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別人一起感同身受
有一個句子像是一顆靈丹妙藥，它可以瞬間平息爭執，消除怨恨，製造好感，並使人們開始注意地聽你講話。是什麼樣的一句話有這麼大的魔力呢？
這句話就是：「你說的我也有同感，我要是你，也會這麼做！」
世界上最陰險狡猾、性格固執的人聽到這話，氣也會全消了。而且你完全可以真心誠意地說出這番話，因為你是他的話，你當然也會有一樣的感受，這是句大實話，放之四海而皆準，絕非是騙人的！就拿艾爾·卡彭舉個例子，假如你遺傳了他的身體、性情，思想也和他空前一致，而你也擁有和他一樣的成長環境與經歷，那麼你就有可能和他做出同樣可怕的事來。他之所以淪為通天大盜，和這些因素有著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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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是一條響尾蛇，唯一的原因是，你的父母不是響尾蛇。你不會跟牛接吻，不拿蛇為神明，唯一的原因是，你沒生在勃拉烏波答河岸的一個印度家庭中。
所以如果你是個成功人士，那麼其實和你自己的關係不大。同理，那些脾氣不好、心胸狹窄、不講道理的人之所以成了那個樣子，也不能怪他們，他們也不想成為那樣的人，所以他們也是可憐人，咱們應該為他們感到惋惜和同情。約翰·柯常說的一句話就是：「當你看到街上一個搖搖晃晃的醉漢時，你必須要知道如果不是上帝的恩惠，你也會和他一樣。」
據統計，你遇到的人中，有四分之三的人都值得同情！如果你給予他們同情，他們會很感激你的。
有一次，我在電台做嘉賓時，說到《小婦人》的作者路易莎·梅·奧爾柯特女士。我當然要提及這部著作是她在麻薩諸塞州康科德生活的寫照，小說也是在這個地方完成的。但是我一不小心把麻薩諸塞州說成了新罕布夏州，假如說一次也就算了，但是我竟然說了兩次。這一下算是捅了馬蜂窩，一時間各種的信函、電報像雪片一樣飄來指責我！謾罵我！就像一群胡蜂似的，繞在我的頭上「嗡嗡嗡」的。其中有位老貴婦，她出生於麻薩諸塞州康科德，現在她住在費城，她給我寫的信中充滿了侮辱的言語，就好像我把奧爾柯特女士說成是紐幾內亞的食人族一樣。我看完她那封信後，對自己說：「感謝上帝，幸虧她不是我老婆。」
我打算寫封信告訴她，就算我弄錯了地名也罪不至死啊，可是她卻連一點兒最基本的禮節都不懂，出口傷人是不是太過分了呢？我打算用最惡毒的語言批判她，說不定寫到最後我還會撩起衣袖去告訴她，我對她的印象，是多麼的惡劣。可是，我並沒有那樣做，我忍住了。只有傻瓜，才會那樣做。
我可不能和傻瓜一般見識，所以我決定不跟她計較，我對自己說：「如果我是她的話，可能也會有同樣的感覺。」貴婦們心中的女神被我搞錯了出生地，我覺得她心裡不舒服也是正常的。後來我去費城的時候，打了個電話給這位貴婦，當時談話的內容，大概是這樣的：
我在電話里說：「夫人，幾個星期前，您寫了一封信給我，在此我要表示感謝！」
電話那頭傳出柔和、流利的聲音，你一點兒都不會和寫那封信里的那個女人聯繫在一起，她問道：「你是哪一位，很抱歉，我聽不出聲音來？」
我對著話筒說：「對您來講，我只是一個陌生人，我叫戴爾·卡耐基。數星期前，您聽電台廣播，然後就寫信指出我那個無法寬恕的錯誤。把《小婦人》的作者奧爾柯特女士的出生地搞錯了，那時候我不知道哪根筋搭錯了。我為了這件事向您道歉，您還花費這麼多時間，寫信指正我的錯誤，我要對您表示謝意。」
她在電話那頭說：「我很抱歉，卡耐基先生，我在信里粗魯地向你發脾氣，要請你包涵、原諒才是。」
我堅持說：「不，不，都是我的錯，該道歉的是我，即使是個小學生，也不會弄出像我那樣的錯誤來。那件事，我已經在電台更正過了！現在我親自向您道歉，希望您能原諒我。」
她接著說：「我生長在麻薩諸塞州的康科德。兩百年來，我的家族在那一帶一直很有聲望，我以我的家鄉為榮。當我聽你說奧爾柯特女士是新罕布夏州人時，我實在太難過，所以才寫了那封言語過分的信。這封信使我感到愧疚、不安。」
我說道：「實話跟您說，我比您難過十倍。我的錯誤，對麻薩諸塞州來講，並沒有什麼傷害，可是對我自己卻是沉重的一擊。像您這樣一位有身份、有地位的女人，很難想像您會給電台寫信的。以後我如果再說錯什麼話，只要您聽到了，就寫信給我。」
她在電話那頭說：「你這種願意接受人家批評的態度，我十分欣賞，我願意跟您交個朋友。」
