了出來:

  「我來自越州,援疆幹部,在白楊縣,我只是一個過客——」

  話說到一半,她自己停住了。

  報告廳里很安靜。她站在講台上,握著翻頁筆,就那麼停了幾秒鐘。過客。三年前她下飛機的時候,確實這麼定位自己:辦三年案子,交三年差,然後回臨江,白楊縣是履歷上的一站。可剛才這兩個字一出口,她自己先不信了——過客?

  她抬起頭,把那句話收了回去。

  「抱歉,這句重來。」她說,「過客這個詞,今天我用得心虛。三年前我是過客,現在不是了。一個地方,你在哪兒把心放疼過,在哪兒就不是過客了。白楊縣把我的心疼過好幾回——疼過,就住下了。」

  台下掌聲嘩地起來了,經久不息。

  後半場,她索性把講義合上了,站著講。講到最後,她說:「公益訴訟這個活,說到底一句話——替不會說話的東西開口。河不會說話,樹不會說話,躺在養老院床上的老人,說不動了。他們開不了的口,咱們替他們開。這就是檢察公益訴訟存在的道理。」

  課講完了,龔主任送她到樓下,跟她握手。

  「李明鑰同志,今天講得最好的,是你愣住的那三秒。講台上敢說『我說錯了,重來』的人,比講得滴水不漏的人,金貴。」

  送她上車的時候,龔主任忽然問:「期滿了吧?回越州,還是?」

  「服從安排。」

  「我問的不是安排,是你自己。」

  李明鑰想了想:「龔主任,我頭一回,回答不了您的問題。」

  「回答不了,就對了。心裡沒答案,說明兩個地方都放不下了。慢慢想,想明白了,哪個答案都對。」

  車開出老遠,這句話還在她耳朵邊上。

  晚上,她一個人去了烏魯木齊的大巴扎。

  大巴扎比白楊縣的大,比白楊縣的亮,遊客摩肩接踵,烤肉煙火氣沖天,工藝品店的燈光晃眼。她轉了一圈,給阿依古麗挑了一條圍巾,給古麗米娜的直播間選了幾樣新花樣——銅匠鋪子裡的小奶鍋,鏨著石榴花,她想,這東西上鏡,燉奶茶的時候往鏡頭前一坐,就是新疆。攤主開價,她張口還價,維語蹦出來的那一刻,攤主打量她:「本地人?」

  她笑了笑:「差不多。」

  在一家饢店門口,她停下來,買了一隻熱饢,掰了一塊,嚼了兩口,跟身邊的本地大姐搭話:「香是香,就是比我們那兒的,差點火候。」

  大姐笑了:「丫頭,你是哪個縣的?」

  「白楊縣。」

  這三個字出口,她自己先怔了一下——什麼時候起,白楊縣成了「我們那兒」?

  大姐笑得直不起腰:「白楊縣的饢坑是果木燒的,能一樣嗎?丫頭,想家了早點回。」

  想家。她拎著饢走出大巴扎,把這兩個字在心裡翻來覆去——哪個家?

  回到賓館,她給周遠發了條信息:烏魯木齊的饢,沒有白楊縣的香。

  那頭回得很快:那就回來吃。老街的饢坑,我給你留著位置。

  她看著這條信息,笑了。笑完,又有點發怔。

  那一晚,她在賓館的窗前站了很久。烏魯木齊的燈火,一片一片鋪到天邊。她想起三年前第一次飛新疆,舷窗底下那一線雪山——那時候她想,三年,咬咬牙就過去了。如今三年到了,她才發現,咬咬牙過不去的,是離開。

  床頭柜上放著回程的機票信息,她想起抽屜里那份公函,想起回復的期限——那幾天,她把回執填好了,四個字:服從安排。

  手機又震了。是王建國打來的。

  「明鑰啊。」老領隊的聲音還是那麼敞亮,只是今天透著點不一樣的東西,「告訴你一聲,我要退休了。手續下個月辦。三進疆,到頭了。」

  李明鑰握著手機,一時沒說出話。

  她想起綠野職工大會上,他站在台子中央說的那句「一個職工都不丟下」;想起板房裡那張鋪滿表格的桌子,他熬紅了眼,跟她把兩千多人的底數一個下午過完;想起他說「我在新疆待了三茬了,頭一回碰見這樣的」——這個人把人生都分給了白楊縣,如今要走了。

  「別給組織添麻煩,儀式簡單辦。」王建國說,「我就一個要求——你回來,送我。」

  「回。」李明鑰說,「我送您一程,天經地義。」

  掛了電話,她在日曆上圈了一個日子。圈完才發現,那個日子,離她自己的期滿,只隔著幾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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