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本碩連讀的苦與甜
大二那年的獎學金名單，是貼在系樓底下的紅紙榜。
舒揚的名字在一等獎學金那一欄，第三個。她站在榜前看了一會兒，沒跟任何人說，轉身去郵局，把八百塊錢匯回了家。匯款單附言欄，她想了半天，寫了四個字：給媽買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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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後母親的電話打到宿舍傳達室。
「錢收到了！」母親的聲音隔著一千多公里，還是亮的，「儂自家留到用呀！匯回來做啥？媽店裡不缺——」
電話里傳來父親的聲音，遠遠的，在旁邊插了一句什麼。母親改了口：「你爸說，收到了，記下了。」
舒揚握著話筒笑。她知道父親那個「記下了」是什麼意思。父親有個硬皮本子，家裡每一筆像樣的進項都記在上面，記得清清楚楚。這筆錢將來多半會連本帶息地回到她手裡，以嫁妝，或者以別的什麼名義。
「媽，」她說，「天冷了，你和我爸添件衣服。」
「曉得曉得。儂才是，北京冷，被子蓋厚點。」
大三下學期，她進了陸教授的實驗室。
陸教授是系裡的老招牌，搞了一輩子飛行器，書房裡擺著大大小小十幾個飛機模型，全是他自己拿木頭削的。最舊的那一個，是他年輕時候他的老師削給他的。他挑學生不看分數，看坐不坐得住。據說他的原話是：屁股坐不住的，分數再高也不要。
實驗室的日子跟課堂不一樣。課堂上的題都有答案，實驗室里沒有。有一回一組數據反覆對不上，全組查了一周，最後是舒揚在一個邊界條件的取值上找到了出入。開組會的時候她說出來，說完會議室靜了幾秒，師兄當場翻原始記錄，翻到了，抬頭看她，半天說了句：「師妹，你這眼睛可夠毒的。」
進實驗室第三個月，她交上去一份氣動估算的報告。隔了一周，報告發回來，最後一頁，陸教授拿紅筆寫了一行字：思路是笨的，數是對的。搞飛機，笨比巧金貴。
那天晚上，同實驗室的師兄湊過來看那行紅字，咂咂嘴：「師妹，陸老師這個評價，我讀了五年書，就見著過兩回。」
「還有一回給誰了？」
「給他自己。」師兄說，「他年輕時候的老師批在他本子上的，就這幾個字。他裱起來了，掛在書房。」
舒揚後來去陸教授家送材料，特意看了一眼。書房牆上果然掛著一個鏡框，裡面是一本發黃的作業本攤開的一頁，紅筆批字，筆鋒瘦硬：思路是笨的，數是對的。
那天從陸家出來，陸教授送她到樓下，忽然說：「小舒，飛機這個東西，跟別的東西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別的東西，你糊弄它，它糊弄你。飛機這個東西，你糊弄它，它要人的命。」老人背著手，看著樓下晾的一排床單，「所以你記住，圖紙上每一筆，都有人拿命去試。咱們坐著寫字的人，得對得起站著試的人。」
研一那年，她在實驗室的窗台上養了一盆多肉。
是從校門口的地攤上買的，兩塊錢，一小坨，賣花的也說不上名字。她給它起了個名，叫阿福。師兄們笑話她，說搞飛行器的人養個多肉還起名字。她說，實驗室里全是數，得有個活的東西看著。
阿福很好養，一個禮拜澆一回水，就是外出半個月回來，它還是那個樣子，敦敦實實地蹲在窗台上。有一回師兄做試驗熬夜，順手把泡麵湯潑了半杯在它盆里，她心疼了好幾天，阿福倒沒事，反倒躥出一截新芽。她跟人學這個事，末了說：你看，阿福命硬。
後來她才知道，她養的不是多肉，是她自己給自己留的一點不慌不忙。
2005年夏天，何敏畢業了。
本科四年念完，上海一家民航單位來校招人，一眼看中了她。起薪的數字傳回宿舍，全屋譁然。
離校前一晚，何敏拉著她去學校東門外的館子吃飯，點了一桌子菜。