從這幾分鐘的電話內容來看，當我理解了她的初衷，向她致歉時，我也同樣得到了她的諒解和道歉。我能控制住自己的脾氣，這點我自己感到很滿意。我覺得傳遞善意，要比你直接跟她說「你去死吧！」，要開心得多。
但凡當過美國總統的人，都會遇到很多棘手的人際關係問題。塔夫特總統也不例外。他曾經說過他的經驗之談，同情是消除隔閡最有效的藥物。在他的著作《倫理中的服務》一書里，塔夫特舉了一個很有趣的例子，他是如何讓一個對兒子失望至極又恨鐵不成鋼的母親，平息了心中的怒火。書中寫道：
住在華盛頓的一位太太，她丈夫在政界相當有勢力；她纏著我將近兩個月的時間，要我替她的兒子安排一個職位。她還拜託了議院中的幾位參議員，來替她兒子說好話。可是那個職位是一個關鍵的技術崗位，而不是給一個官二代消遣用的。所以經該部的部長推薦，我委派了另外一個人，之後我就接到那位母親的來信，她指責我忘恩負義，還說我不厚道，舉手之勞的事都不願意幫她。她還說她曾如何勸說她那一州的代表，讓他們支持我通過了一項重要法案，可是我卻用這種形式報答她。
當你接到這樣一封信的時候，第一反應就是要如何措辭，回擊這個既粗魯又魯莽的人，接著，或許你就準備動筆寫信了。可是，如果你是一個聰明的人，你就會把這封信放進抽屜里，兩天後，再把這封信拿出來。像這類信，遲幾天回信，也不耽誤事。但你那時的氣早就消了，也就不會用過激的言語衝撞對方了，我就是這麼做的。我坐下來盡力用最客氣的言語寫了封回信，告訴她，我知道一個做母親的，遇到這種事情時，會感到很失望。可是我坦白地告訴她，委任那樣一個職位，並非是我一個人說了算，而且那個崗位對於技能的要求很高，必須找一個合適的技術人才才可以勝任，所以我才另派他人。我希望她的兒子在他現有的工作崗位上努力工作，以期將來有所成就。那封信平息了她的怒氣，她寄了一封簡訊給我，對她上次的事表示抱歉。
但我所委任的那個人，短時內還不能到崗。過了幾天，我又接到一封署名是她丈夫的來信，可是信上的筆跡卻跟之前的那一封完全一樣。
這封信上說他太太由於這件事，而患上神經衰弱，現在臥床不起，也懷疑胃上長了一個瘤。為了讓他妻子恢復健康，他懇求我，那個位置能不能由他的兒子頂替。我不得不再回一封信，當然這封信我是寫給他丈夫的。首先，我希望他太太早日恢復健康。我非常理解他妻子對兒子的一片苦心，可是這是政府的政令，豈能朝令夕改，已委派的人是不會被輕易更改的。幾天後，那人也正式上任了。就在我接到她丈夫那封信的第二天，白宮舉行了一個音樂會，最先到場向我和我夫人致敬的，就是這對夫婦。
索爾·胡洛克是美國第一位演出經紀人，他和諸如夏利亞賓、伊薩多拉、鄧肯、巴普洛娃這樣的世界級藝術家打了半輩子的交道，有二十多年的經驗。胡洛克告訴我，這些藝術家往往都很有性格，喜怒無常，要應付他們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他和這些明星交往的過程中，學會了理解，理解他們可笑、古怪的脾氣和特立獨行的做派。
胡洛克曾擔任世界低音歌王費多爾·夏利亞賓的經紀人，而且一干就是三年。最讓胡洛克傷腦筋的是，夏里亞賓在生活中可不像他在舞台上那樣受人喜愛，他就像一個被寵壞了的孩子。用胡洛克的話說：「無論從哪方面看，他都像是一個折磨人的惡魔。」
例如：晚上有演唱會，夏利亞賓會在當天的中午打電話給胡洛克說：「索爾，我覺得很不舒服，我喉嚨疼得很厲害，今晚我不能登台演唱了。」胡洛克聽他這樣說會同他爭辯嗎？不，胡洛克才不會這樣做！他知道做一個藝術家的經紀人，絕對不能這樣處理有關明星的問題。所以，他會立即趕到夏利亞賓住的旅館，顯得十分惋惜地說：「我可憐的朋友，我馬上去通知取消今晚的演唱會，你損失點出場費倒不算什麼，可是你的名聲也會跟著折價啊，太不幸了。」
夏利亞賓聽胡洛克這樣講後，他有些猶豫了，嘆了一口氣說：「索爾，你等一會兒再來好嗎？下午五點鐘來，看那時我的情形再定奪！」
到了五點鐘，胡洛克先生再去找夏利亞賓，堅持要替夏利亞賓取消當晚節目。可是夏利亞賓卻說：「你晚一點兒再來，到那時，或許我會好一點兒！」
到了七點半，這位低音歌王終於答應登台了。他唯一的條件，就是要胡洛克上台告訴觀眾夏利亞賓患了重感冒，嗓子出了問題。胡洛克會假意答應下來，因為只有這樣夏利亞賓才會登台獻唱。
阿瑟·蓋茨博士在他那部著作《教育心理學》中這樣寫道：
人都渴望別人的同情。孩子們會大哭大鬧顯示他們的脆弱，有的甚至於故意弄傷自己，以博得大人們的同情。成人們也是如此，他們會把自己的心理創傷有意無意地說出來，他們特別願意講自己所患的疾病，特別是動手術的經過。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講，任何人都渴望被憐憫。
所以，請記住第九項原則：
與別人一起感同身受。