「舒揚，我說句實話你別生氣。」何敏給她倒飲料，「你念本碩連讀，再熬兩年，出來去什麼西南的廠，山溝溝里，一個月掙那點。你說你圖什麼？」
「圖我喜歡。」
「喜歡能當飯吃？」
「能。」舒揚夾了一筷子菜，「我的飯量小。」
何敏瞪著她，忽然笑了，笑完眼圈又有點紅。
「行吧。你這個一根筋。」她從包里摸出個小盒子推過來，「這MP3，我用舊的那個。裡頭歌給你拷好了，就一首。」
舒揚打開，銀色的，裡面只有一首歌，還是那首《蝸牛》。
何敏說，「就這首歌，我走到哪兒存到哪兒。當年我就說了，這歌是寫你的。」
送站那天，北京西站，人多得望不到頭。何敏檢票進去，走了幾步又跑回來，隔著欄杆抱了她一下。
「舒揚，對自己好點。」
「嗯。」
「有空來上海，我請你吃好吃的。」
「嗯。」
火車開了。舒揚站在原地沒動。何敏的新生活從這天開始了，明亮的，體面的，一步步向上的。她替朋友高興，是真高興。只是那天夜裡回到空蕩蕩的對鋪底下，她躺了很久，心裡有個地方不受控制地不知所措起來。
第二天起床，她把那一下疊好，壓進日子最底下，接著去實驗室了。
研二那年冬天，她有過一回撐不住。
課題的一組數據怎麼都對不上，連續四十天，每天驗算到後半夜。第四十一天的凌晨兩點，計算機房只剩她一個人，屏幕上還是那組對不上的數。她盯著看了十分鐘，忽然站起來，下樓，在樓梯間坐下了。
樓梯間沒暖氣，冷。她抱著膝蓋坐在台階上，沒哭，就是坐。腦子裡翻來覆去就一句話：我是不是真的不行。
窗外有火車過，哐當，哐當。她想起報到的第一夜，也是這個聲音。那時候她什麼都不知道，只有一股勁；現在知道得多了，反倒開始怕了。知道自己差多少，比不知道，難受得多。
坐了半個小時，她凍透了，站起來，拍拍褲子，上樓。
第四十三天，問題找到了。是她引用的一個經驗公式，適用條件里有一行小注，她漏看了。
那天她把那行小注抄在筆記本第一頁，抄完在後面加了一句：你看，天沒有塌。
六年就這麼過去了。
六千多頁筆記，四十多根用完的筆芯，一個坐穿了的圖書館專座，和一盆越長越敦實的阿福。
答辯那天，她在台上站了四十分鐘。底下坐著五位老師，陸教授坐在最邊上，從頭到尾沒問一個問題。散場的時候，他在走廊上叫住她，只說了一句：「論文寫得笨。」
她還沒來得及心裡一沉，老人又補了兩個字：「踏實。」
說完背著手走了。她後來琢磨，這大概是陸教授這輩子給學生最高的評價了。
2007年2月，陸教授把她叫到辦公室，桌上攤著她的去向意向表。
「想好了？幾個設計院都想要你，北京，上海，都有。」
「想好了。」舒揚說，「我去蓉都。」
陸教授抬起頭：「蓉飛？」
「嗯。」
老人盯著她看了半天：「北京的大院留不住你？平台大，項目多，離——」
「老師，」舒揚說，「南邊兒，離海近。」
陸教授愣住了。蓉都在盆地里，離最近的海也隔著一千多公里，這話從地理上講根本不通。可他看著面前這個學生，忽然就不問了。教了四十年書，有些學生的話，不必聽懂，只需要聽懂那份不容置疑。
「去吧。」老人最後說，拉開抽屜，拿出一支鋼筆放在意向表上，「搞飛機，就得去造飛機的地方。這支筆跟了我三十年，送你了。」
「老師，這太——」
「拿著。」陸教授擺擺手，重新低下頭去看文件，像是不願讓她看見自己的表情，「到了那邊，好好干。別給我丟人。」
臨走那天，她把阿福用報紙包了三層，塞進隨身的包里。師兄看見了，笑她：「人還沒到，它先報到了。」
「它資歷老。」她說。
去車站的公交上，她回頭看了最後一眼那片紅磚的樓。六年，來的時候是個什麼都不知道的湖州姑娘，走的時候，包里有畢業證，有一頁紅筆批語，有一支舊鋼筆，有一盆多肉，還有一把傘骨彎了、傘把上纏著白膠布的傘。
東西都輕，加在一起不到十斤。
可她覺得自己這六年，重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